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环境网）

转自：中国环境网

黄河流域的治理史，是一部人与自然相互塑造、国家与社会协同演进的生动长卷。防洪与灌溉作为其中两大核心主题，既推动古代国家的存续与发展，也深刻塑造了地方社会秩序。黄河的“善淤、善决、善徙”特性，催生了集全国之力修筑千里堤防的治水经典意象。黄河流域干支流的水利开发，以水资源分配、合作与竞争构建着区域社会的形态。位于河南省济源市沁河出山口的“五龙口古代水利设施”，其历史变迁不仅有工程技术革新，更有制度建构与社会影响，成为集中展现古代水利技术智慧、治理实践与社会韧性的治水典范。

从“枋木为门”到“凿山开洞”

沁河下游地区是黄河流域重要灌区，五龙口古代水利设施的水利技术革新及工程形态，与自然对话、与时间共存。

秦代，先民在沁河出山口南岸弯道“以枋木为门”，用方柱形木材构筑闸门以调控水量，结合下游临时土堰壅水开渠引水，建成“枋口”引沁灌溉工程基本模式。曹魏时期，典农中郎将司马孚以方石“夹岸累石，结以为门”，将损毁木闸改建为坚固石闸。唐宋元时期，持续的旧渠改建及新渠增设，灌区面积扩大，跨县分水格局初步形成。隋初，怀州刺史卢贲引沁水东流修建利民渠，又于温县修建温润渠引水灌溉，改良盐碱地。唐代大和五年（831年），治水名臣温造修建浚古渠枋口堰，解决了济源、河内、温县、武陟等四县五千余顷农田的灌溉问题。元代中统二年（1261年），提举王允中、大使杨端仁奉诏开广济渠，在前代枋口工程旧迹基础上，采用拦河石堰与多闸引水的“石斗门桥”结构，实现了稳定、可调控的四渠分水，灌溉济源、河内、河阳、温县、武陟五县田地。

时至明代，沁河河道展宽、泥沙淤积加剧，堰渠损毁。嘉靖至天启年间，在河内知县、济源知县与怀庆知府等地方官主导下，采用“凿山开洞”之法，修广济、永利、利丰三处渠首引水隧洞。隧洞式渠首凿穿山体，绕过动荡河岸，极大提升了抗洪与引水能力，建成利丰、广济、广惠、永利、兴利五条渠道，形成“五龙分水”的壮观景象，稳定灌溉济源、河内、孟县、温县、武陟五县。

从秦代枋口木闸的创建，到曹魏石闸的改进，再到元代石堰分水，直至明代穿山隧洞，五龙口古代水利设施修缮改建均由各级政府主持，经由大规模征调夫役等水利工程建设组织动员，得以日益完善、造福一方。持续的水利建设维持区域灌溉体系的运行，一次次展现了古代中国在治水方面强有力的组织动员与管理协调能力。

“水润五县”的分水规则与制度变迁

五龙口古代水利设施服务于集合多县域的沁河下游规模化灌区，“五龙分水”“分灌五县”，其运行的关键在于兼顾灌溉时间、份额与地方话语权的灌溉水资源分配方式，生动体现了古代中国的水资源管理能力。

一般而言，灌溉秩序遵循渠道先上游后下游的自然形势。元代广济渠修建后，该灌区确立的却是下游优先轮灌秩序，并实行“验工分水”规则，依据各县在渠工修浚中的出工出资情况分配用水权。明代隧洞式渠首改建后，实行“照夫定水”原则，根据各县出夫数量与资金投入确定用水份额。具体而言，广济渠分二十四堰，每堰灌溉固定村庄并对应固定夫役，上游济源县仅设五堰，河内、孟县、温县、武陟四县分布十九堰（主要在河内境内）。灌溉时，从下游第二十四堰开始，上游各堰依次执行“自上而下，挨次引灌”规则。优先保障下游用水的灌溉规则，依靠官方强力推行。元代设立广济渠司、怀孟路管河渠正副使等专职机构及官员，明代府县长官直接干预渠道建设与管理。

这一特殊的灌溉规则深植于区域自然、社会现实。沁河自上游山西高原至豫北平原，泥沙淤积、洪患频发，灌区上游的济源受地形所限，灌溉收益有限而防洪压力大。下游河内地势适宜，经济富庶，引沁灌溉条件好，故有能力也更有动力承担主责。“自下而上”的轮灌次序及向下游倾斜的用水份额，是国家主导下基于各地水利贡献与需求强度达成的一种实用性妥协，并得到官方的确认与维护。

然而，官方推行的“下游优先”分水秩序，却与“水往低处流”的自然规律以及上游民众的普遍认知产生了矛盾。渠道上游济源屡有“私建闸堰、置水车、种芦苇”等截水行为，下游则抗议不断、争讼频生。各级政府在水利纠纷中的调解角色展现出国家的治理智慧。雍正七年（1729年），济源、河内分水争讼，经河内知县、怀庆知府、沁河通判至东河总督田文镜裁决，裁决重申恢复二十四堰“自下而上”的“前贤旧制”的同时，亦允许承担日常疏浚的上游民户，在不妨碍主干渠道的前提下使用桔槔、笆斗等简易工具取水。可见五龙口引沁灌区日常水利由地方官裁断，重大纠纷则上达巡抚、河道总督。裁决一方面捍卫既定秩序以维持大局稳定，亦适时调整以顾及民生、避免激化矛盾，展现了古代中国在秩序稳定与社会弹性间寻求平衡的治理艺术。

在五龙口古代水利设施的建设与使用过程中，水利工程与水资源管理互为表里，政府管理水资源，深入基层社会，以原则性与灵活性兼具的治理韧性，有效协调各方利益博弈，将水资源的无序争夺转化为有序的规则协调，实现了多元利益的动态平衡。

鉴古知今，惠泽河安

在黄河治理史中，黄河干流千里防洪大堤展现出国家对大型工程建设的掌控能力，与之相映成趣的，则是支流上赓续千年的五龙口古代水利灌溉系统——它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传统中国一种融技术、制度与组织于一体的社会治理模式。

五龙口古代水利设施营建史，既展示了政府组织大规模水利建设与跨区域协调的权威和能力，也勾勒出地方社会基于地理条件与经济利益所形成的复杂利益互动和博弈。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力量通过融合技术手段、制度设计与组织管理，构建了一套既依托官方权威，也吸纳地方信息，既追求明确秩序，也包容协商空间的治理模式。

五龙口古代水利设施揭示出，黄河流域治理作为一项复杂的公共事务，不仅需要驾驭自然的工程技术，更需要协调各方、平衡利益的治理艺术。其关键在于建立一种能够凝聚共识、分担责任，并在动态博弈中保持韧性的可持续治理机制。这一跨越千年的水利工程凝聚的治水智慧，无疑为当今流域治理、生态环境保护乃至广泛的区域协同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历史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