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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艾格农业

　　11月19日上午，日本政府官员在收到中方外交照会时面面相觑——中国海关总署正式通知即日起暂停所有日本水产品进口。这份通过外交渠道送达的文件仅给日方留下数小时反应时间，连当天抵达港口的扇贝货轮都不得不原地返航。

　　高市一句话，日本水产直面千亿日元经济损失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9日表示，日方此前承诺履行输华水产品的监管责任，保障产品质量安全，这是日本水产品输华的先决条件。但是日方目前未能提供所承诺的技术材料。“我还想强调的是，近期由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倒行逆施，在台湾等重大问题上的错误言论引起中国民众的强烈公愤。当前形势下，即使日本水产品向中国出口，也不会有市场。”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日本农林水产省数据显示，在中方2023年因福岛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问题暂停日本水产输华前，中国是日本海鲜最大出口地，占日本海产品出口总量的22.5%。若加上香港的19.5%，输出量可达42%。其中，出口量最高的是日本扇贝，占总体的51.3%。

　　媒体公开报道显示，自2023年至今，日本各界一直希望恢复水产品对华出口。今年6月，中方一度宣布允许恢复北海道和青森县等37个地区的海鲜产品进口。然而，高市早苗的错误言论让这一进程戛然而止。

　　中国水产禁令对日本水产出口造成的影响十分明显。据美国行业媒体“海鲜资讯源”援引日本农林水产省（MAFF）统计数据称，2024年，日本渔业产品出口总额为3609亿日元，较上年的3900亿日元下降7.5%，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就是对华海鲜出口的大幅减少。

　　报道称，2024年，日本对中国内地出口的农林水产品同比下降689亿日元，降幅约29%。对香港地区出口也下降155亿日元，降幅6.6%。海参成为日本所有农林水产品中损失最大的单一品类。2024年，日本海参出口同比下降64亿日元，降幅38%，报道认为，这主要是对华出口受限造成。

　　在此背景下，本月20日，日本在野党就此对日本政府提出质询，要求评估中方此举对日本水产品行业造成的影响。北海道当地政府在同一天召开紧急对策会议，讨论当地水产从业者的关切。

　　一名日本问题专家在估算后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算上运输水产品的物流、冷冻仓库及加工业，日本水产相关行业一年的损失或将超过1100亿日元（约50亿元人民币）。

　　中国自给自足的水产体系正强势崛起

　　随着日本水产品进口因政策调整大幅缩减，中国水产板块在资本市场备受关注。自2023年日本启动核污染水排海后，中国对日水产品进口额从2022年的871亿日元骤降至2024年的61亿日元。但从11月21日起，A股水产概念股如中水渔业、獐子岛、国联水产、好当家、大湖股份、神农种业等企业股价均出现短期走强，反映出市场对国内产能填补空缺的强烈预期。

　　作为全球最大水产品消费国，中国其实完全有能力实现高度自给。2024年全国水产品产量达7366万吨，同比增长3.5%，预计2025年将增至7442万吨。其中养殖水产品占比持续提升，未来有望达到总产量的80%。以小龙虾为例，2024年养殖面积达3050万亩，产量344.76万吨，同比分别增长3.39%和9.07%。规模扩张带动价格亲民，进一步刺激消费。

　　行业持续发展得益于技术创新与模式升级。例如，国联水产在经历2023–2024年亏损后，凭借“美人虾”等电商爆品与液氮速冻技术（将冷冻时间从24小时压缩至30分钟）实现业绩回暖；獐子岛在国资支持下，从单一扇贝养殖转向多元海洋牧场，突破皱纹盘鲍、紫石房蛤及三倍体牡蛎等种苗技术；中水渔业则借助“海鹰AI系统”与智能分拣设备提升作业效率，带动2025年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达到5340.81万元，同比大增230.08%。

　　更令人瞩目的是，新疆阿拉尔等地通过模拟海水矿物质成分，在盐碱水中成功养殖青蟹、南美白对虾，展现了中国水产科技的硬核实力。

　　明明能自给，为何还要进口？

　　其实，中国积极进口水产品主要是为了满足多元消费需求。一是高端消费群体对稀缺海鲜的需求；二是加工企业对优质原料的需求。其中日本水产品原本主要是用于高端消费。

　　在此背景下，2025年上半年我国初级海产进口额达91.4亿美元，同比增长7.8%。其中，挪威三文鱼占中国进口三文鱼总量的60%，俄罗斯凭借雪蟹与鳕鱼的稳定供应，成为中国第二大水产品供应国，去年出口量达101万吨。

　　当然，国际水产品贸易与地缘关系紧密相连。今年上半年，受国际贸易环境影响，加拿大龙虾与美国阿拉斯加鳕鱼对华出口额分别下降26.8%和12.3%。相反，与中国签署自贸协定的厄瓜多尔，95%以上水产品将逐步实现零关税；借助RCEP，今年前9个月，印尼与越南分别位列中国水产品进口来源地第五与第三位。

　　只有“身在RCEP，心在北约”的日本，才在不断丢失市场。

　　结 语

　　日本水产品长期被包装为高端、稀缺的代表，但这种形象实则脆弱且极易被替代。其“高贵”地位并非完全源于品质，更多是依赖文化输出与人为制造的稀缺感所维系——正如一度被神化的“神户和牛”或高价晴王葡萄，一旦面临外部竞争与本土化量产，神话便迅速瓦解。

　　在中国市场，随着水产养殖技术的快速进步与规模化生产，日本水产品的不可替代性正加速消失。无论是挪威三文鱼占据进口主流，还是新疆在沙漠中成功养殖海鲜，都表明我们完全有能力以更可控的成本实现优质供给。

　　说到底，所谓“高端形象”从来敌不过产业实力与开放合作。在中国，你不干，真的有的是人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