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实现大一统,而在此之前的3000年,是中华文明史的关键时段。英国汉学家、牛津大学教授杰西卡·罗森的新作《厚土无疆:古代中国的今生与来世》,聚焦这一关键时段,以跨越广袤时空距离的12座墓葬遗址为切入点,从跨区域物质文化交流的视角,综合多学科诠释古代中国,试图重构华夏先民生前与死后世界的鲜活图景。在书中,她阐述了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主要文明的同步、独到,以及跨越欧亚大陆的文化交融,展现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壮游。

　　□长庚

墓葬见文明

　　罗森教授曾在大英博物馆工作27年,担任东方部主任,多次筹备中国文化主题的展览,推动中国展厅的改进。罗森在一篇自述中曾说,“我将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中国的古代文化和考古研究”。可以说,她是目前研究中国艺术与考古领域最为活跃的西方学者之一。

　　20世纪70年代,30岁出头的罗森第一次来到中国。之后的40年里,她数十次访问中国,跟随中国考古研究者走访过西安、安阳等地的历史文化遗存。

　　2010年到2019年,罗森每年都会来中国多次,主要是为了筹备新书,一本关于中国墓葬文化的书。良渚遗址、安阳殷墟亚长墓、三星堆遗址、随州曾侯乙墓、临潼秦始皇陵……都留下了她的足迹。该书的英文原版已于2023年出版,中文版《厚土无疆》则于近期面世。

　　《厚土无疆》是一部讲述中华文明关键时段、国家文明形成历程的作品。从距今约5200年开始,延绵到秦王朝建立之前,这一长达近3000年的阶段是中华文明史的第一个段落,在考古学上对应青铜时代。在罗森看来,对于认识中华文明,这是最值得浓墨重彩、洞幽察微的段落,因为它上承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山川形胜、资源物产和生计生活,下启中华文明最本质、最深邃的世界观和宇宙观,以及由此滥觞的书写、图绘及种种艺术、宗教和意识形态。

　　关于这个关键时段的作品并不少见,但面面俱到、宏大而平均的叙事居多,《厚土无疆》则主要建基于考古学之上。书中共有12个主题,对应12座墓葬。从长江三角洲的湿地和黄河支流地区,到黄土高原的干旱景观,再到与北方草原开阔地带接壤的山脉,这些墓葬各具特色。值得一提的是,所有墓葬都是20世纪以来中国考古的新发现和新收获,其中有不少地点,如广汉三星堆和秦始皇陵区的考古工作目前还在持续进行。

　　虽然同为墓葬,但从考古学角度看,它们的内涵十分丰富。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大多数君主并非孑然独立,反山、陶寺、殷墟花园庄、宝鸡茹家庄、韩城梁带村、军都山玉皇庙、蚌埠双墩、天水马家塬等,都是尊卑有别、绵延有序的权贵墓地。有的遗址从属于陵墓,帝王的威权和气势扑面而来,但无人安葬于此,如秦始皇陵兵马俑坑、铜车马坑、百戏俑坑和青铜水禽坑。这一点,在其他古代文明里并不多见。

　　在书中,罗森还对一些考古新发现给出自己的判断,比如著名的广汉三星堆埋藏坑,她认为可以确认并非墓葬,但是否为祭祀坑,此地是原生还是次生埋藏现场,与之相关的仪式活动和信仰有什么,都尚未成定论,有待持续研究。

黄土的影响

　　在罗森看来,探访过的宏伟陵墓是中国悠久传统的一部分,它们也是了解古代中国的重要途径。这些巨大的地下建筑传统存在了数千年,其他任何文明都无法与之相媲美。当然,有人会拿古埃及的金字塔来反驳。但罗森指出,古埃及的传统仅持续了1000年就消失了,彼时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商王开始营建自己的宏伟陵墓,这一传统延续到清朝。

　　中国古代帝王和贵族的巨大陵墓结构复杂,通常处于广阔的陵园之内,墓坑的挖掘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对于秦景公、其他秦王和秦始皇的墓穴来说,挖掘到二三十米的深度一定是危险的工程挑战。所有陵墓都会配备青铜器、漆器、陶瓷、金器、家具和衣物等随葬品,以丰富墓主人的“来世生活”。

　　如果回过头看几座墓葬出人意料的深度,中国的成就似乎更加显著。安阳的亚长墓约6米深,梁带村的芮公墓约13米深,秦始皇的墓穴可能有30多米深。罗森认为,这种非凡的特征依赖于中国北方大面积分布的黄土。黄土高原这片广袤的土地见证了陶寺遗址最早的深墓,也见证了陶寺遗址和石峁遗址的礼制建筑及其高大台基。

　　《厚土无疆》注意到,在干旱的环境中,至少从公元前4500年开始,人们利用黄土的特性,将其夯筑成坚固的墙体。中国早期的土建筑及后来的木建筑,往往矗立于黄土夯筑的高台基之上。和深墓一样,台基也是最早出现于黄土高原的山峁之上。这些规模宏大的构造,开启了一种建筑传统,例如精巧的故宫宫殿也都位于台基之上。这一传统还传播到了韩国和日本,众多极其复杂的建筑物至今仍备受赞誉。“这些案例表明,黄土看似普通,其实是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

　　规划陵墓的人并不知道黄土形成的地质或环境因素,但他们一定了解黄土的特性,这使大型深墓和高台基成为可能。规划和建造的过程,既需要精密的数学知识,也需要严格遵循从地面挖掘到黄土层深处的工序。在开挖墓坑时,工匠必须使用一系列坡道,以便运出泥土。正如芮公墓那样,在整个墓穴完工之后,大型坡道仍然保留着。这些墓道也可能用于葬礼过程中。

　　罗森坦言,葬礼和墓葬的信息,通常仅限于家庭或宗族成员知晓,今人很难确定这些信息是如何传播的。然而,可以确定的是,大型墓葬的相关信息,甚至传播到了南方的长江流域。那里土壤湿润,墓坑的深度更难实现。因此,南方的替代方案是,在倾斜的墓壁上设置多层阶梯状平台,这样墓坑结构仍然可以保持稳定。就这样,早在秦统一六国之前,这种墓葬传统就已经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得到了发展。

　　黄土高原孕育了不同的族群,黄土的地质特征决定了中国迥异于西方的深墓传统,黄土与中国北方陶器传统密切相关,也是领先世界的青铜器铸造工艺的前提。黄土对中国墓葬、中国物质文化乃至中国社会有着深远影响,但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这一点也正是《厚土无疆》中文书名的由来。

独立与交流

　　早期中国有着特色鲜明的信仰,与西亚和欧洲的早期文化分开发展,几乎完全独立,这与中国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有关。《厚土无疆》将文化的独立性看作中国的一个重要特点。

　　西方常将“依赖小麦和大麦,驯养绵羊、山羊和牛,拥有冶金和文字的定居生活”称为文明,并广泛接受从石器到青铜再到铁器的“三个时代”的说法。在评估最早形成的城市文明时,西方历史学家经常转向主要依赖小麦、大麦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城市。直到最近,人们还很少考虑建立在稻作农业基础上的社会生活及其复杂程度。

　　然而,在中国,规模最大的早期城墙聚落之一的良渚遗址,就是建立在稻作农业基础上,并在管理景观、创造独特身份认同和宇宙观方面都取得了不俗成就。通过对水资源的控制与管理,良渚先民不仅完成了水稻的种植与灌溉,还能修建庞大的渠道和水坝。他们在季节性农耕与基础设施建设中,展现出高度的组织力与合作精神,体现出非凡的社会动员与规划能力。

　　罗森认为,对于中国而言,水稻和小米的夏季生长,放牧类动物的缺失,作为身份象征的玉器、漆器和丝绸等材质,通过草原文明引进的金属,以及文字的发明,才是文明的标志。

　　当然,文明的独立性并不意味着古代中国与世隔绝。罗森始终强调,中国文明并不是封闭自足的,而是不断与北方草原、中亚草原、西亚和地中海世界发生着联系。牛羊、马匹、金银器的传入,以及艺术风格和丧葬仪式的变化,构成了一条漫长的互动链条。

　　中外文化交流要穿越欧亚大陆,古时候,外域群体主要由北方进入中国。《厚土无疆》分析指出,从陶寺、安阳和宝鸡的早期墓葬中,可以看出三条进入中原地区的主要交通路线:一是河西走廊,二是从内蒙古草原沿着向南流淌的黄河和支流汾河南下,三是在东部穿越沙漠和燕山。整个地区辽阔,东西绵延数千公里,有多种地貌,包括山脉、沙漠,尤其是黄土。这里是从草原到中原地区的关键过渡地带,随之而来的是,中原地区的人与许多不同的北方族群建立了长期而独特的关系。

　　位于南方的钟离君柏墓,出土了带有草原特色的青铜剑,墓主人随葬的两把柄端带环的弯刀,也是典型的欧亚草原元素。此外,他的器物箱中还出现了兽骨。在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贵族通常只把动物视为食物,不会将它们作为死后世界的陪伴者。随葬猪、牛、羊(牛、羊是北方畜群的代表),表明其受到来自北方丧葬习俗的影响。

　　就连南方的曾侯乙墓,也在葬制中结合了当地传统与北方风格。曾侯乙和其随葬者将编钟的音乐与动感的舞蹈表演融为一体,同时又吸收了金器、彩绘甲胄、鹿角以及鸟兽等富有异域风情的元素。这些地下世界的纪念物,正是多种习俗、信仰与技艺共同汇聚的产物。

　　而在北方的马家塬族群,不仅引入了中原的青铜文化,还与西方世界保持着交流:马家塬遗址中发现了大量异域风格的随葬品。例如,马家塬的车饰与阿婆陀那大殿上的马车装饰极为相似,显示出与波斯帝国的联系；铁车框上金色凸起与银质星形卷纹的图案,则是对巴泽雷克艺术纹饰的再现……在罗森看来,这些极具异域风情的马车与饰物,昭示着草原民族与西方世界之间的紧密联系。

　　众多文物都在告诉我们,中华文明既吸收外来元素,也把自身文化推向更辽阔的天地。在罗森看来,中国文化的独特之处,在于一种“接收与重塑”的能力:既能吸纳新的技术和思想,又能在本土体系中重新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