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勇

那天，年逾九十高龄的母亲陪我回了趟长寿老家，让这段重嗅儿时记忆气息的旅程，多了一份厚重与温暖。当我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悠然瞥见，那半截黄荆棍，竟依偎在墙角。原本光滑油亮的小棍子，已蒙上了厚厚的尘。“哎哟，我从小可怕它！”我说着便递给母亲：“这是您那些年的教子棍呢。”那句“黄荆棍下出好人”，早已刻进了我“痛并快乐着”的童年时光。

那根被母亲攥得发热的半截棍子，不足一米长，食指粗，并不是黄色，而是带着发灰的浅白，顶端还留着被折断的痕迹。印象中，最初差不多两米长，何时断成了半截，母亲也记不得了。

此时母亲那微微上扬的嘴角，也藏不住对子女们“严管善待”的浓浓情结。过去的家长没有内卷，没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愿望，只有最朴素的“不成才，也要成器”的想法。农村的孩子，大都认得黄荆棍的脾性，哪个的脊背和屁股没有遭过家长打？

母亲识文断字，在老家算有点文化的人。父亲一直在外镇医院工作，家里全靠母亲含辛茹苦把我们兄弟姊妹养大。每每放学回家，锅里盛有热气腾腾的饭，虽为箪食瓢饮，也十分知足，实在馋了，半个来月，她还能让我们碗里有点油星，偶尔打顿牙祭。母亲从不轻易打孩子，实在惹她生气了，多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吓唬吓唬。直到有一次，我不知道做错了什么事，母亲第一次手持那半截棍子，打了我好几下，还说那根棍子“伤皮不伤肉”，可我感受是火辣辣的巴倒疼，哭得我泪眼汪汪。

记得6岁那年，嘴特别馋，只要能吃的东西，我都敢偷偷爬树去摘下水去捞。好像是一个三伏天，有位远房堂姐，比我大一岁，大家都叫她春花。春花一句“帮忙把那条又大又白的黄瓜摘下来”，我便满心欢喜地去摘，像只猴子一样，从自留地栅栏里钻出来时，被大人逮了个正着，说我偷了人家的瓜。

母亲气得嘴唇直哆嗦，扬起那半截棍子，对我一顿抽打。我不敢哭叫，怕丢人现眼。委屈的泪水与烈日下的汗珠交织，在我稚嫩的脸颊不停地流淌。我不知在大太阳底下，站立反思了多久，直到春花的哥哥新摘几条黄瓜送上门来“慰问”，才让我进了家门。看见母亲坐在屋里，唉声叹气，独自抹泪——她是怕儿子走歪路呀。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母亲那根教子棍叫黄荆棍，取自黄荆树的枝条，质地坚硬且有韧性，据说还是武术工具嘞。说了谎、闯了祸，看见它，后脊背就会下意识发凉，让我瞬间收住顽劣，好像母亲就在身后。

半截黄荆棍，俨然一尊小小的家神。后面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也没少“品尝”过黄荆棍的滋味，但更多的还是被说教唠叨，一复一日，由耳入心，句句都是爱的叮咛。母亲不禁长叹一声：“每次打你们身上，都疼在妈的心上啊。”黄荆棍下是爱，也是无奈。

想起小时候被黄荆棍受训的日子，现在成了幸福的过往。我俯身搀扶母亲走出老屋，当掌心与掌心交融的刹那，喉间突然涌起一股心酸，“门后放有黄荆棍，如今难入母亲怀”。试想，没有老屋那冰冷的半截黄荆棍，哪来我们的今天！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