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昆明1月2日电 (记者 缪超)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在云南设置益州郡，又“赐滇王王印”。1956年，石寨山古墓群出土“滇王之印”，实证关于古滇国的文献记载，而益州郡郡治到底在何处则一直是未解之谜。

由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办“手铲寻古滇 探方见益州——河泊所遗址考古成果展”1月1日开展，向公众再现了司马迁笔下的“汉益州郡”。

从古墓到聚落

成果展前言如是介绍：河泊所遗址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滇池东南岸晋宁区上蒜镇河泊所村，遗址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核心区约3平方公里，是云南高原目前已知规模最大、历史延续时间较长、文化内涵极丰富的商周至汉晋时期的大型中心聚落遗址。

河泊所遗址的考古工作，可以追溯到20世纪对滇池畔石寨山古墓群的五次发掘。正是通过这些发掘，人们第一次真正认识了神秘的古滇文明。

石寨山墓群中出土的“滇王之印”金印，印证了《史记》中对古滇国的记载。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贮贝器等青铜器，以及大量铜、铁、金、银、陶器及玉石玛瑙等文物，全面而生动地展现了古滇人的日常生活与文化面貌。

探究一个古代社会，是对墓葬、聚落等要素的全方位发掘研究。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河泊所遗址考古发掘负责人蒋志龙说，要证明一个“古国”的存在，除了墓葬，还需有城池、大型建筑、村庄、聚落和生活痕迹予以佐证。

2008年，经中国国家文物局批准，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密歇根大学人类学系合作，寻找石寨山文化(俗称“滇文化”)的聚落。最终考古研究人员的目光锁定距离石寨山遗址仅700米的河泊所。

2018年至2019年，蒋志龙团队在河泊所遗址发现大量瓮棺和柱坑类等遗迹，特别是出土了滇国相印封泥等重要文物；自2022年以来，发掘包括益州太守及益州郡所辖县官印封泥在内的大量汉代封泥和简牍，并发现大型建筑基址和宽阔道路等遗迹现象。

考古研究表明，河泊所曾是古滇国都城，同时也是汉代益州郡的行政中心，这种既保留地方文化特色，又通过国家行政制度推进“国家一体化”的政治模式，展现出中华文明包容并蓄的深厚底蕴。

再现“汉益州郡”

成果展展出了发掘自河泊所遗址的部分封泥、简牍、瓮棺等实物，无声地诉说着司马迁笔下的“汉益州郡”。

比如一枚印有“滇国相印”的封泥，它不仅与早先出土的“滇王之印”金印相互印证，证实了古滇国的真实存在，还表明汉武帝在古滇国设立了“滇相”，建立以郡县制为基础的行政管理体系。

再如，写有“滇池以亭行”的简牍，它是一枚公文封检，揭示汉代文书邮驿系统已在云南有效运转，政令通达。

再如，刻有“益州”“长乐”等字样的瓦当，它们是从官署建筑屋檐落下的文字瓦当，诉说中原礼制建筑在云南的落地生根。

再如，花纹砖、铜铃、五铢钱、卜骨，它们是古人日常生活的遗存，共同拼贴出汉代益州郡的生动图景。

上述丰富多彩的遗物，以及其背后的古滇国和益州郡波澜壮阔的历史，同时清晰串联起西南边疆从多民族文化并存到逐渐融入国家整体的历史进程。有力地证明了中国西南边疆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历程的生动体现。

体验连接过去

成果展位于云南考古体验馆内。该馆于2023年6月10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开馆，是云南省贯彻落实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让文物活起来，让考古成果更多更好惠及人民群众的重要举措。

该馆共三层，包括考古记、里程记、学习记、探方记、出土记、修复记等不同功能分区，结合数字媒体、全息沉浸式体验厅等互动体验形式，展现云南考古工作的发展历程，在考古与公众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

正值元旦假期，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到云南考古体验馆争当“小小考古体验官”，孩子们通过修复“文物”、寻找“文物”、知识问答等小游戏，学习考古知识、体验历史文化。

“手铲寻古滇 探方见益州——河泊所遗址考古成果展”也“加入”其中。在寻找“文物”小游戏中，孩子们拿着“滇国相印”封泥、刻有“益州”字样瓦当的照片，在馆内搜寻。细心的孩子们在成果展上找到照片对应的文物实物，认真了解相关情况后，答对馆内工作人员提出的问题，便可打开“宝箱”获得礼品。

“通过游戏互动，枯燥的展览瞬间变得有趣。”带着孩子前来观展的昆明市民王敏说，当孩子寻找到文物、用洛阳铲勘探土层、用骨针缝制兽皮，历史不再是课本上的名词，而化作可触摸的生命记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