在复旦经济学院建院四十周年之际，第十届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于11月23日在上海隆重举行。

会上大咖云集，原重庆市长黄奇帆、北大新结构经济学院院长林毅夫、中国国际交流中心资深专家委委员及IMF前总裁朱民，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吴晓求教授等学者发表了精彩的演讲。

本文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在上午场的压轴演讲，观察者网经张军院长授权整理、审定后发布。后续还将陆续发布其他嘉宾的精彩发言，敬请关注。

张军：

今天想交流的话题，与前面几位嘉宾的分享、特别是朱民老师的后半部分内容有一定交叉。这也是我最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我们这些年持续强调“扩内需”，究竟是什么意思？

扩内需即是减少出口依赖

2022年11月，《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将扩内需提升至战略高度。在当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202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均延续了这一表述。现在，实际上“十五五”规划中也把扩内需作为一项战略，要进行相应的布局。从理论层面来思考，将扩内需作为一项战略究竟意味着什么？

如果着眼于短期内的宏观经济稳定，应该强调的核心在于扩大总需求，这其中既包括内需，也包含外需，特别是出口。那么，为何我们当前更加强调内需？我想这当中必然存在一种战略性考量，即希望降低中国经济对出口的过度依赖。正如刚才朱民老师所言，我们并非不要出口，关键在于出口过多会引发一系列问题。

当前，许多媒体包括公众对扩内需的理解往往趋于狭隘，几乎将其等同于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如果是这样，我们可以把扩内需理解成投资与消费的“再平衡”。过去，我们的投资需求占比较高，但随着基础设施建设高峰期过去，投资支出增速趋于平缓。此时，有必要扩大居民消费支出的占比，实现内需结构的优化，同时保障需求总量的稳定。

由于时间关系，我将重点讨论前一个问题：即如何实现扩内需战略？

若将扩内需作为国内未来发展的长期战略，则事实上意味着需要持续降低对出口的依赖程度。的确，现在过高的出口占比不仅引发了贸易摩擦与关税战，还会被指责向全球输出通缩。而出口竞争也会带来通缩，通缩会抑制国内要素收入的提升，包括导致劳动力收入增长缓慢，进而对总需求产生收缩效应。

中国已是一个依赖内需的国家，出口依存度已大幅下降

这就引发出两个关键问题：第一，我国当前出口规模是否真的过大？判断依据不应仅限于绝对量，更应关注其相对于经济总量的比重，并需要进行跨国比较，包括与美国对比。

其次，扩大内需必然会相应增加进口。因此，若要进一步降低对出口的依赖，理论上就应降低对净出口（贸易顺差）的依赖。我们需要审视中国贸易顺差的历史性变化，并探讨政策层面如何进行调整以实现其缩减。

在流量上，一国的GDP等于国内支出（即内需，包括居民消费、政府消费与总投资）加上贸易余额两部分需求构成。贸易余额可正可负，理论上亦可为零。因此，内需规模在流量意义上可以大于、等于或小于GDP，这完全取决于贸易余额的状况。

由于中国长年保持贸易顺差（仅少数年份例外），这意味着若要进一步扩大内需，就必须将贸易顺差最小化，甚至可能未来要维持贸易逆差。否则，我们无法确定扩内需战略的理想目标，因为这取决于我们对合意贸易余额的界定。但无论如何，若将扩内需作为中长期战略，我们就需要致力于将贸易顺差最小化，长期来看，甚至不排除转向贸易逆差。

我们可以通过这张图来理解内需与GDP的关系：这是流量，四种颜色代表所有的需求构成，长方形的高代表GDP，所以内需实际上可以大于或小于GDP，取决于最上面那个绿色部分（贸易余额）的大小。

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只有两三个短暂的时期，这四块颜色的面积加起来超过了GDP（1985年、1988和1993年左右），那几个时期我们出现了贸易赤字。其余时期中国都是保持贸易顺差的，也就是说，内需规模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小于GDP的。

美国的情况正相反。我们都说美国经济是以庞大的内需来支撑的，事实上美国的内需规模这几十年来都是大于GDP的，根源在于长期存在贸易赤字。

接下来我们先看一下中国的整个贸易规模，特别是货物贸易占GDP的比重，因为中国主要的出口是货物或制成品出口。刚才黄（奇帆）市长谈到了服务贸易，我们等下也会涉及到。首先看进出口货物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从图上可以看到（见下图），我们的贸易规模曾在2006年达到64%的峰值，2024年已降至36%左右。相比之下，美国2024年的进出口货物贸易总额占GDP比重约为25%。

作为两个超大型经济体，中美的整个贸易规模相对其经济总量而言均不算高。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出口规模很大，但中国已是一个内需主导的经济体。

将两国贸易依存度数据置于更长时间维度下（2000年至2024年），并与其他中小型开放经济体对比，便能体现大国的典型特征：尽管贸易规模总量庞大，但相对于GDP的比重，远低于中小型开放经济体。

其次，观察一下出口占GDP的比重：中国的货物出口占比在2006年达到36%的峰值后持续下降，2018年为20.5%，2023年为19.7%，2024年进一步降至18.8%左右。今天也基本是这个水平。美国的占比约为11%，比我们低一些。

这再次印证，两个大国的出口规模很大，但是相对经济规模的占比并不算高。如果对比其他中小国家更明显，以2023年的数据计算，日本的出口依存度为21.8%，英国31.7%，德国43.4%，韩国44%，越南87.2%，法国34.3%，西班牙38.1%，意大利33.7%，土耳其31.9%，荷兰88.5%。全球平均值为29.3%。

因此，今天在讨论扩内需战略时，我们必须明确一个基本观念：中国已是一个内需主导型国家，这是由其大国经济体特征决定的，在需求上并非高度依赖出口或贸易。

要进一步扩大内需，就必须降低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

尽管如此，我国依然长期保持较大的贸易顺差。2024年，我国货物贸易顺差接近1万亿美元，占GDP比重超过5%。但是在本世纪初顺差占比相对较低，那个时候大概在1-2%（见下图）。

这意味着，尽管中国是内需主导型国家，但其内需规模依然显著小于GDP。因此，强调进一步扩内需，就必然需要大幅缩减贸易顺差才能实现。虽然我们的顺差受汇率、关税等因素影响而波动剧烈，但总体趋势可见：峰值出现在2006-2007年，之后一路下行，但疫情前几年又开始回升。

当然，一国的贸易活动除货物贸易外，还包括服务贸易，就是黄市长谈到的服务贸易问题。中国对全球的服务贸易呈逆差状态（与美国相反），约为2290亿美元，占GDP比重约1.1%。将货物与服务贸易合并考察，中国总贸易顺差占GDP比重约下降1个百分点，趋势是一样的，只是绝对值降低了约1个百分点。

至此，今天讨论的这个问题已较为清晰：要进一步扩大内需占比，就必须降低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例如，若目标是使贸易基本实现平衡，也就是顺差占GDP比重下降到0-1%的水平，则意味着需在当前基础上降低约4个百分点以上。

美国的情况则完全相反：其货物贸易持续逆差，但服务出口规模巨大，导致其经常项目（包括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余额，再加上一些投资收益）整体仍为逆差，因为货物贸易逆差过大。

所以，我们现在要考虑的问题跟美国的问题是完全相反。特朗普现在搞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考量的并非扩内需，而是如何压缩内需，以期从根本上缩减其经常项目逆差。

基于上述分析，我的基本判断是：若未来5-10年我们能将中国货物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维持在0-1%的区间，甚至长期来说转向逆差，那么中国的内需规模整体上可望扩大至相当于GDP的4%至5%的水平。若实现贸易逆差，内需扩张幅度将超过5%。

考虑到服务贸易现有约1%的逆差，要实现上述中长期目标，无非两种路径：其一，将服务贸易逆差扩大至占GDP的4%以上（从当前的1%基础上提升）；其二，将货物贸易顺差从当前占GDP的5%大幅缩减至1%或实现平衡。这为“扩内需”这一定性目标提供了可量化、可执行的政策锚点。

政策选项

如设置上述目标，预示着中国未来将面临重大的政策抉择：

第一，更大范围地开放服务业市场，也就是刚才黄奇帆市长和朱民老师讲的问题，若选择扩大服务贸易逆差的路径，则意味着要大幅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因为现在的服务市场实际上是受保护的，有很多的非关税壁垒。

今年8月，国务院以“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积极培育外贸发展新动能”为主题，进行第十五次专题学习；李强总理在主持学习时，明确提出“推动服务贸易制度型开放”，核心在于加强同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对接，将现行的“正面清单”管理模式朝“负面清单”转变。

我觉得政府高层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刚刚朱民老师、黄市长也讲到这个问题，中国的服务贸易占整个GDP的份额太小了，唯有通过扩大开放、增加服务进口，才有可能为扩大国内总需求创造空间。

第二个政策选择是，人民币要大幅升值。我想这个升值幅度是比较大的，要10%到30%。很多美国经济学家对本国的贸易不平衡问题进行过测算：如果要将美国贸易逆差缩小到一个接近平衡的水平，美元要贬值40%以上。

从这个意义来说，中国要实施进一步扩内需的战略，意味着要进一步扩大服务贸易逆差，以及对汇率大幅度升值。

当然，从长远来说，放宽服务贸易市场准入、压缩服务贸易的负面清单，肯定是有助于大幅提升中国服务业的生产率，创造更多增加值。李强总理在学习会上也谈到这个问题，高层对于这些问题看的比较清楚。但我们还没有到看到具体的改革时间表，要达到什么样服务进口规模？服务逆差会容忍到什么水平？现在都还没有答案。

很多人担心人民币大幅升值短期内会带来很大的冲击，不过，长远的好处是很大的。人民币升值会加快中国制造业的结构升级，提高国内非贸易部门的估值，鼓励更多的高端服务进口。同时，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汇率的升值会重新平衡工资跟物价的关系。汇率过低，其实会导致通缩，货币工资基本上是不增长的。而人民币升值，会重新平衡工资与物价的关系，长期来说会显著提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中国消费率低，是因为公共服务价格太便宜

刚才好几位嘉宾谈到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过低的问题，说到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我的看法。

刚才林毅夫教授在演讲中多次提到购买力平价（PPP），这是一个联合国的国际比较项目（ICP），由世界银行来执行。他们在2017年测算、2022年发布的购买力平价数据显示，人民币对美元的总体PPP约为4.2，就是说1美元的购买力等于人民币4.2元的购买力。而现在人民币对美元的市场汇率基本上是在七点多的水平。

他们的测算显示，中国在医疗、卫生、教育、住房、公共事业、交通等服务性领域当中，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的购买力平价均小于3。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1美元在美国购买医疗、教育或交通、通讯等服务的价值，在中国仅需不到3块钱人民币即可买到同等服务的价值。说明在这些服务部门当中，我们国内的价格是被严重扭曲、压低的。

考虑到老百姓的消费当中最重要的项目就是这些公共服务的消费，而这些服务又特别便宜，所以中国居民的消费支出中，服务消费的占比相对于其它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就显得特别的低。这是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占比偏低的主要原因。不仅如此，因为这些服务价格过低，也决定了居民的货币收入水平不高。

我看到的数据，中国医疗服务的购买力平价只有2.3，说明中国的医疗服务价格实在是太便宜了。有人测算，我国的总体医疗服务价格比世界平均水平低至少三分之二。平均而言，美国的住院价格是中国的23倍。我想在座的Peter Petri教授会告诉大家，在美国住院的价格是多么贵。

中国的教育服务价格也是被严重扭曲的。2017年中国居民的教育购买力平价是2.9。美国一个全日制本科生，平均每年的学杂费大概是15830美元。中国一个本科生平均一年的学杂费是10824块人民币。从这个意义上说，购买力平价是1美元等于0.684人民币。我讲这些的意思是说，实际上到今天为止，中国的服务部门并没有得到正确的估值，缺乏市场化的转型，这跟制造业完全不一样。

事实上，这些服务行业今天依然是被纳入到国家部门的，所有的从业人员都是国家雇员，实际上是靠财政（编制）来负担的服务价格压得很低，雇员的收入也就不会高。

前不久，我跟同事写了一篇关于财政负担人口的文章，在网上很火，甚至在小红书上收到了极好的评价。我想大家非常关注中国被体制包裹着的这些服务部门，特别是公共服务领域。价格扭曲非常严重，而且总体上影响了我国居民收入的工资增长。

要扩大中央政府的民生支出？

有人会说，为了扩大内需，可以直接增加政府的开支。刚才几位嘉宾也谈到这个问题，中央政府现在的确有扩大开支的空间。中国也的确需要加大对民生领域，特别是对社保、教育、医疗、公共住房保障的支出。

我这里使用盛松成教授和同事们在一篇文章中提供的一张图，具有一定的直观性。各国对政府开支的统计口径其实有很大的不同，这个图粗略地显示，中国在社保支出、医疗、住房、教育，也就是政府的民生支出占GDP的百分比还是相对非常低。

现在为了扩大内需占比，我们当然有理由提出一个最直接的办法，就是中央政府统筹更多的民生支出。

李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谈到这个问题，即总的方向还是中央政府进行更多的统筹，一方面减轻地方政府的负担，另一方面缩小各地区之间在民生支出上的差别。

现在的问题是，中央政府加大对民生开支的潜力到底有多大？这其实取决于政府的融资能力。刚才晓求谈到了这个问题，我的数字跟他刚刚讲的非常接近。现在我国宽口径的债务占GDP比重已经是100%了，当然我们还有一定的空间，但需要深入研究。 要考虑中国在债务融资上的空间到底有多大，特别是政府的债务融资用于加大民生开支上的空间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只有做了非常精准的研究才能回答这个问题。

但我想总的方向无非是，要么大幅升值人民币，缩小制造品或者货物贸易的顺差，要么放开服务业的准入限制，扩大服务贸易逆差。综合起来，大概可以将内需占GDP的比重扩大4-5个百分点。

中国进入逆差时期的可能性很小

但长远来说，中国有没有可能进入类似美国那样的逆差时期？我个人觉得可能性不大，国情不同，条件不再。特别重要的是，我们已在经历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和总人口规模的下降，这个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对我们产生了非常关键的影响。

最近我注意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有一个研究，把一些国家未来几十年的人口变动情况作为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然后结合这些国家的经常项目余额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的结论很有意思。

下面这个图也是我给大家展示的最后一张图。他们预测从现在到2050年，各国人口变化基本上分为两类，一类是人口负增长，一类是正增长。研究发现，未来人口负增长的国家，比如左上方的德国、韩国、日本、意大利、中国等等，都会维持贸易顺差，基本上不太可能出现逆差。原因很简单，这些国家都会因为快速的人口转变而经历内需的收缩。

只有那些人口还在正增长的经济体，特别是有着高增长潜力的国家，未来才有可能出现贸易顺差的前景。所以中国最终不会像美国那样进入到长期逆差的阶段，中国已并不具备美国在战后的那些条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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