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露川

　　中国古代文史紧密交融，在理论生成方面，二者往往相互配合、彼此激发。近代以来，由于作为专门学术领域的史学批评研究起步较晚，文史学界在一些理论问题上未能融通合作，尤其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作为文学理论先行结构的理论母体作用尚待系统性研究。由此，一些同时关涉文学与史学研究领域的议题，需要进一步地交流，从而克服学科分类视角下学术思考的片面化倾向。因此，重新打通文学与史学的学科边界，无疑是推进文艺理论和史学理论研究的必要路径，这在有关中国叙事理论生成的研究上表现突出。

　　中国古代“叙事”的存在形态是一种“超越体裁的文类”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叙事学迅速传入中国，引发文艺理论界有关“中国叙事学”的大讨论，学者们经由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认识到明清之际的小说评点使“中国叙事学”初步获得了理论形态。在这个阶段，史学界尚未就“中国叙事学”问题积极开展讨论。从文体学视角看，中国古代的叙事文类以历史叙事为中心，但由于文学批评和史学批评的交叉，“叙事”一词在史学领域完成概念化后，便向文章学领域渗透。至迟在宋代，秦观、真德秀等人已经把“叙事”作为一种文类看待，不过其意涵还是指向史学著述。这不仅反映出“叙事”概念及“叙事之学”的史学根源，也表明在中国古代“叙事”的存在形态是一种“超越体裁的文类”。对于跨文类的理论研究，依靠单一学科资源显然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家对“叙事”的阐释，是“叙事”理论在中国生成的本源

　　从理论生成上看，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家对“叙事”的阐释，是“叙事”理论在中国生成的本源。我们看到，中国古代的“叙事”概念以“事”为根本，即始终把内容的真实性表达作为“叙事”的根本要务。郭豫适在谈到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特点时指出，中国史学“叙事”理论的“实录”旨趣，对于包括小说在内的整个中国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形成、发展，无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根据中国古代小说文法术语的概念史考察，最迟在北宋初年，在中国传统文言小说观中，把“小说”作为“正史以外的野史、传说”已成为一种主流认识。正因如此，人们往往用“史”的实录精神规范“小说”的创作，正如方正耀在《中国古典小说理论史》中所指出的：“小说实录的理论是从史学批评和散文批评的实录理论引发出来的。”类似的案例并不鲜见，只是由于文学与史学的学科划分，在引导研究愈加精细化的同时，人为地造成了同一理论问题上的认知壁垒。只要在研究中国“叙事”理论起源时，能够观照作为文学批评“前置结构”的史学批评资源，就会发现，中国叙事学的理论萌芽或可向前推溯至史学谋求独立发展的魏晋时期甚至更早。总之，从中国“叙事”理论生成的研究来看，经由史学批评的加入，中国叙事学的理论阐释可以得到更完整的形态和更丰富的资料支撑。

　　不能脱离整体上的文史关系而孤立地讨论中国叙事的经验和理论

　　文史关系是中国悠久学术史上的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至晚在清中期，中国已经出现了这方面的名家和经典著作，这就是章学诚和他所撰的《文史通义》。近年来，学术界讨论的叙事学问题，尤其是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的关系问题，与章学诚所论文与史的关系有很大的不同，这不仅有时代的差别，也有研究对象上的广狭之分。但有一点是应当肯定的，即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之关系的讨论，从根本上说，不能超越一般的文史关系。换句话说，不能脱离整体上的文史关系而孤立地讨论中国叙事的经验和理论，这需要史学界和文学界的双向奔赴。与此同时，不同的学科之间自有直接、间接的联系，但既然是不同的学科，则自然各有特点。因此，在讨论中既不能忽略学科之间的联系，更不能彻底消除不同学科的边界。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学科要了解并尊重其他学科的传统、术语、最新成果。从历史学的学术传统和学科理论来看，“叙事”受历史客观存在的制约，以“事”的真实性呈现为根本，这奠定了中国叙事学以务实、求真为根本的思想本质，对于我们今天从“讲事实”出发，加快构建面向世界的、民族特色的“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具有理论启示。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