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将以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为目标。据日媒披露，此次修订的重点内容包括增加防卫费、修改“无核三原则”、取消武器出口限制和大力发展进攻性军事力量等。1月6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这反映出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危险动向，势必损害地区和平，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2026财年防卫预算超过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拟取消对武器出口的5种类型限制、为武器出口大幅“松绑”；宣扬“核武装”论，试探“自主拥核”可能……最近，日本强军扩武步伐加快，进一步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军国主义回潮的担忧。

与往届政府相比，日本现政府加紧强军扩武有哪些新动作？动因何在？将对日本自身和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险？本报采访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昊，就此进行评点。

【军费暴涨战力升级】

【观察】日本2026财年防卫预算再创新高，引发广泛关注。日本《赤旗报》近日发表社论指出，2022财年防卫预算为5.4万亿日元，仅4年时间便激增3.6万亿日元。这一数字与2026财年预算案中3.5万亿日元的少子化对策费和3.8万亿日元的护理给付费规模相当。日本民众愤怒地将这一造成增税、削减民生支出的政府行为称为“减寿大军扩”。

据日本时事社报道，预算重点包括构建以大量无人机为核心的沿岸防卫体系“盾牌”，采购高超音速导弹和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等。在组织架构调整上，日本航空自卫队将更名为日本航空宇宙自卫队；新设规模在880人左右的“宇宙作战集团”；驻扎在冲绳县那霸市的日本陆上自卫队第15旅团将升级为师团。

【点评】近期，日本“再军事化”举措具有高度系统性与规划性，旨在实质架空“和平宪法”第九条放弃战争权规定以及“专守防卫”国防原则，发展更具进攻性及威慑力的军事能力，进一步扩大海外军事行动权限范围。同时，日本还积极推动全面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谋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甚至试探“自主拥核”可能，试图进一步打破在武器出口及核军备方面的法理及制度约束。

这具体体现在：一是国家财政资源大幅向军事领域倾斜，军费持续暴涨；二是军费投入集中向进攻性军备及前沿性部署倾斜；三是产业投资重点向军工相关产业及科技领域倾斜，让军工高利润成为日本低迷经济的新增长点；四是军事指挥体制强化与全域性战力扩张。

当前，以2025年成立的统合作战司令部统一指挥陆海空及新型作战力量，日本构建综合“海陆空天网电”六大维度的“跨域作战能力”，重点强化先发制人的立体性远程打击能力；军备建设聚焦高精尖领域比如无人化、信息化、智能化，加速太空、网络等“高边疆”军事化进程；军事部署进一步向“西南防线”倾斜，打造针对中国的“前沿威慑体系”，强化台海方向干预能力。同时，日美军事一体化持续深化，在联合指挥、情报共享、部队行动、军工产供链领域的融合程度加深。

【政策解禁与能力突破并重】

【观察】2022年底，日本政府正式通过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3份安保政策文件，提出日本将致力于拥有对敌攻击能力等政策主张，计划在2023至2027财年将日本防卫费总额增至约43万亿日元。这是日本向突破战后核心防务理念“专守防卫”原则迈出的实质性危险一步。2025财年，日本提前2年实现防务开支占GDP比重2%目标。这是对新安保政策文件相关内容的进一步落实。

分析认为，日本防务战略由“被动防御”急速转向“主动威慑”。这种变化既延续了以往右翼势力推动修宪扩军的政治议程，又在规模与速度上表现出新的突破性。

【点评】从延续性看，日本现政府承接了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安倍路线”，推行“强有力的外交与安保政策”，持续推动修宪与系统化强军工程，宣扬历史修正主义，并继续通过渲染“周边安全威胁”为强军扩武造势，为彻底突破约束、强化日美军事同盟寻求所谓“合法性依据”。

从突破性看，相比安倍时代重点推进安保法制“革新”及政策解禁，日本现政府展现出政策解禁与能力突破并重的倾向：一方面，在政策解禁上更具激进性与冒险性，首次将“台湾有事”与集体自卫权挂钩，不仅公然挑战国际法理与一个中国原则，也极具突破性地将别国内政“纳入”本国安保法制政策中；另一方面，前所未有地扩大防务投入，加强军工产业基础，加速发展远程打击能力，最大程度推进财政资源向军事资源转化，并使其集中投向高精尖、前沿化作战领域，较以往政府更具野心企图，也更具备进攻性态势。

【迎合右翼历史遗毒】

【观察】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日前表示，当前日本政坛右翼势力扩张、军事部署进程加速，这一趋势延续了日本近代以来以国家“存亡危机”为名的扩张逻辑，暗藏军国主义回潮的现实危险。他指出，当下的高市早苗政府在强化日美同盟的同时，通过制造战争风险构建以军需产业为核心的“军工复合体”，并以“台湾有事”为前提推进军事部署。

分析认为，二战后，日本对军国主义思想文化以及国家责任等层面的清算均不彻底。有学者指出，未被切断的权力传承链条，让日本军国主义成为随时有可能爆发的休眠火山。

【点评】从日本国内看，高市早苗政府执意扩军，首先基于国内政治利益考量，即积极迎合右翼势力与军工集团诉求，通过渲染“外部威胁”转移国内矛盾视线，展现强力领导手腕，吸引民众支持、巩固执政地位。这符合近年来日本国家战略安全化转型的基本思路，即以安全防务领域为突破口，谋求摆脱“战后体制”，驱动国家战略整体转型，争取更强国际政治威望及战略地位。

从外部因素看，美国的牵引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出于自身战略考虑，在安全领域放纵日本松绑军事限制，鼓励其在同盟体制中发挥更多权责，并且为其军事能力建设提供资源与支持。这给日本“借船出海”，在同盟体制内强化自身战略能力提供了更大底气。

从历史背景看，伴随国内右翼政治处于扩张期，日本日益沿着“再军事化”路线快速推进，开始呈现“新型军国主义”征兆。尽管与战前旧式军国主义具体形态有所区别，但当前日本的“再军事化”仍与历史有着诸多相似之处。这明确体现为以强军扩武为国家核心议程，军工利益集团权势显著提升，现政府主导的“军工复合体”强势崛起，支持军扩及对外强硬的社会动员不断加强，极端民粹主义乃至“皇国思想”显著抬头。在战略规划、防务政策、军工基础及动员机制领域，日本正在推动系统化、进攻性的政策，且其思想理念及意识形态始终与战前军国主义存在难以切割的关系。由于历史原因，战后至今，日本从未对战前军国主义做充分清算，战前军部政治与战后右翼势力在人际关系、意识形态、利益诉求上一脉相承，导致其遗毒影响至今。这成为日本力图以实力主义、强硬手段，将周边国家作为“威胁来源”，实施军事对抗的重要原因。

【强军扩武破坏和平】

【观察】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日本宪法对军力、交战权、战争权也作出严格限制。然而，日本政府近期在日本国会公然鼓吹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并与行使集体自卫权相关联，暗示武力介入台海可能性。这是1945年日本战败以来，日本领导人首次在正式场合明目张胆表达试图武装介入中国台湾问题的野心，并首次对中国发出武力威胁。

2025年，日本完成向美国返销“爱国者”防空导弹，成为其战后首次出口杀伤性武器的标志性事件；全面启动与英国、意大利共同开发新一代战斗机，并计划允许该机型出口至第三国；持续推进向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等海上杀伤性武器……这些行动彻底暴露了其“被动防卫”说辞的虚伪性，进一步加剧亚太地区局势紧张。

【点评】日本强军扩武对其自身、地区乃至全球都将产生巨大负面影响。对日本而言，巨额军费挤压民生支出，加剧财政负担，导致社会意识形态趋向保守扭曲，面临“穷兵黩武”风险；对地区而言，日本与周边国家难以构建充分安全互信，军备竞赛与安全紧张加剧，破坏亚太和平稳定；对全球而言，日本的种种举措冲击二战后国际秩序，削弱联合国权威，增加地区冲突风险，若日本突破“无核三原则”，将进一步引发核扩散危机。

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应共同坚守战后秩序历史与法理依据，依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及《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法文件，重申反对军国主义复活、维护持久和平立场，牵制日本破坏“和平宪法”、突破“专守防卫”行动。在地区层面，各方应坚持推动构建基于新型安全观，符合亚洲多元协商主义的区域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坚决反对日本“再军事化”及美日同盟强化带来的泛安全化、军事阵营对抗等负面影响。在国际上，推动和平反战教育，普及二战历史真相，发动各国民间和平力量，相互响应支持，共同维护历史正义，增强国际社会对历史修正主义及军国主义的警惕与批判。（本报记者贾平凡）

《人民日报海外版》（2026年01月10日第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