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勇
那天,年逾九十高龄的母亲陪我回了趟长寿老家,让这段重嗅儿时记忆气息的旅程,多了一份厚重与温暖。当我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悠然瞥见,那半截黄荆棍,竟依偎在墙角。原本光滑油亮的小棍子,已蒙上了厚厚的尘。“哎哟,我从小可怕它!”我说着便递给母亲:“这是您那些年的教子棍呢。”那句“黄荆棍下出好人”,早已刻进了我“痛并快乐着”的童年时光。
那根被母亲攥得发热的半截棍子,不足一米长,食指粗,并不是黄色,而是带着发灰的浅白,顶端还留着被折断的痕迹。印象中,最初差不多两米长,何时断成了半截,母亲也记不得了。
此时母亲那微微上扬的嘴角,也藏不住对子女们“严管善待”的浓浓情结。过去的家长没有内卷,没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愿望,只有最朴素的“不成才,也要成器”的想法。农村的孩子,大都认得黄荆棍的脾性,哪个的脊背和屁股没有遭过家长打?
母亲识文断字,在老家算有点文化的人。父亲一直在外镇医院工作,家里全靠母亲含辛茹苦把我们兄弟姊妹养大。每每放学回家,锅里盛有热气腾腾的饭,虽为箪食瓢饮,也十分知足,实在馋了,半个来月,她还能让我们碗里有点油星,偶尔打顿牙祭。母亲从不轻易打孩子,实在惹她生气了,多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吓唬吓唬。直到有一次,我不知道做错了什么事,母亲第一次手持那半截棍子,打了我好几下,还说那根棍子“伤皮不伤肉”,可我感受是火辣辣的巴倒疼,哭得我泪眼汪汪。
记得6岁那年,嘴特别馋,只要能吃的东西,我都敢偷偷爬树去摘下水去捞。好像是一个三伏天,有位远房堂姐,比我大一岁,大家都叫她春花。春花一句“帮忙把那条又大又白的黄瓜摘下来”,我便满心欢喜地去摘,像只猴子一样,从自留地栅栏里钻出来时,被大人逮了个正着,说我偷了人家的瓜。
母亲气得嘴唇直哆嗦,扬起那半截棍子,对我一顿抽打。我不敢哭叫,怕丢人现眼。委屈的泪水与烈日下的汗珠交织,在我稚嫩的脸颊不停地流淌。我不知在大太阳底下,站立反思了多久,直到春花的哥哥新摘几条黄瓜送上门来“慰问”,才让我进了家门。看见母亲坐在屋里,唉声叹气,独自抹泪——她是怕儿子走歪路呀。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母亲那根教子棍叫黄荆棍,取自黄荆树的枝条,质地坚硬且有韧性,据说还是武术工具嘞。说了谎、闯了祸,看见它,后脊背就会下意识发凉,让我瞬间收住顽劣,好像母亲就在身后。
半截黄荆棍,俨然一尊小小的家神。后面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也没少“品尝”过黄荆棍的滋味,但更多的还是被说教唠叨,一复一日,由耳入心,句句都是爱的叮咛。母亲不禁长叹一声:“每次打你们身上,都疼在妈的心上啊。”黄荆棍下是爱,也是无奈。
想起小时候被黄荆棍受训的日子,现在成了幸福的过往。我俯身搀扶母亲走出老屋,当掌心与掌心交融的刹那,喉间突然涌起一股心酸,“门后放有黄荆棍,如今难入母亲怀”。试想,没有老屋那冰冷的半截黄荆棍,哪来我们的今天!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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