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昏时分，文三路上的最后一缕余晖斜斜洒落在办公桌上。我手抚案卷，目光也随之定格在桌面的日历上。

　　半年，这是我走出校门、走进检察院的时间。

　　半年前，我刚刚走出硕士论文答辩教室。心里既有对学生时代的不舍，也有顺利通过答辩的轻松和对未来的期待。现在的我，仿佛还能感受到面对老师提问时，后背悄悄渗出的薄汗。厦门岛的热风轻轻挽过我的手臂，像是在温柔安抚刚卸下重担的我。我们一群人走到白城沙滩，迎着咸湿的海风，与这片海，以及我们的学生时代，认真地告别。

　　办公桌上的《刑法一本通》《实务刑法评注》，还是我读书时常用的那几本，书的边角已有些磨损。它们曾在我写论文时为我提供源源不断的灵感，如今又成了我办案时的得力助手，陪着我拆解案情、梳理脉络。这几本书，见证了我与刑法结缘的七年岁月——从最初选择刑法专业，到最终投身检察工作。

　　站在学生时代告一段落的路口回头望去，我蓦然发现，自18岁进入大学后，写着400余条条文的刑法，已深深刻入我的知识结构与思维逻辑之中。相比从检20多年、30多年的前辈们，我只是个稚气未脱的“小学生”，似乎并没有资格感叹时光如何倏忽而过、思维要如何转变。但在成为刑检新人的这半年里，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一种走向成长的踏实。这种踏实，源于角色的转变，更来自心中的敬畏。

　　单从学生的身份来说，我们或许算得上学刑法的“老人”。本硕七年，我们早已习惯在法教义学的框架下分析案例，也对比较法上的各种学说烂熟于心。那时我们总觉得，使用晦涩难懂的术语似乎能够代表学术水平的高超，评判各种理论仿佛可以彰显思考的深度。但走进检察院后，面对承载着世间百态的案卷，我才感受到，这七年的知识竟然如此单薄而浅显。渺小的我们站在刑法实务的巍峨大厦前，前路漫漫，却也因充满未知而愈发充实。

　　法学院的课堂上，案例分析是家常便饭。我们围坐讨论，各种意见交织碰撞，各类学说漫天飞舞，大家都以教义学的姿态对一个罪名不断挖掘，旁征博引古今中外的法理，仿佛这样便能得到最理性的答案。可当我真的翻开案卷，看到那些令人扼腕叹息却又争议颇多的事实，我却发现，没有一起案件会照着刑法的条文发生。课堂上的案例讨论，无论观点激进、保守还是中立，总会随着下课铃声落下帷幕，我们只需带着轻松的心情走出教室。可真实的案件从不会因“铃声”收尾，面对案件事实，你写下的内容，不再是一份简单的课堂作业，你得到的反馈，也不是教学系统里的绩点，而是关乎被告人的命运走向、关乎被害人的心灵安放，甚至关乎正义是否彰显的“生死裁决”。

　　读书时，导师常叮嘱我们：“要多培养刑事一体化思维，既要具备刑事实体法的分析思维，也要掌握刑事程序法的思考角度。”彼时的我们，大多没有意识到这话的意涵。但当从课堂走入职场，从书卷走向案卷，我才真正读懂导师当年的良苦用心。曾经的我们，总把追求“正确的结论”当作终极目标，但亲手翻开案卷后，我才发现，纵然事实万分清楚，严丝合缝的程序文书一页也不能少，日期一天也不能错，证据一点瑕疵也不能有。这并不是阻碍实体分析的条框，而是法律人心中最重要的共识，是保障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底线。曾经的我，对证据法的学习不甚在意，觉得它略显教条、颇为形式。而如今，对证据的查阅与分析，成了我工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司法实践中的绝大多数案件，或许没有法考题目那般“刁钻”，也不会每天都遇到大案要案，案件背后更多承载的是普通人的人情冷暖与烟火日常。此时，把事实认定清楚，把证据做扎实，把法律理透彻，就是最朴实、最真实的道理。

　　领到制服那天，我很兴奋，指尖抚过胸前金灿灿的检徽，阳光恰好洒在一圈橄榄枝上，光线的汇聚处，是检徽下面熠熠生辉的万里长城。我想，这道“长城”，就是在一代又一代法律人从刑法到刑检的前赴后继中，在法治情怀与公正底线的双向奔赴中，铸就而成的。入学后的第一堂刑法课上，我们读懂了学习刑法的目的；从检后的第一次办案中，我们领悟了作为检察官的责任与使命。这条路或许很漫长，要在无数案卷中穿行；或许很艰难，要为破解疑难案件反复冥思苦想，但前行的路上，已有无数前辈披荆斩棘、努力进取，我们亦当怀揣敬畏、乘风破浪。

　　2018年的金秋，我踏入大学校门，正式与法学结缘。如果能够回到2018年，我定会对着初入法学院的自己淡淡一笑，轻声说：“路，才刚刚开始。”或许数十年后，当在无数案件中淘洗沉淀的自己，回想如今初入职场的模样，也会释然一笑，道一句：“路，才刚刚开始。”

　　（作者单位：浙江省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