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记者 潘玮倩 张晗

图|记者 邓鼎园 刘畅 林清石

当甲骨卜辞所承载的巫史传统缓缓隐退，孔子周游列国的足迹开始在华夏大地上烙下理性的印记，这一古老文明便在思想自觉与社会实践的交融之处，实现了一次深刻的“哲学突破”，进而标志着其在精神层面趋向成熟。

这并非神灵信仰的简单消隐，而是一场深刻的人文精神自觉；这也不仅仅是知识权力的梯度扩散，更是一系列结构性变迁与创造性能量迸发所共同催生的“百家争鸣”之局。中国哲学的生成，并非源于书斋中的纯粹思辨，而是在殷周之际的制度更迭与春秋战国的社会转型中，历经两次关键性的思想“轴心转折”，从而奠定了其贯穿此后三千年的基本精神格局。

2025年12月20日下午，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王杰做客《岭南大讲堂》第十期。在广东省博物馆报告厅，他以《中国哲学源流——以先秦哲学思想的两次转变为例》为题，引领观众进行了一场溯源之旅。

讲座直指核心：中国哲学何以成为其自身？它从古老源头奔涌而出的“活水”，为何至今仍在回应我们对生命与秩序的叩问？王杰教授并未停留于思想家的生平与语录，而是着力构建一幅宏大的“认知坐标图”，揭示从“天命神学”到“人文自觉”、从“王官之学”到“百家争鸣”这两大关键转折，如何像枢轴般扭转了中国文明的方向。

本次活动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指导，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主办，广东省博物馆（广州鲁迅纪念馆）协办。以下呈现王杰在讲座上的分享及其后接受记者专访的综合实录——

为什么要从“源流”谈起

我想今日我并非是来为大家补上一堂“哲学史课”的。倘若仅仅是讲述知识点、罗列年代、阐述某位思想家的言论，那么翻阅书籍，其实都能找到相关内容。

我今日切实想要解答的，是一个更为本质的问题：中国哲学究竟是如何铸就其自身特质的？它自悠远的历史长河中奔涌而来，为何直至今日，依旧是我们认清自我、探寻生命意义的重要思想源头？

黑格尔曾作过一个比喻：一个有文化底蕴的民族，倘若没有属于自己的哲学，就如同一座装饰得美轮美奂的庙宇，却未供奉自身的“神”。马克思也曾说过，人民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皆汇聚于哲学思想之中。中国哲学，恰是一条从远古奔腾至当下的思想长河。它并非呈单一线性发展，而是在历史的漫长进程中持续碰撞、吸纳、转化，逐步形成一个多元互动的有机整体。

当下“国学热”“传统文化热”盛行，许多人会直接研读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的著作，甚至深入探究王阳明、曾国藩的思想。然而，倘若我们仅专注于某一个点，便极易陷入误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中国哲学并非某一位天才灵光乍现“凭空想出”的，而是一个文明历经极其漫长的历史进程，逐步积累、修正、沉淀的结晶。所以，我打算先构建起“源流”这一宏大框架。

在这个框架下，我今日着重讲述两件事：其一，中国哲学的整体演进结构；其二，先秦时期真正出现“方向性转变”的两个关键节点。

先搭一个总框架：中国哲学大厦的建成

我曾于《中国哲学的流变》里，将中国哲学大致划分为七个阶段：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和乾嘉朴学。这七个阶段并非相互割裂，而是前一阶段持续为后一阶段“奠基”，共同构建起一个连贯的思想整体。

第一阶段：先秦子学。此乃中国哲学的真正源头。诸子百家于这一时期纷纷涌现，思想的深度、问题意识与原创性均达至巅峰。几乎所有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涵盖宇宙、人生、政治、伦理等方面——皆在先秦时期被提出。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等，各自针对当时“患病的社会”给出了不同的诊断方案。正是在这种高度开放的学术争鸣中，中国哲学奠定了其基本架构。

第二阶段：两汉经学。秦朝仅存续短短十五年便走向灭亡，这给汉初统治者敲响了警钟：单纯依靠严刑峻法，无法实现国家的有效治理。汉初约七十年的“文景之治”，以黄老思想调和儒道；至汉武帝时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形成了通常所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局面。儒家学说从一家之言、地域文化，历经近四百年的发展，上升为主流思想和国家意识形态，并完成了制度化与经学化的进程。

经学的核心为“注经”。汉代儒者借助注释经典，来表达自身的政治立场与学术见解，由此便有了今文经与古文经的区分：前者着重经世致用，与现实政治关联紧密；后者致力于还原经典的原本含义，更侧重于学术研究。西汉时期以今文经为主流，东汉则转向了古文经。到东汉末年，马融、郑玄化解了今古文之间的纷争，终结了持续数百年的学派对立局面。

第三阶段：魏晋玄学。自东汉覆灭至隋统一的三百多年间，中国社会再次迈向分裂与融合，思想领域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之风。哲学探讨的核心转向了更为根本性的问题：天地万物的根源、自然与名教的关联、肉体与精神的联系以及语言与思想的关系问题等。

这一时期以《老子》《庄子》《周易》为核心，称为“三玄”，构建起了魏晋玄学。佛教于此时迅猛发展，道教亦取得显著进步，儒、释、道三家并驾齐驱，思想领域再度绽放光彩。

第四阶段：隋唐佛学。隋唐时期绵延三百多年，在文学领域以唐诗闻名遐迩，思想层面虽名义上尊崇儒家学说，但实际上佛教产生的影响尤为显著。天台宗由智顗开创，此后，华严宗、法相宗、净土宗、禅宗依次兴起。其中，影响最深远的当属禅宗，以六祖慧能为代表人物，该宗派使佛教实现了中国化、大众化与本土化。后世常以禅宗来指代中国佛教，“绝对”“相对”“天花乱坠”“一针见血”等日常用语即源于佛教。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武一宗” 灭佛事件，再加上社会动荡不安，佛教一度由盛转衰。

第五阶段：宋明理学。宋明理学是在历经近千年的外来佛教与本土儒家的冲突、融合过程中形成的思想体系。它所解决的核心问题为：怎样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吸纳佛、道两家思想，同时避免被其取代。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较为成熟且系统的中国哲学形态。其主要脉络涵盖陆王心学、程朱理学以及张载—王夫之的气学，此外还有永嘉、永康学派的事功学。与此同时，经典的重心从“五经”转移至“四书”，称谓从“周孔”转化为“孔孟”，儒家思想至此完成定型。

第六、七阶段：明清实学与乾嘉朴学。明清交替之际，一批思想家开始从宋明理学内部进行反思，批判空谈义理心性的学风，转而倡导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由此形成了明清实学。清初的文字狱使得学者们不得不回到书斋之中，进而发展出以考据为核心的乾嘉朴学，为后世留存了大量可靠的文献资料。1840年之后，现实危机促使思想领域再次将目光投向社会实践。龚自珍、魏源、陶澍等有识之士推动学术研究重新回应时代需求，成为中国近代思想转型的先声。

我之所以率先阐述这七个阶段，是为了引出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在如此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那些真正发生“方向性转变”的节点究竟位于何处？答案是在先秦时期，并且出现了两次。

第一次转变：从“天命神学”走向“人文自觉”

接下来，我将视角重新聚焦回先秦时期。实际上，中国哲学的任何一个阶段，像两汉、魏晋、隋唐、宋明，都能够单独进行阐述。然而，若要探寻真正发生“方向性转变”的节点，答案必定在先秦，且这样的转变有两次。

从约公元前2070年夏朝建立到秦统一中国，大约1850年，鉴于夏代史料匮乏，相关讨论通常从殷商时期开启。先秦时期发生的首次重大转变，便是从神本向人本的转变。

学者徐复观曾言，几乎所有民族的文化，最初皆起源于宗教、天道与天命，中国亦不例外。在殷商时期，原始宗教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殷商的世界，是一个由“上帝—鬼神—祖先”构建而成的整体性信仰结构。殷商人所尊崇的“帝”或“上帝”，是主宰万物的至高存在，不过带有浓郁的部族神色彩，被视作商王族的保护神，掌控着自然、社会与人的命运。

需着重指出的是，中国古代文献里的“上帝”概念，远比西方基督教的“GOD”出现得早。后来，利玛窦等传教士正是在中国经典中发现了极为相似的概念，才把西方的“GOD”翻译为“上帝”。从时间层面来讲，“上帝”一词最初是中国文明的结晶。

在殷商时期，所有重大事务皆需诉诸神意。政治与宗教高度融合，商王不仅是统治者，还是“群巫之长”，通过占卜与祭祀的方式与上天进行沟通。我们如今所看到的甲骨文，正是这种祭政合一制度的直接佐证。当时的商人“每日必占、每事必卜”，国家的运转几乎完全依托于对神意的解读。

例如，商代曾多次迁都，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盘庚迁殷”。如此重大的现实利益问题，最终并非依靠人间协商来解决，而是诉诸“天命”，即所谓这是上帝的旨意。正是在全民笃信宗教的氛围中，“天命”拥有了绝对的合法性。

殷商社会的另一重要特征，便是祖先崇拜。统治者通过将上帝、祖先与自身血统相联系，为政权的合法性提供了神圣的依据。在这种架构下，人的主体意识尚未觉醒。商纣王直至灭亡都坚信“我生不有命在天”，而不认为自身的暴政是导致亡国的原因。

故而，殷商时期的思想基调，可以概括为：神权政治、祭祀文化与占卜制度。人处于被动地位，历史的解释权掌握在神的手中。

真正的转折出现在西周。

周人并未彻底否定殷商的天命观，而是在其中融入了新的价值内涵。他们提出了“天命靡常”“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理念。这堪称一次极为精妙的思想革新：天依旧存在，但其不再无条件地庇佑某一王朝，而是依据“德”来做出抉择。不过，此时的“天”依旧是人格化、有意志的至高神（“皇天上帝”）。

天命开始具备道德条件，政治合法性开始接受世人评判。周公在这一转变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通过制定礼仪、创作音乐，把原本依赖神明的政治秩序，转变为以人伦为核心的礼乐体系。“敬德”“保民”“慎罚”等理念，在这一时期被系统地提出。正是基于此，我们能够理解为何周公被视作儒家思想的真正奠基者。孔子一生所憧憬的，并非殷商的神权秩序，而是周礼所代表的伦理政治。这一转变的意义极为深远：中国思想从神本政治，转向伦理政治；从祭祀文化，转向礼乐文化；从对超越神灵的依赖，转向对人间秩序的自觉构建。

这种转向在春秋时期得以进一步深化。社会动荡不止，现实与“天命有德”的观念形成巨大冲突，从而引发《诗经》中广泛存在的“怨天”情绪，动摇了人格化“天”的权威地位。人们开始对天命提出质疑、对鬼神进行批评，神的权威逐渐下降，人的地位日益上升。思想焦点发生了决定性转变。

子产提出“天道远，人道迩”，着重强调现实政治应以人事为立足点；“夫民，神之主也”的观念则明确地将“民”置于价值的核心位置。与此同时，“礼”的内涵发生了本质性的蜕变，从沟通人神的宗教仪轨，系统性地转变为维护政治秩序、社会规范和个体伦理的理性文明体系（即“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

诚如王国维所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这一由神至人的转变，奠定了中国哲学三千余年的基本格调：确立了“此世性”优先的根本取向，开创了“内在超越”的价值实现途径，形成了注重“知行合一”的实用理性传统。

第二次转变：从“王官之学”走向“百家争鸣”

倘若第一次转变解决的是价值根基的来源问题，那么第二次转变解决的则是思想的产生源头以及表达主体的问题。

此次转变，乃是一场由社会结构瓦解所引发的思想“载体”与“形态”的根本性变革，可概括为从“王官之学”迈向“百家争鸣”。西周时期，“学在官府”，知识、教育与政治权力紧密相连，受教育者主要为贵族子弟，思想生产掌控于国家体系内部。春秋以降，随着礼崩乐坏，原有的官学体系分崩离析，大量掌握文化资源的没落贵族流入民间，形成了最早的独立知识阶层——“士”阶层。知识开始摆脱官府的管控，在社会中自由流通。

孔子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他开办私学，倡导“有教无类”的理念，以“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作为教学内容，打破了教育的身份限制。无论出身贵族还是平民，只要有求学的意愿，皆可融入学术体系。这不仅是教育史上的重大突破，更是一场意义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

自此，“学在民间”的局面形成，思想不再被权力所垄断。

正是在这一结构性变革中，“百家争鸣”的局面成为可能。在战国时期变法图强的大背景下，思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其中，齐国的稷下学宫成为了汇聚各家学者的学术圣地。面对战乱不断、秩序瓦解的现实状况，思想家们站在各自的立场上，为社会发展提供了不同的见解与解决方案。

儒家倡导以德化民，主张通过修身来实现天下大治；道家则踏上了一条文明批判与形而上超越的道路，老子以“道”取代“天”，提倡“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庄子借助“齐物论”与“逍遥游”，追求精神层面的绝对自由；墨家宣扬兼爱、非攻，着重功利理性与社会公平；法家秉持冷峻的现实主义，使政治脱离道德范畴、趋向技术化，以“法、术、势”服务于“富国强兵”这一终极目标。

这些思想并非孤立诞生，而是于稷下学宫等公共空间里持续碰撞、批判、吸纳，构建起高度活跃的思想生态。诸子思想在激烈的碰撞中深化发展。

在此过程中，天人关系、人性善恶、名实之辨、礼法之争等核心议题被系统地提出，构成了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范畴。

战国后期，荀子对诸子思想进行了深度整合，提出了“性恶论”与“隆礼重法”的主张，既传承了儒家传统，又吸纳法家、道家的现实考量，其弟子韩非、李斯，分别成为理论与实践领域的核心人物，为秦的统一提供了思想与实践支撑。

至此，先秦哲学圆满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为中国文明打造了一套可长期运行的“思想工具箱”。后世近三千年的中国哲学思想，大多是在持续阐释、拓展、回应先秦问题意识的进程中发展起来的。

所以，若要理解中国哲学，就必须追溯到先秦；而若要理解先秦，就必须掌握这两次关键转变。它们不仅引领了思想史的走向，也塑造了中国文明认知自我、治理社会、安顿生命的基本模式。

回到先秦，是为了看清今天

今天，我们为何要追溯先秦哲学的这两次转变？实则并非为了讲述历史本身，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下。

其一，此举为“两个结合”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哲学依据。马克思主义需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首先就得明晰中国思想传统应对现实问题的智慧。先秦诸子中，无论是儒家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抑或是法家主张的制度构建，其核心皆为强烈的“实践理性”，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与此同时，先秦哲学的多元性为“第二个结合”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儒家的“天下为公”与墨家的“兼爱”“尚同”，能够与共同富裕理念展开对话；道家的“道法自然”，有助于加深生态文明建设的哲学思考；法家的“法不阿贵”与荀子的“隆礼重法”，可以与法治中国建设相互融通。

其二，对我们当下重塑文化自信具有关键启示。它助力我们破除“哲学合法性”的西方中心论迷思，确立中国哲学独立的价值评判标准——其伟大之处并非在于是否契合某种西方范式，而在于为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如秩序、生命的意义）提供了独特的解决之道。这两次转变本身，便彰显了中国思想“包容性创新”的开放性与适应性，此乃中华文明生生不息、总能实现创造性转化的深层密码。

故而，回溯先秦，正是为了“温故而知新”，在马克思主义的激发下，让古老智慧成为回应时代挑战、构建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的源头活水。

观众问答

观众：王教授您好，您能解释一下“事功学说”的核心吗？

王杰：“事功学说”的核心要点之一为“正其谊（通‘义’）谋其利，明其道计其功”，其本质是秉持义利并重的价值理念。“事功学说”突破了长期以来道德与利益二元对立的思想观念，着重强调义利统一，也就是在践行道德原则的同时，也需考量实际利益。这一思想与我们当代社会的价值追求高度相符，倡导义利并重，切不可见利忘义。

观众：我们现在经常强调“两个结合”，我的问题是，在当前推动中国哲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具体应该怎样去落实这“结合”？

王杰：从历史经验审视，外来思想能否在中国扎根、长远发展，关键在于是否能与中国历史文化深度融合。佛教传入中国后，历经长期交融，最终催生了中国化成果；而那些未能有效融入中国文化的思想，则难以实现持续发展。这一事实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必须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国哲学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宝藏，诸如民本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等，都能为这一进程提供重要滋养。

编辑：邬嘉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