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成都日报锦观

巴蜀寻龙：从时光之窗眺望史前

重庆綦江恐龙足迹。 李忠东 图

我国发现保存在恐龙蛋化石中的完美胚胎。图据新华社

云浪/文

近日，古生物学家在都江堰发现了20余个来自三叠纪晚期的恐龙与古脊椎动物足迹，距今约两亿年。这是都江堰首次发现恐龙足迹，也为解码恐龙早期演化提供了珍贵实物。这次在都江堰的发现，宛如一块关键的时间拼图，它将川渝地区的恐龙活动记录向更古老的年代推进。

在巴蜀大地下，俨然沉睡着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极为罕见的中生代化石宝库。在成都彭州，发现了三叠纪晚期的恐龙足迹化石，是中国发现时代最早的恐龙足迹化石；川南的自贡，以“大山铺恐龙化石群”闻名遐迩，被誉为“恐龙公墓”，其中侏罗纪中期的恐龙多样性令世界瞩目；重庆市则享有“建在恐龙脊背上的城市”之誉，晚侏罗世的马门溪龙等巨兽化石层出不穷。从三叠纪的初现踪影，到侏罗纪的繁荣鼎盛，巴蜀大地如同一位沉默的史官，用岩层作书页，以化石为文字，撰写了世界瞩目的恐龙兴衰史诗。

时光封印

解读“石书”之谜

当我们谈论恐龙，脑海中往往会立刻浮现出《侏罗纪公园》里那些庞然巨物或凶猛猎手的形象。然而，真实的恐龙世界，其时间跨度之悠长、物种形态之多样、演化故事之曲折，远比银幕上呈现的更为壮阔和精妙。这些地球历史上最成功的陆地霸主，其家族统治了地球生态系统长达惊人的1.6亿年之久，跨越了中生代的三个地质纪元——始于距今约2.52亿年的三叠纪，历经侏罗纪的蓬勃发展，至白垩纪达到鼎盛，最终在距今约6600万年前的一场全球性生物大灭绝事件中黯然退场。

恐龙并非一个单一的物种，而是一个极其多样化的类群。它们体型差异巨大，小如今日的鸡犬，大如一幢楼房；食性上，既有凶猛的肉食性兽脚类，也有温顺的植食性蜥脚类、鸟脚类，以及身披重甲的剑龙类、甲龙类，乃至形态奇特的角龙类。更重要的是，现代古生物学研究已经确凿无疑地证明，鸟类是由兽脚类恐龙中的一支小型捕食者演化而来。这意味着，恐龙并未真正意义上完全灭绝，它们的后代依然在我们头顶的天空翱翔，这为恐龙时代增添了一层奇妙的延续感。

那么，这些亿万年前的生命，是如何穿越漫长时光，将其信息传递到今天？答案就藏在“化石”之中。化石是连接古今的桥梁，但它的形成条件却极为苛刻，堪称一场与时间融合的奇迹。当一只恐龙死亡后，其遗体必须迅速被沉积物（如河流带来的泥沙、湖泊的淤泥或火山灰）覆盖，才能避免被其他动物啃食或被自然环境风化分解。在随后以百万年计的地质年代中，骨骼等硬体组织中的有机质成分，在地下水的渗透作用下，被矿物质（如二氧化硅、方解石）缓慢地置换，最终石化，但依然保留了骨骼原有的形态和结构。这个过程被称为“石化作用”。

而以都江堰发现的恐龙足迹为代表的“足迹化石”，其形成则更为偶然和珍贵。它记录的不是死亡，而是生命的一瞬。它需要恐龙在湿度恰到好处的泥沙上走过，留下清晰的脚印，然后这行脚印必须迅速被新的沉积物覆盖、填充，如同一个天然的模具。在亿万年的成岩作用下，上覆的沉积物变成上覆岩层，填充物变成凸起的“模型”，而原始的脚印凹槽则成为底层岩石上的负模。无论是骨骼还是足迹，最终都需要后期的地壳运动将它们抬升到接近地表的位置，并借助自然的风化侵蚀或人类的工程活动，才能在上亿年时光洗礼后被人类发现。

四川盆地，正是进行这场“时光封印”的理想之地。在中生代大部分时期，这里是一个被称为“古四川湖”或“巴蜀湖”的巨大内陆水体，气候温暖湿润，河流纵横，蕨类、苏铁、银杏等植物构成了茂密的丛林，为恐龙等生物提供了极其优越的生存环境。更为关键的是，盆地长期处于沉降状态，如同一个巨大的“沉淀池”，源源不断地接受着从周边隆起山脉（如龙门山、大巴山）冲刷下来的泥沙。这些泥沙迅速将生物遗骸或足迹掩埋，为化石的形成提供了完美的保护层。四川盆地在学术界被称为“红色盆地”，正是这一时期沉积的红色砂岩、泥岩的直观体现。

待到新生代，特别是青藏高原的剧烈隆升，改变了这一切。高原的抬升也带动了四川盆地及其周边地区的整体抬升，原本水平沉积的岩层发生褶皱和断裂。随后，数百万年的风雨流水如同一位技艺精湛的雕刻师，不断切割、侵蚀这些抬升的岩层，使得那些深埋地下的、蕴含化石的“书页”得以一层层暴露出来。都江堰的恐龙足迹能清晰地展现在近乎直立的岩壁上，正是这种后期构造抬升和侵蚀作用的杰作。可以说，川渝地区集“优越的古生态环境、持续的沉积埋藏、适度的后期构造抬升与侵蚀”这三大条件于一身，才最终造就了这座世界级的恐龙化石宝库，使其成为研究恐龙演化的“自然档案馆”。

足迹遍寰宇

全球化石分布巡礼

恐龙的踪迹几乎遍布全球每一块大陆，这些史前巨兽及其同时代的伙伴们，以各种形式将自身的信息封存在地球的岩层中，构成了一个全球性的“恐龙化石分布网”。这些化石的类型多种多样，每一种都为我们解读远古世界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最为人熟知的当属骨骼化石。它们是古生物学家了解恐龙体型、解剖结构、分类和演化关系的最直接证据。一具完整的骨架，能告诉我们这只恐龙如何站立、行走，其牙齿揭示了它的食性，其骨骼结构甚至能提供年龄、病理等信息。世界闻名的骨骼化石产地包括：中国辽西的“热河生物群”，那里保存了极其精美的带羽毛恐龙化石，如中华龙鸟、尾羽龙等，是支持鸟类起源于恐龙学说的重要依据；北美洲西部的“莫里森组”，是晚侏罗世恐龙化石的宝库，巨大的蜥脚类恐龙如梁龙、腕龙，与顶级的捕食者异特龙共同描绘了一幅壮观的史前生态图景；蒙古国的戈壁沙漠火焰崖，则以其白垩纪晚期恐龙化石闻名，如窃蛋龙等，并且发现了正在格斗、厮杀的恐龙化石。

相比之下，足迹化石则是一种动态的化石，它记录的是恐龙生命过程中的一个瞬间行为。一串足迹能提供骨骼化石难以企及的信息：恐龙的运动速度、步态、是否群居，甚至其身体重量。甘肃刘家峡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内保存了11类150组1831个恐龙足印，其中兽脚类、翼龙鸟脚类足印填补国内空白。

此外，恐龙蛋化石及巢穴遗址为了解恐龙的繁殖行为，如产卵方式、营巢习性、亲代照料等打开了窗口。中国河南南阳、广东河源等地都曾发现大规模的恐龙蛋化石埋藏地，其中一些蛋化石内还保存有胚胎，尤为珍贵。而罕见的皮肤印痕化石、羽毛化石乃至粪便化石（Coprolites），则能从微观层面揭示恐龙的表皮结构、体表覆盖物以及食性等细节，让古生物复原图更加科学和生动。

纵观全球这些恐龙化石的富集区，无论是北美的荒地、蒙古的戈壁，还是中国的四川盆地、辽西地区，它们都共享着一些关键的地理与地质共性：首先，它们在中生代时期大多是大型的沉积盆地，如广阔的湖泊、河流三角洲或泛滥平原，这种环境既能支撑庞大的生物群落，也具备快速埋藏遗体的条件。其次，这些区域在化石埋藏后，经历了相对稳定的地质历史，避免了强烈的地质作用或火山活动的破坏，使得化石得以完好保存。最后，恰如其分的地壳抬升和侵蚀作用，使得这些深埋的“宝藏”能够暴露于地表，最终被人类所发现。

藏于天府

地层深处的巴蜀往事

成都的恐龙资源，最大的特征标签在于早。无论是彭州磁峰还是都江堰岩壁，这些关于恐龙的印记都指向了恐龙时代的兴盛之初——三叠纪晚期。在距今约2亿年前，恐龙作为地球生命舞台上的“新秀”刚刚登场，体型尚不巨大，生态地位也未必占优。都江堰岩壁上那些形态各异的足迹——包括中型兽脚类足迹、更显小巧的兽脚类足迹，以及特征鲜明的“手兽”足迹，生动地记录了一个多样化的动物群。它们共同表明，在当时的古巴蜀湖畔，恐龙已经与其他动物共享着这片丰饶的土地，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早期生态系统。与足迹共存的原地埋藏树桩化石，清晰地指示了当时温暖湿润的湖畔森林环境。这一发现，为研究恐龙在东亚地区的早期辐射、演化以及当时的古生态环境提供了极其珍贵、不可多得的实物证据。

四川自贡的大山铺被誉为“世界最密集的中侏罗世恐龙化石遗址”，其发掘现场本身就如同一幅凝固的史前画卷。走进自贡恐龙博物馆，俯瞰那巨大的发掘坑，震撼之感扑面而来：数百具恐龙及其伴生脊椎动物的骨架密集地、关联地保存在一起，仿佛整个动物群在瞬间被灾难性事件集体埋葬。这种高密度、高完整度、高关联度的保存状态，在全球范围内都极为罕见，使大山铺成为了解中侏罗世恐龙动物群面貌的独一无二的窗口。

在这里，你会发现许多闻名于世的“中国龙”：身体笨重、尾巴带锤的李氏蜀龙，可能是群体生活的植食者；被称为“华阳龙”的早期剑龙类，背上已经出现了两排独特的骨板；体型轻巧、行动迅速的劳氏灵龙等。它们组成了一个高度多样化的脊椎动物群落，涵盖了从大型植食者到小型捕食者的各个生态位。大山铺化石群的巨大价值在于，它恰好填补了恐龙演化史上一个关键时期——中侏罗世的空白。这一时期，恐龙正从相对原始的类群向晚侏罗世乃至白垩纪那些更加特化的巨型类群过渡。因此，自贡的发现是解锁恐龙如何崛起并统治地球这一谜题的关键钥匙，其科学价值受到了世界公认，并成功入选了世界地质遗产地名录。

将目光转向川东的重庆，这部史诗则进入了晚侏罗世的篇章。重庆地区以其丰富的蜥脚类恐龙化石，特别是马门溪龙而闻名。马门溪龙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其极端延长的颈部，这有助于它在不移动身体的情况下大面积觅食。在重庆合川发现的“合川马门溪龙”化石，复原体长可达24米，颈部几乎占去一半，是亚洲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恐龙化石之一，堪称镇馆之宝级的发现。这类巨兽的繁盛，标志着恐龙体型演化达到了一个高峰。

从彭州、都江堰的三叠纪足迹，到自贡的中侏罗世公墓，再到重庆的晚侏罗世巨龙，川渝盆地保存了一条相对连续的恐龙演化序列。这并非孤立的点，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展现了恐龙家族在这片土地上从兴起、繁盛到最终落幕的完整故事。正如旅游地学专家李忠东所言，成渝地区在恐龙资源上具备天然的亲缘性和连通性，甚至有可能以此为基础，打造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侏罗纪公园”主题文旅线路，让人们在领略自然奇观的同时，加深对地球历史的认知。

蓉城寻迹

在现代与巨龙邂逅

厚重的历史沉睡于地层深处，而现代文明则通过博物馆、科普基地等形式，将这些沉睡的巨人唤醒，让公众得以跨越时空，与它们进行一场面对面的对话。今日的成都及其周边，已经形成了多个极具特色的恐龙科普与展示中心，成为“博物馆之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若要在成都市区体验最系统、最宏大的恐龙盛宴，首选必然是位于成都理工大学西侧的成都自然博物馆。这座新近落成的城市级文化地标，以其现代的建筑风格和丰富的馆藏吸引了无数目光。馆内古生物展厅的“镇馆之宝”，毫无疑问是那具巍峨耸立的合川马门溪龙正型标本装架骨架。它那惊人的颈长仿佛要触及展厅穹顶，带给参观者的是一种源自心灵深处的震撼。围绕在这位“巨人”身边的，是众多在四川盆地发现的恐龙明星，如凶猛的甘氏四川龙等。它们的骨架不仅展示了个体形态，更通过生态布景，试图还原远古四川的生态环境。此外，博物馆还收藏有数万件各类岩石、矿物、宝玉石标本，共同构成了一部立体的地球科学教科书。

在成都的郊区，还隐藏着一座风格迥异但同样精彩的博物馆——崇州天演博物馆。这是一座特色民办博物馆，体现了成都文博事业“小而专”的多元化特色。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展馆内，别有洞天。入口附近便是巨大的马门溪龙骨架迎宾，而最令人惊叹的则是那面面积达108平方米的关岭海百合化石墙，海百合这种棘皮动物化石如此大规模、艺术化地保存下来，宛如一幅壮丽的远古海洋生态壁画，堪称世界奇迹。此外，博物馆还收藏有世界上最大的鱼化石墙、蛙化石墙等多个“世界之最”。更值得一提的是，天演博物馆不仅是展示窗口，还是业界知名的化石修复和技术服务中心，拥有自己的技术团队，为全国多家自然博物馆提供化石修复、模型制作等技术支持。

除此之外，成都及其周边还有许多与恐龙相关的元素。从宏大的国有综合博物馆，到专业的遗址博物馆，再到特色鲜明的非国有专题馆，成都为公众提供了多维度、多层次的“寻龙”体验。这些场馆如同散布于城市各处的文化信标，照亮了通往史前世界之路，让沉睡亿年的恐龙不再是书本上冰冷的名称，而成为可感、可知、可惊叹的鲜活存在，持续激发着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对自然科学的好奇与热爱。

恐龙闻趣

从“巨人”到“精灵”

我们常常被恐龙巨大的体型所震撼，但龙族世界的尺寸差异实则超乎想象。目前科学界认为，体型最大的恐龙属于蜥脚类中的泰坦龙类，例如发现于阿根廷的阿根廷龙，其体长估计可达30米-40米，体重可能达到70吨-100吨，相当于十余头现代非洲象的重量，是地球陆生动物史上当之无愧的“巨人”。然而，恐龙家族中也有“小精灵”。在中国东北地区发现的赫氏近鸟龙等小型带羽毛恐龙，体型仅如现代的鸽子或乌鸦，体重可能不过几百克。事实上，古生物学家认为，大多数恐龙的体型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夸张，许多兽脚类肉食恐龙的平均体型可能只相当于一个成年人或者一匹狼的大小。那些震撼我们眼球的巨型蜥脚类，在庞大的恐龙家族中，其实是相对“特化”和“稀有”的成员。

恐龙后裔今何在？

或许最令人惊奇的恐龙趣闻并非它们有多庞大或多奇特，而是它们从未真正灭绝。科学界已有确凿证据表明，鸟类是由兽脚类恐龙中的一支小型捕食者演化而来。这意味着，翱翔的雄鹰、歌唱的黄莺，乃至我们餐桌上常见的鸡，都是恐龙直系后裔。古生物学家在恐龙化石上发现了羽毛印痕，而对比鸡的骨骼与霸王龙的骨骼，也会发现许多相似之处。下次当你看到一只鸡在踱步时，不妨仔细端详——它走路的姿态、腿部的鳞片，乃至骨骼结构，都烙印着其远古祖先的痕迹。亿万年前的“地球统治者”恐龙或许已经消亡在时光的长河之中，但它们的后裔血脉，却在今天与我们生活在同一段时光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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