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法治日报）

转自：法治日报

□ 本报记者 朱宁宁 　　地方性法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立法通过法定程序使党的政策、中央精神、国家法律落地生根，解决好法治通达群众、通达基层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地方立法质量，于今年9月在黑龙江哈尔滨召开全国地方立法工作座谈会，对提高立法质量、以高质量立法服务和保障改革发展提出要求。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京举办2025年第二期地方立法培训班，通过主题授课、专题交流、小组讨论及学员讲坛等形式，围绕提高地方立法质量开展培训。 　　《法治日报》记者从培训班上获悉，近年来，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不断积极探索，丰富立法形式，稳中求进提高立法质量，充分发挥地方立法的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制定和修改了一大批服务国家大局、适应时代要求、体现地方特色、解决实际问题的地方性法规，形成诸多可圈可点的实践经验。

护航新质生产力发展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对立法提出许多新要求。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地方立法尤其要下功夫促进创新发展。 　　发展新质生产力，既包括技术和业态模式创新，也包括管理和制度创新。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往往从某些地方行业和领域率先实现突破和发展。近年来，一些地方结合本地实际、遵循法定权限，在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大数据等领域开展立法，取得明显成果。 　　作为中国经济活力与开放度的标杆城市，上海近年来在专项立法、条款融入、环境优化等方面发力。第一方面，在专项立法层面，聚焦新质生产力关键要素与应用场景精准发力。《上海市数据条例》平衡数据创新与安全，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上海市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条例》明确“鼓励创新+安全保障”导向，为AI产业松绑赋能；《上海市浦东新区促进无驾驶人智能网联汽车创新应用规定》为自动驾驶技术落地提供规范，加速AI与实体经济融合。第二方面，注重在相关立法中嵌入新质生产力发展条款。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修订时，将培育新质生产力与构建高端产业集群、推进新型工业化等发展目标并列，通过制度型开放让“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第三方面，为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海持续优化配套立法。《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几次修订，为新质生产力培育扫清障碍；《上海市民营经济促进条例》以公平竞争为核心，支持民营企业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多元化融资体系，激发民营经济创新活力。

构筑红色文化保护屏障

　　近年来，多地人大常委会立足地方红色资源，以精准立法、系统施策、强化执行构建红色文化保护法治体系，让红色基因在法治护航下代代相传。 　　山东临沂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制定《临沂市红色文化保护与传承条例》，参与《山东省传承弘扬沂蒙精神条例》立法并出台实施决定。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法全链条，体现在规划编制、法规条款及备案审查中，建立协调机制，结合本地实际，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软性要求”变为“刚性规范”。 　　以“小切口”破解保护难题。陕西延安构建“省级条例+市级办法+专项法规”三级体系，出台《延安市宝塔山保护条例》，划定三级保护区，还通过安塞腰鼓、陕北民歌专项立法实现红色文化与非遗协同保护。甘肃陇南聚焦哈达铺红军长征旧址，制定《陇南市哈达铺红军长征旧址保护条例》，厘清部门权责，破解产权复杂、建设管控难等问题。湖北荆州针对湘鄂西苏区574处革命遗存，出台《荆州市湘鄂西苏区革命遗存保护条例》，以“苏区”冠名，创新名录保护等制度。湖南怀化制定的《怀化市革命文物保护利用若干规定》仅12条，以“小快灵”立法精准解决非国有革命文物修缮难、村民住宅类革命文物居住矛盾等问题。 　　在传承利用上，各地立法注重创新路径，激活红色资源活力。上海制定《上海市红色资源传承弘扬和保护利用条例》，将“传承弘扬”置于“保护管理”之前，涵盖广播、文艺作品等多元传播方式，还设“长三角区域协作”专章，推动区域红色资源共享。陇南鼓励红色教育与旅游结合，哈达铺年均接待研学团队超200批次；延安通过“小小讲解员”活动让青少年成为红色文化与法治精神的传播者；荆州推动革命遗存纳入学校教学，开发特色红色旅游线路。 　　为确保法规落地，各地强化监督执行与协同发力。延安公安、文物、生态环境等部门联合执法，宝塔区人民法院成立陕西省首个革命文物保护巡回法庭，检察机关通过跨区域协作机制，共同守护陕甘宁革命老区的红色遗产。上海建立市、区两级联席会议机制，明确党委宣传部门牵头，统筹各方力量推进保护。怀化规定检察机关与文物部门协作，对损害革命文物的行为依法提起公益诉讼，筑牢司法保障防线。

筑牢民生福祉制度根基

　　做好新时代立法工作，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地方立法的一个独特作用，就是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需、法有所为”。 　　近年来，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紧扣群众急难愁盼，以“小快灵”立法为抓手解决突出民生问题，用法治力量破解民生痛点，让法规成为守护群众福祉的“定心丸”，以务实管用的立法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 　　在立法选题上，各地坚持“靶向治疗”，以“小切口”撬动“大民生”。海南三亚聚焦电梯安全、基础教育等痛点，2024年出台《三亚市电梯安全管理规定》保障群众“乘梯安全”，2025年制定《三亚市中小学校幼儿园规划建设条例》，通过动态平衡学位资源回应“入学难”。湖北武汉围绕“一老一小”与居住品质发力，2024年制定《武汉市托育服务促进条例》，缓解双职工家庭“带娃难”，2025年施行《武汉市养老服务条例》，破解居家养老“最后一公里”难题，同时以《武汉市住房租赁条例》《武汉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条例》保障新市民“住有所居”、老旧小区居民“上下楼自由”。 　　只有重视调研和听取民意呼声，才能增强立法的科学性与民主性，确保法律法规符合人民的利益和需求。如何让群众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也是地方人大立法的发力点。多地人大及其常委会深耕全过程人民民主，例如，湖南永州将基层立法联系点建在代表联络站，整合网格与群团力量，将部分意见直接转化为法规条文；三亚建成10个基层立法联系点，通过媒体公告、网上讨论区、第三方问卷等渠道广纳民意；武汉依托21个基层立法联系点与300余个信息采集点，建立“意见征集—反馈—激励”闭环。 　　通过精准立法、民主立法，法治成为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金钥匙”，为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筑牢民生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