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中晚期的文坛上，有两个文学流派大放异彩，一个是被誉为“天下文章，其萃岭西乎”的岭西五大家，一个是荟聚“晚清四大词人”的“临桂词派”，而这两个文学流派，均来自祖国南疆的广西。为什么素来声名不显的广西文学，能够在清代文学史上形成一个高峰？本期《广西故事》带您了解“岭西五大家”和“临桂词派”的文章千古事。

清代中期，安徽桐城的方苞、刘大櫆、姚鼐等人发起反对骈文，提倡唐宋散文写作的古文运动。此后，桐城派迅速成长为清朝文坛最大的散文流派，并成为文坛正统。此后，桐城派引领文坛，有“天下文章在桐城（派）”之美誉。

到了清道光时期，桐城派发展迎来又一高峰。在与全国各地的文学才俊交往中，桐城派文学领袖梅曾亮发出“天下文章，其萃于岭西乎”的赞叹。让文坛领袖感慨的“岭西文章”，出自吕璜、朱琦、彭昱尧、龙启瑞、王拯这几位广西籍学者。与其它地域的桐城派文章相比，他们的古文整体性特征更加明显，且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岭西五大家”的美誉呼之欲出。

（岭西五大家想象图 AI生成）

“岭西五大家”中首先成名的，是来自桂林永福的吕璜。吕璜是将桐城古文理论引入广西的先行者，他也是另外“四大家”的老师和引路人。

吕璜自幼随父亲读书，刻苦自励，35岁时，他考中进士，踏上仕途。1828年，已经51岁的吕璜仍对学问孜孜以求。他带着文章来到杭州，求教于桐城派吴德旋。吴德旋是桐城派代表人物之一——姚鼐的亲传弟子。两人畅谈古文义法一聊就是20多天。后来，吕璜将他们的讨论内容整理成著名的《初月楼古文绪论》，由此，对古文写作的规律，以及对历代古文作家、作品有了非常深刻的了解。

4年后，吕璜辞官返回桂林养老。当时，广西几乎没有人研习古文，这方面的书籍更是匮乏，文风羸弱。吕璜决心改变这样的状况。他先后在榕湖经舍书院、秀峰书院讲课，还将宦游十多年积聚的万卷藏书充实书院，传播桐城古文义法。这让广西学子提高了对古文的认识，跟上了古文理论发展的潮流，一扫“摹古”“应酬助兴”等不良文风，促进了桐城古文在广西的兴起。在他众多的学生中，朱琦、龙启瑞、彭昱尧、王拯4位，是他最为得意的弟子。

作为一名谏官，朱琦不畏权贵、敢于直言，经常发表严禁鸦片、改革吏治、惩治贪腐的主张。他作散文《辨学》直斥当朝趋利的学风、士风；写《名实说》对明哲保身、贪图名位的假名士进行深刻地批判；以《答客问》表明敢于冒死进谏的谏官志向。在当时“上下复习委靡，言路多容默”的朝堂上，朱琦“侃侃言天下事，直声振一时”，让人们对这位广西临桂人刮目相看。朱琦年少时，就有了“兼济天下”的抱负。在求学的道路上，他通过老师吕璜接触到了桐城派古文的思想，并通过不断地钻研，渐得桐城派真传。他作文“严于义法”“文道兼备”，更秉持“经世致用”的政治思想，在政坛上恪尽职守、敢于直言，最终成为清朝独树一帜的爱国文人。

才华横溢的彭昱尧，仕途并不顺畅，进京会试屡屡失败，但始终心怀报国之志。1840年，彭昱尧参加完会试，在归途中经河南遭遇了黄河水患。他考古审今，总结了治理黄河的经验和教训，写下《河防筦议》，提出“治黄六策”，可惜没能引起朝廷足够的重视。

龙启瑞

龙启瑞27岁时高中状元，45岁便英年早逝，因此他的政绩不算突出。但他文采了得，而且善于总结学习经验。他编撰多部著作，如《尔雅经注集证》《字学举隅》《经籍举要》等，帮助考生理解音韵训诂、避免俗体字和错别字、选择好的参考书，使广大学子学有门径，减少弯路。这些著作在当时一再翻印供不应求。

王拯

在“岭西五大家”中，王拯经历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五朝，也是桐城派在广西的最后一位大家。

1864年，王拯上疏评论官员却被降级处分，他感到朝堂上难舒抱负，便挂冠请辞，回到了桂林。在家乡，王拯继承老师吕璜的志向，设馆教学，传授桐城派的理论。

“岭西五大家”引领了晚清古文创作的潮流，也为广西留下了厚重的文学底蕴和人才储备，而清末“临桂词派”的崛起，让广西文学真正走到了中国文学的前列。

王鹏运是“岭西五大家”中王拯的亲戚，而况周颐则是王拯的弟子，他们的创作都受到了“岭西五大家”文风的影响。

王鹏运毕生致力于词，用了30年时间，对南唐迄元的名家词作，做了大量的校勘和整理，并著有词集七稿九卷，晚年删定为《半塘定稿》、《半塘剩稿》。

在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库内，保存有当年康有为珍藏的王鹏运词集刻本共计三种。这批藏本为时任国立广西大学的校长马君武买下后，因院系重组被收藏在广西师范大学。

王鹏运“於词学独探本源，兼穷蕴奥，领袖时流”，“往往一言隽永，令人三日思不能置。”正因为他在词学创作上的极高造诣，晚清文坛把他列为临桂词派的领袖。

在王鹏运扬名京城的十余年后，临桂词派的另一位核心人物况周颐，也开始步入清季词坛。

光绪十四年（1888年），19岁的举人况周颐入京赴考。正是这一年，况周颐与王鹏运结识，二人朝夕唱和，钻研词学，亦师亦友。

根据况周颐《餐樱词自序》《餐樱庑随笔》自述，他将王鹏运视为词学知己，自己步入词坛的引路人。在词艺上，王鹏运与况周颐探求微旨，相得益彰，成就卓然。

而临桂词派得以蔚然而起，与王鹏运、况周颐在京城期间的词学结社活动息息相关。从光绪十五年（1889年）开始，王鹏运与况周颐数举词社，组织唱和活动，汇集了文廷式、宋育仁、缪荃孙、夏孙桐等当时的词坛名流。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朱祖谋（浙江湖州人）到京师为官，王鹏运“时举词社，强邀同作”；两年后，郑文焯（辽宁铁岭人）赴京参加会试，纷纷加入词社。至此，晚清词学史上的“清末四大词人”王鹏运、况周颐、朱祖谋、郑文焯济济一堂、亮相清季词坛，临桂词派的领袖核心，得以最终形成。

而真正让王鹏运等人引领清末词坛主流风向，就不得不提负有“词史”盛名的词集《庚子秋词》。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中国农历庚子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光绪、慈禧西遁，北京城遭受空前未有的浩劫。

（八国联军在紫禁城内列队）

“庚子国难”爆发之际，王鹏运、朱祖谋、刘福姚滞留京师，避居北京宣武门外的四印斋。有感于“古今之变既极，生死之路皆穷”，三人相约为词数百阙，后整编成《庚子秋词》。

八国联军的入侵，动摇了清朝的根基，词人们身处风暴中心，眺望江山狼烟四起，目睹家国满目疮痍，斑斑血泪，都在他们的作品中留下投影。

“大驾西幸，独身陷危城中……夜渐长，哀声四泣，深巷犬声如豹，狞恶骇人，商音怒号，砭心刺骨，泪涔涔下矣！”一段《庚子秋词》序，道尽了国破家亡之时，晚清词人的凄凉心曲。

王鹏运和况周颐他们在自己的创作过程中提出了“重、拙、大”的理念：

重，指作品的情感深厚、内涵丰富；拙，指词的语言和技巧自然朴实、不雕琢；大，指作品的旨意高远、气象恢宏。“重、拙、大”的提出，正式确立了临桂词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的理论基础。

在清代晚期，地处经济文化欠发达的广西，能够出现一个享誉全国词坛的临桂词派，无疑为广西文学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回溯百年时光，仿佛在吟唱当年临桂词派人才辈出、震烁晚清词坛的绝响。斯人已逝，惟有那璀璨流芳的词章，和着新时代的风，拂面而来，余韵绵长。

1月24日 21:40

广西卫视《广西故事——一脉文光照岭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