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国际社会围绕二战历史与纪念展开了新一轮热点探讨与话语争夺。各国对二战历史叙事与纪念记忆的塑造、诠释与传播不仅反映其历史认知，更直接影响其国际话语权和政治博弈。在当前俄乌冲突持续、巴以局势紧张、西方社会右翼势力抬头，二战后国际秩序面临危机与挑战的情况下，2025年的寰球变局与动荡交织。人们无不回首瞩目八十年前那场震天动地的大战，忧心昔日战祸重燃生灵再遭涂炭。在此背景之下，各类二战史专著作品与纪念记忆类研究层出不穷，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主题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话题性与讨论热度，吸引了象牙塔中的学术界与社会各领域人们的关注与热情。书海浩淼，论著纷繁，观点立场更是错综复杂。本文无意亦无力呈现这一二战史研究关键年份的宏观全貌，只求从个人视角出发推荐各方面力作一二，抛砖引玉，供诸位学人读者钧鉴。

二战叙事的中国强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编，《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年。（中英文版）

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将二战不同战场彼此独立论述，重西方、轻东方成了冷战背景下西方学界二战史书写的惯常做法。英国知名二战史学家A·J ·P·泰勒（A. J. P. Taylor）和美国学者约翰·卢卡奇（John Lukacs）等人曾坚持认为，直到1941年底，战争的唯一连续性体现在英德战争，德国发动的是欧洲战争而非世界大战；直到1941年12月美国参战，战争才真正成为世界大战。这种观点强调“欧洲战场中心论”，片面强调欧洲战场西线正面作战，尤其是美英军队、政权乃至个别领导人决策的作用，弱化苏联在东线的贡献与牺牲以及中国在远东战场的抵抗。这间接助长了以历史虚无主义解构二战历史的做法：2025年特朗普上台后多次声称“美国是二战唯一真正胜利者”，国防部长赫格塞思在珍珠港、硫磺岛纪念活动中大谈“美日同盟”，美国AP历史课程配合日本文部省对历史教科书的篡改，将中国抗战描述为“地区冲突”，贬低中国战场、中国人民在二战中的历史地位，拒绝客观全面地看待二战历史，忽略全球人民大众在二战历史叙事中应有的地位与影响。

作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汇集国内二战史权威专家团队编撰的力作，该书追溯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崩溃、战争爆发到法西斯投降、国际秩序重塑的历史进程，历数东方主战场、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大西洋战场、北非地中海战场的作用以及诸战场间联动和配合，全景呈现波澜壮阔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宏大画卷，强调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战胜德意日法西斯的决定性因素，凸显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贡献，展示中国共产党全民族抗战中流砥柱的伟大形象，是针对长期以来各类偏颇二战叙事进行正本清源的正论之作，同时也是中国二战叙事全球推广的强音所在：该书将中国抗战叙事与全球史视野结合，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二战史话语体系，并在中文版发行之外，同年在西方文明发源地希腊雅典首发英文版，并将陆续推出法文、俄文、西班牙文等版本。此举无疑展现了我国作为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缔造者、建设者和坚定捍卫者，打破西方话语垄断，建立以和平发展为内核的开放性历史叙事，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智慧力量的诚意与决心。

战争纪念的“记忆之战”

[美]杰伊·温特、[以]伊曼纽尔·希文编，《20世纪的战争与纪念》，吴霞译，译林出版社，2025年。

[美]杰伊·温特，《在记忆与悼念之场：欧洲文化史中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郭立秋 译，译林出版社，2025年版。

2025年，似乎注定是战争纪念与记忆问题研究的关键一年。一方面，是因为二战八十周年这一显而易见的契机：各大国盛大的阅兵、典礼与纪念活动，二战老兵的日益凋零，使得纪念与记忆成为媒体报道与大众舆论难以忽视的话题；另一方面，2025年6月2日，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逝世，让世人勾起了对他《记忆之场》（Lieux de Mémoire）理念的关注。诺拉认为：时移世易，社会中传统自然记忆（mémoire vive）因全球化、媒体扩张和世俗化而扭曲瓦解，不得不通过‌物质载体（如纪念馆、纪念碑、地标等）和象征符号（如节日、国歌、活动等）人为构建集体记忆‌，以维系民族国家的历史认同。美国学者杰伊·温特（Jay Winter）的两部有关战争记忆的论著在这一关键年份引入国内，展现了国际学界对于战争记忆与纪念的最新观点与趋势变化。《20世纪的战争与纪念》汇集了来自多国的9位学者的10部论文，旨在以多元视角与跨学科方法论以综合视野针对“二十世纪战争”的“集体记忆与纪念”立论。在批判诺拉作为法国学者“偏狭的地方性特征”的基础上，杰伊为首的新一代学者提出应该超越“纪念之场”，进一步推进记忆研究，在公民社会中找出纪念活动的行动者。但不得不指出的是，作者事实上也没有跳出欧美这一“偏狭的地方性特征”：理念定义与诠释占去了绝大多数篇幅，其所涉及的战争与案例都有很大局限，更大程度上是一部理念互洽的论文集。而《在记忆与悼念之场:欧洲文化史中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虽以一战为例，但无疑更全面展现了集体记忆、纪念与特定战争历史的互动关系。杰伊·温特娴熟地利用文学、艺术与建筑等诸多文化史常用史料，从社会文化折射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屠杀给后人留下的共有记忆，以及集体进行的情感表达、寄托与传承。这一模式无疑可以延伸到二战这一研究领域，并为当前的二战史叙事与纪念所借鉴。

抵抗牺牲的勇气代价

[美]罗纳德·C.罗斯伯顿，《突如其来的勇气：法国青少年与德军的对抗，1940-1945》，焦静姝 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25年。

[美]迈克尔·史蒂文森，《士兵之死：世界阵亡简史》，伍莎恩 译，三联书店，2025年。

苏智良、陈丽菲，《日本“慰安妇”全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

战争伴随着抵抗与牺牲，二战作为历史上空前绝后血腥酷烈的全球性战争，全球人类正是通过无数勇敢抵抗者的鲜血渡到了和平彼岸。然而，在战后岁月追忆往事之余，未曾亲历战火的后人们难免发出“事后诸葛亮”的疑问：战争如此严酷，敌人何等残忍，这般抵抗与牺牲，到底是否值得？

美国学者罗伯斯顿（Ronald C. Rosbottom）回溯法国二战历史之余，便做出了如此疑问。在他眼里，二战纳粹羁縻与占领之下，法国抵抗运动中的青少年们所做的只是“早熟的抵抗”（précocité résistance）：他们“不成熟，容易冲动，没有经历过生与死”，缺乏全盘打算，对侵略者损害寥寥，对己方则助益甚少。但他也不得不承认，正是这“突如其来的勇气”如同顽石投入死水，打破了自三十年代来一直在“虚无岁月”中浑浑噩噩、沉湎于利益权衡的法国社会；正是这看似非理性自不量力的“抵抗热情”，用天真的勇气打破了人心壁垒，连结起席卷全国的抵抗大潮；正是这些奋不顾身冲向纳粹强大暴力机器的“唐吉坷德”，在之后的巴黎解放法国复国过程中，启导人民大众舍生忘死完成了复兴事业。毕竟没有什么比这一幕更能证明复国的希望：国家的未来，正奋力为国家争取未来。

较之于抵抗的代价，《士兵之死：世界阵亡简史》则着意论述阵亡带来的牺牲。当我们习惯了传统史书对战绩军功的夸夸其谈，对“消灭有生力量”这一扭曲的军事术语麻木无感，也就顺带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事实：战争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有组织的杀戮。史笔下辉煌的胜利与功勋，掩盖的却是血腥可怖的“京观”与尸横遍野的战场。而士兵作为战争最基本的组成元素，承担了“阵亡”中的大多数。全书贯穿人类历史，并未局限于一时一地，而是在从古到今的千年人类有组织拼杀中，追溯士兵生命的最后时刻，以个体生命的消逝重构战争历史的书写，用生命做砝码，改变我们对于战争的观念认知与评价度量。

要清楚认识到的是，战争受害者从来并非只有阵亡的士兵，无数平民的不同群体被战争波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与牺牲。长期耕耘于二战日军暴行史“慰安妇”问题研究领域的苏智良教授，以厚重的学术深度与33年的心血积累，在今年贡献了一部集大成的全景著作。这部基于反复考证的确凿史料之上的200余万字巨著，既是对战时“慰安妇”历史真相的深刻剖析与全面揭发，更为捍卫历史真相、维护人类和平、彰显女性安全提供了历史镜鉴。尤其是在日本右翼刻意忽视中韩“慰安妇”受害者，甚至反而自诩为“战争受害者”的当前，回击历史修正主义逆流的铁证应运而生。天道昭彰，以这部巨著为据，我们终要为当年遭受深重苦难的同胞姐妹夺回公道。

二战始末的重新解读

[英]理查德·奥弗里，《二战新史：鲜血与废墟中的世界，1931-1945》，谭星 译，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

[英]安德鲁·N·布坎南，《全球视野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1931—1953》，张士伟 译，东方出版中心，2024年。

[美] 陈兼，《走向全球战争之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东方出版中心，2025年。（再版）

二战的起始与终结一直是各国史学家争论的重点话题，长期以来，丘吉尔、汤因比、李德哈特、A·J ·P·泰勒等著名学者都曾就此发表过或经典或争议的知名论述。2025年前后，同样有大量有关二战始末讨论的作品或出新或再版，给我们带来了更为广大的研究视野与讨论空间。

相较于偏重二战欧洲战场的传统西方观点，理查德·奥弗里（Richard Overy）强调二战本质上是“全球性的帝国危机”，二战这场世界大战必须以全球化视角来看待。基于此，二战传统的时间界限不再适用，战争的开端至少要追溯到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之时，“这场战争应当被理解为一场全球性事件，而非轴心国在欧洲被击败是重头戏……亚洲的战事及其结果对于塑造战后世界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在欧洲击败德国，甚至尤甚。”他指明：中国是二战中被西方长期“遗忘的盟友”，现在西方学界必须就重新认识中国的二战地位与作用“推动跨国界的历史共识”。

较之于奥弗里，安德鲁·布坎南（Andrew N. Buchanan）虽同样基于全球史视角将1931年视为二战起点，将抗日战争视为关键战场，但其在战争终结的时间线上存在更进一步的思考。他将过往“二战”史中时常缺位的亚洲、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战争进程，及其互相交织的政治与经济活动涵盖进了研究范围。不但将“二战”欧洲战场爆发前具有全球意义的区域冲突囊括在内，还把1945年后亚洲战场的局部冲突也纳入“二战”叙事框架，对二战影响下的世界格局进行了更加系统的论述。如果说奥弗里的观点基于“旧帝国的危机”，布坎南则主张战争带来的全球秩序变化，基于美国旨在实现“新帝国的确立”的霸权尝试。美国认为己方是“主要乃至唯一胜利者”的二战叙事存在很大缺陷：二战应该涵盖美国作为新的世界帝国尝试建立霸权到失败的全过程。1945年后层出不穷的地区冲突，尤其是朝鲜战争，证明了美国推动建立的以其为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失败，从而将传统认知中的“二战”影响的时间框架扩展至1931—1953年。

相对于奥弗里与布坎南的两部新观点译著，《走向全球战争之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是著名学者陈兼青年时期二战史作品的再版，为此对原作史料和论述进行了补充修订，加入了对当前历史现实的进一步观察思考。作者回顾了两次大战之间全球围绕战和展开的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将二战起源总结为“和平结构”从构建到瓦解，从重建到解体的进程。作者对于和平的珍视与现世关怀，透过“新的世界大战不但可以推迟，而且必须避免”的知名论断得以凸显，不但是对二战起源历史经验的总结，更是对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反思与积极回应。

国际主义的历史传承

杨菁，《无问西东：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江苏人民出版社，2025年。

较之于之前所推荐的作品，《无问西东：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所展现的并非宏大的战争史。地图上的战争规划，高层的政策制定并非论述主题。作者转而从宣传、前线、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以往容易被战争政治史研究所忽略的领域搜集大量史料，梳理抗战时期外国友人支援中国抗战的历史，并以生动案例重塑这些人的形象与经历，再现他们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美国“飞虎队”、白求恩医疗队、约翰·马吉拍摄日军暴行影像、明妮·魏特琳建立难民收容所、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史沫特莱战地报道、“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发起人路易·艾黎、燕京大学教授林迈可事迹，以及被俘日本战俘的反战宣传等均被列入。个体和群像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致力于反映抗战事业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解析中国抗战为何能在国际社会得道多助；不仅论述外国友人为何、如何帮助异国他乡的中国人民，探究其间共性与差异，同时也分析中国人民的抗战、国共两党的内外政策如何深化外国友人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感情，强化他们援助中国的行为动机，为研究二战国际关系、跨国合作提供了以中国为典型的丰富借鉴。

当今国际秩序的主要部分，都与二战过程及其胜利成果息息相关。坚持和弘扬正确的二战史观，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关键，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共识基础。就此而言，推动各国在二战叙事上的理念互通，纪念合作，正是维护现有国际秩序安全稳定，促进和平发展的历史认知关键所在；更是继承二战时期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通力合作，共同抵抗法西斯侵略者的国际主义精神所寄。

青史无言，赖后人之笔以成；寰宇纷乱，须我辈之力澄清。二战早已结束，2025年行将过去，但80年前的血与火却未曾从人类眼前消失一刻。如今，在变乱纷繁的世界，我们再次伫立于世界历史的拐点。愿当年的苦难与牺牲成为经验与助力，继续引导我们，如战火中不懈冲锋的前辈一般，奋力争取那和平繁荣的未来。

上海大学文学院 徐之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