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评论员 杜恒峰

2026年开年，“百年鞋企”双星名人集团的控制权之争便趋于白热化。1月3日，84岁的集团创始人汪海发布公开声明，宣告与儿子汪军、儿媳徐英断绝父子及姻亲关系，控诉二人多次“抢公章”“逼宫”，直指其“背叛品牌、背叛老爹”，将这场持续近一年的家族内斗推向顶点。

回溯事件脉络，矛盾激化于2025年末双方的声明“攻防战”。2025年12月2日，徐英率先以“双星名人董事长”及控股股东青岛星迈达工贸名义发布声明，披露当年5月20日公司董事会已决议免去汪海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职务，由其接任，指控汪海霸占营业执照拒不配合变更，私自刻制印章的行为无效。

2025年12月8日，汪海强势反击，登报驳斥徐英说法，直指当年5月20日临时董事会召集程序违法，未由时任董事长主持且无合法授权，决议当属无效，强调原公章由其妥善保管，并已就决议效力向法院提起撤销之诉。

这场纷争的根源，实则埋藏于2022年的股权变动——徐英控股80%的青岛星迈达通过增资成为双星名人集团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最终升至69.48%，汪海退居第二大股东，持股21.88%，控制权旁落的隐患自此埋下。

从最初的董事会决议、法律诉讼等规则内博弈，升级到如今的公开怒骂与断绝关系，这场纷争已然走向多输。对企业而言，“百年品牌”的形象遭受重创，持续内斗让合作方难免心生疑虑，员工信心受挫。对汪海而言，耄耋之年遭遇家庭分裂，父子反目成仇带来的心理创伤难以愈合，其自述“陷入经济封锁，工资存款被扣押，甚至需借钱维持生计”，珍视的品牌情怀与创始人荣誉也在纷争中被消耗。对汪军、徐英一方而言，“背叛父亲”的道德压力巨大，即便赢了控制权也难以逃脱继续“负重前行”的局面。

公司治理的核心是建立权责清晰、规则至上的运行机制，家庭亲情不应成为其正常运转的阻碍。双星名人集团的内斗，是亲情裹挟治理的反面教材。

汪海在断绝父子关系的声明中列出了九大理由，但从法律层面看，这些诉求值得商榷。

其一，自然血亲的父子关系无法通过声明解除。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父母与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法定，不可通过协议或声明免除，汪海的断绝声明仅具有道德宣示意义，无任何法律效力。

其二，汪海将“汪军与徐英均为美国身份”作为第一条反对理由，强调双星名人集团是“中国人的民族品牌，绝不能由外籍人士接班”。但企业控制权的核心判定标准是产权归属。双星名人集团作为股份制企业，汪军、徐英二人握有绝对多数股权。

从公司法框架分析，汪军、徐英一方是否有权更换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关键在于董事会决议的合法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在公司章程无特殊约定的前提下，持有超50%股份的大股东可通过合法程序主导公司治理。若法院最终认定2025年5月20日董事会决议召集程序合法，则徐英的任职与汪海的免职有效；若认定程序违法，决议被撤销，二人也可凭借股权优势重新召集合规股东会，再次启动人事变更程序。汪海的核心困境在于，股权劣势下的抗争仅能延缓进程，难以改变多数资本主导决策的基本逻辑。

值得注意的是，汪海掌控公章与营业执照，并不等同于合法拥有企业控制权。公章与营业执照是企业经营的凭证，而非控制权的依据。若法院最终确认徐英一方的决议有效，汪海继续占有印章与执照的行为将失去合法性，对方可通过司法程序要求其返还，甚至申请宣告其使用印章的行为无效，最终剥夺其实际控制权。

抛开家庭关系不谈，汪海与汪军、徐英本质上仍是企业股东，双方的根本利益相同，即把蛋糕做大各方都得益。与其在内斗中消耗彼此，不如静待法院判决厘清决议效力与控制权归属，最终以股权为基础建立合理的治理机制。无论是创始人的情怀守护，还是大股东的权利行使，都应置于治理规则和法律框架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