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春华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加大差异化政策支持力度，促进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等振兴发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民族地区多属于资源富集区、水系源头区、生态屏障区、文化特色区、边疆地区，既面临跨越式发展的难得机遇，也遭遇“数字鸿沟”与技术迭代的严峻挑战。“十五五”时期，如何让新质生产力促进民族地区现代化“根深叶茂”，浇灌出各民族共同富裕的“繁花硕果”，是必须回答的时代命题。

　　新质生产力是推进民族地区现代化的强大引擎

　　新质生产力为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提供“澎湃动能”。民族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往往伴随着生产力的重大变革。“十五五”时期的新质生产力，可助力解决民族地区“发展质量与效能”的问题，大力促进其跨越式发展。

　　新质生产力可助力缩小区域差距，实现“换道超车”。传统工业化遵循梯度转移理论，民族地区多处于产业链末端，承接高耗能、低附加值产业。而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主导，有利于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生产力发展路径，使边疆民族地区从开放末梢变成前沿枢纽。数智技术的普惠性、绿色转型的政策红利、新兴产业的空间重构，为民族地区提供了“换道超车”的可能。通过技术扩散和产业溢出效应，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利于缩小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在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生物科技等新赛道上，地理距离被数据流动消解，资源禀赋被技术转移激活。民族地区凭借丰富的风光资源、独特的生物多样性及后发优势，完全有条件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与东部地区处于同一起跑线，甚至在某些细分领域实现领跑。这种生产力布局的重构，是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战略契机。

　　新质生产力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配备“全轮驱动”。民族地区关键矿产等战略资源丰富，发展新质生产力可提升资源自主可控能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5G、人工智能、物联网在民族地区的深度普及，有利于推动各族群众实现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数字经济打破物理空间的阻隔，让边疆与内地在经济循环中深度交织；数字文化破除认知壁垒，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云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种基于高科技的紧密连接，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深具韧性的社会纽带。

　　因地制宜构建民族地区“新质产业体系”

　　发展新质生产力，切忌“一哄而上、产能过剩”，应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结合“十五五”规划导向，民族地区应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在以下三个维度实现产业突围。

　　从“能源基地”向“算力高地”跃迁。“十五五”时期是国家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窗口期。西部民族地区拥有全国80%以上的风光资源，具备新能源资源的巨大比较优势。但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止步于“挖煤卖油”或简单的“发电输电”。要利用内蒙古、青海、新疆等地的气候与能源优势，承接国家升级版“东数西算”工程，建设国家级绿色数据中心集群。通过将清洁能源就地转化为算力资源，打造“绿色算力”产业链和价值链，形成助力国家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的算力基地，让民族地区成为支撑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座”。

　　从“原始业态”向“数智产业”升级。民族地区是中华生物多样性的宝库，也是特色农牧产品的原产地。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体现在利用现代生物育种、合成生物学等技术，对民族医药进行科学化解析与标准化生产；体现在利用区块链、物联网技术建立全流程追溯体系，让高原特色农产品卖出“数智价”。要利用新质生产力，将民族地区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推动传统农牧业向现代产业转型，让“土特产”插上科技的翅膀。

　　从“景点旅游”向“数智文旅”迭代。民族地区的壮美山河与多彩文化是宝贵资源。在元宇宙、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技术加持下，“十五五”时期的文旅产业将发生质变。要推动民族文化资源的数字化采集与重构，打造沉浸式体验空间，让游客在虚拟与现实的交互中深度感知中华文化的魅力。这不仅有利于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更有利于通过现代技术讲好中华民族故事、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

　　以新质生产力推进民族地区共同富裕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单纯的GDP增长，而是为了更好满足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通过“算力换人力”“数智增价值”“绿色转金色”等路径，民族地区有望在“十五五”时期实现生产力质的飞跃，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民族特点的共同富裕新路。

　　以“技术红利”弥合“数字鸿沟”，让新质生产力成为普惠生产力。在“十五五”时期，要高度警惕技术变革可能产生新的社会分层，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大对民族地区新型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通过“互联网+教育”，让北京、上海等较发达地区的优质教育资源及时输送到雪域高原、大漠边关，阻断返贫与贫困代际传递；通过远程“人工智能+医疗”，提升民族地区基层医疗水平，防范因病致贫。

　　完善利益联结与分配机制，让群众共享产业链增值收益。随着“资源输出”和“财政转移支付”模式的边际效应递减，在民族地区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必须通过制度创新和高质量高效能的新质生产力，探索“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牧民变股东”的有效路径，让手机成为新农具、数据成为新农资、直播成为新农活，构建各民族“高质量发展利益共同体”。要鼓励村集体经济组织参与光伏、风电等项目开发，确保产业发展的红利更多留在当地，留给农牧民。

　　通过对口支援的“数智升级”，提升民族地区内生发展动力。民族地区不能再走简单承接落后产能转移的老路，必须以新质生产力为引擎，实现生产力迭代与生产关系重塑的双向奔赴。“十五五”时期的对口支援，应从“输血”充分转向“造血”，从单纯的资金项目援建转向技术转移与人才培养。较发达地区应通过“候鸟式”柔性引才、东西部人才协作等机制，向民族地区开放技术专利、共享创新平台，帮助民族地区培养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本土人才队伍。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导，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