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经济观察报微博

记者 田进

同为从互联网平台上接订单的“北漂”零工，保洁员周丽和外卖骑手丈夫，直到今年才逐渐意识到有无职工社保的差距。 

七年前，35岁的周丽跟随丈夫从山西来到北京，做起了上门保洁，平均每天能接3—5单。今年以来，各大外卖平台陆续宣布给予骑手社保补贴的新闻，让夫妻二人开始通过短视频平台密集关注缴纳养老保险的利弊。 

周丽说：“丈夫认识的一些全职外卖骑手已经开始缴纳职工社保，大家讨论后发现，缴社保受益最明显的好处是去药店买药能刷医保卡，退休后预估能领一两千元养老金。所以，丈夫也想加入社保缴纳行列。” 

但与外卖骑手不同，无论周丽是否愿意，未来一段时间里，她仍然只能扮演无职工社保的零工角色。 

夫妻两人社保制度的差异，很大程度源于家政行业的运行特质——相比于外卖平台，绝大多数家政公司与家政人员的“绑定关系”更弱。通常情况下，家政公司向雇主收取一笔中介费后，再对接雇主与家政人员，此后雇主直接将工资支付给家政人员。整个服务过程中，家政人员不需要与家政公司或雇主签订劳动合同，三方关系更像是一种“口头协议”。行业将这种模式称为“中介制”家政。 

“中介制”决定了家政人员在提供服务时不受《劳动法》保护，家政公司也不需要为其缴纳社保等，通常只需购买一份商业保险。 

北京今日东方家政服务有限公司（下称“今日东方家政”）董事长李金花表示，家政行业除了面临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许多家政人员还面临被雇主欺负的情况（包括被雇主言语暴力、被要求只能吃剩饭等）。如果家政企业和家政人员只是“弱绑定关系”，雇主和家政人员的很多权益都难以得到保障。 

北京、上海等地曾试图通过推动家政业的另一种模式——员工制家政公司，来改变家政人员的“零工化”现状。当前政策对员工制家政公司的定义可归纳为：“家政公司与家政服务人员签订劳动合同，支付劳动报酬，按月足额缴纳职工社保”。这种制度能让家政人员从灵活就业转向稳定就业。 

但经过几轮政策鼓励，员工制家政企业仍是极少数。以北京地区为例，截至今年11月12日，企查查数据显示，北京市现存家政相关企业11.1万家；而按照北京人社局公布的信息，2024年度北京市员工制家政企业仅有15家。 

采访中，家政企业管理者们对员工制家政的竞争前景并不乐观，关键制约因素包括：员工制家政企业管理成本过高、家政人员加班等问题面临制度掣肘、缺乏足够政策激励、大量家政人员社保缴纳意愿不强等。 

近两年，家政人员短缺现象依然突出，行业缺口被认为超千万。北京、上海等地也曾明确发文吸引家政人员流入，但在他们从全国各地涌入大城市的过程中，短期内似乎仍只能朝着“零工化”方向发展。 

让家政人员更体面 

2009年创办时，今日东方家政就开始推进“员工制”家政模式，当时企业按月给家政人员发放工资，同时为少部分人缴纳社保。目前，该公司在岗家政人员约2500人，主要包括医院护工和住家保姆等。2022年，北京首次公开征集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名单时，今日东方家政入选了第一批试点公司。 

选择发展“员工制”家政，源于李金花想建立一支更稳定的家政人员队伍。 

在中介制家政模式下，家政人员会将个人信息提供给多家家政公司，在众多雇主需求中挑选工作，家政公司很难与他们建立长久合作关系。 

一方面，李金花在招聘员工制家政人员时，会进行个人信用信息审核、体检审核和能力评估等；如果家政人员在服务中出现“伤害雇主、酗酒、情绪起伏大”等行为，公司会将其辞退。 

她表示，许多小型中介制家政公司直接在微信群里找家政人员，不会严格筛查是否有传染性疾病或犯罪记录等，一旦出现服务事故，解决办法就是在群里找新的家政人员上门。这是家政行业乱象的根源之一。 

另一方面，李金花希望通过提供体面的工作留住优秀家政人员。从业十几年间，她多次见过十余个家政人员挤在一个房间打地铺、被雇主辱骂甚至殴打的场景。 

她说，如果不是生活困难到一定程度，没人愿意做家政这种“伺候人”的工作。很多家政人员来自中西部农村，遇到纠纷（比如被误会偷钱）甚至人身安全问题时，如果家政公司不主动帮他们与雇主沟通，他们可能会被迫放弃外出务工。 

山西吕梁因培训了超十万家政工闻名全国家政行业。吕梁一位政府部门人士曾对记者表示，当地在北京等地筛选家政合作单位时，更倾向选择能给家政人员提供诸多保障的公司，比如工作空档期提供免费住宿、开展技能提升培训等，为此曾婉拒部分中介制家政公司的合作邀约。 

李金花列举了员工制家政模式的两项社会意义：疫情期间，北京多家方舱医院急需护工时，员工制家政公司最先协调一定规模的护工提供服务；如果家庭急需保姆，员工制家政公司往往能更快调配相应护理人员。当然最重要的是，员工制家政公司能为一部分家政人员率先缴纳职工社保。 

北京爱侬养老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爱侬”）在北京地区拥有约200名“员工制”家政人员，这部分员工主要提供不住家的专项服务，包括上门康复、老人助浴、上门保洁等，由公司缴纳职工社保。2022年，爱侬也入选了北京市第一批员工制试点家政公司。 

北京家政服务协会第六届副会长、爱侬董事长张穆森表示，员工制家政人员以30—35岁为主，拥有养老护理员等专项证书，工资发放、社保缴纳与普通白领一致，工作稳定性和技能水平明显高于普通护理员。 

正因为员工制家政的诸多优势，早在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的意见》就明确提出，适应转型升级要求，着力发展员工制家政企业。 

2023年，政策进一步升级，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支持和引导家政服务业员工制转型发展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描述员工制家政为“家政从业人员更加体面，就业更加稳定，家政服务更加规范”，并提出目标：至2027年，实行员工制的企业明显增加；至2035年，员工制成为家政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模式。 

《指导意见》发布后，国家发展改革委曾解读称，实行员工制，将家政服务人员从“灵活就业”变为“稳定就业”，能够降低家政服务人员流动性，增强行业“黏性”，吸引包括年轻人在内的多层次人员加入家政服务业。员工制家政企业能够使家政服务人员合法权益得到更好保障，执业更加体面。 

员工制推进的多重阻碍 

即便已凭借员工制家政模式在北京家政市场闯荡十余年，也能清晰列出该模式的优点，李金花对员工制企业的扩容前景依旧不乐观。 

首先，员工成本压力是首要难题。家政行业素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就能开中介制家政公司”的说法，入行门槛极低。以北京为例，企查查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1月12日，北京市现存家政相关企业11.1万家，其中注册资本在100万元以内、100万—200万之间的企业占比分别44.1%、23.2%。 

李金花说，与中小型中介制家政公司相比，员工制企业需要额外投入员工宿舍、培训师资、后台行政管理人员等成本，但两者从雇主端收取的管理费相差不大，因此员工制家政只能采取“薄利多销”的模式。 

作为北京市第一批员工制试点家政公司，北京市惠佳丰劳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惠佳丰”）同时拥有中介制和员工制家政服务人员。惠佳丰人力资源负责人李琳表示，将保洁、护理员等家政服务人员都纳入员工制管理存在很大困难。 

其一，《劳动法》适用难题。李琳表示，在《劳动法》框架下，员工制家政公司需要为家政人员支付加班费并保障休息时间，但实际中住家护工24小时在雇主家，服务时长难以界定，强制休假甚至可能导致他们无处可去；而中介制模式下，只需雇主和员工协商一致即可。 

其二，社保负担重。李琳表示，以北京地区为例，为一名家政服务员缴纳社保，公司每月最低社保成本超1900元。 

为鼓励转型，政策曾试图通过激励机制降低员工制家政的运营成本。2023年《指导意见》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综合考虑行业发展和财力状况，设置一定过渡期，因地制宜制定财政支持政策。 

但多家受访的员工制家政公司管理者明确表示，虽然有政策条文，公司从未因发展员工制家政获得过实际财政补贴，已获得的激励或补贴与中介制家政公司一致。 

此外，家政人员意愿也是重要制约因素。 

周丽说：“外卖平台会为外卖骑手承担部分或全部社保费用，所以即使缴纳职工社保，丈夫的到手工资不会少太多。我做保洁一个月收入约6000元，如果每月要额外扣除约1000元左右社保费，可能还是不缴更愿意。” 

张穆森也称，实际工作中大量家政人员更倾向追求短期高收入，社保缴纳意愿较低。今年8月，众合云科旗下51社保发布的《中国企业社保白皮书2025》（下称《白皮书》）显示，在为员工缴纳社保的企业中，仅34.1%的企业社保基数完全合规。 

张穆森分析，家政从业人员多在40岁以上，会考量职工社保缴纳年限是否足够支撑退休后领取职工养老金；其次，家政人员奔赴一线城市工作，更多是希望短期内多赚钱养家。相对而言，拥有城镇户口、年龄30岁左右的家政人员社保缴纳积极性更高。 

推进小部分家政工的“去零工化” 

进入2025年，多地鼓励员工制家政发展的政策文件陆续出台。10月20日，上海市商务委等六部门印发《关于推进上海市员工制家政企业职业化、标准化、规范化建设行动方案(2026-2028年)》，提出力争用三年时间，培育一批员工制家政企业。 

在一、二线城市家政服务业急需提质扩容的背景下，市场在“政策强意愿、家政企业缺动力”的矛盾中，探索出一些新路径。 

其一，部分家政公司选择先让一部分家政人员实行员工制家政模式并合规缴纳社保。 

爱侬在北京的员工制家政人员数约占公司总规模的10%。这部分员工实行8小时工作制，主要提供不住家上门服务（如助浴、康复、清洁等），每次服务1—4小时不等，按次收费，公司会定期复盘考核服务项目。 

张穆森表示，这部分员工的定位就是要打造一支专业化、稳定的服务队伍，完成标准化且需要专业技能的工作。 

其二，部分家政公司持续推进连锁化，短期内着重解决家政行业最大痛点——服务质量参差不齐。2023年，江苏省消保委调查发现，不少家政公司存在“不培训不考试交钱即可拿证”或“提供考证测试答案”等现象；消费者接受服务时，22.2%反映家政人员“整体素质较差”，19.6%遇到过“服务内容与实际不一致”的情况。 

张穆森观察到，近几年家政需求快速增长，因中介制公司行业门槛低，大量小而散的企业涌入，这些公司缺乏完善的管理体系和专业人才，不做前期信息审核、体检和技能评估，服务好坏全凭运气，严重影响行业整体服务质量。 

他表示，加强中介制模式管理同样能保障服务质量，目前行业对家政人员的信息审核、技能评估等仍以鼓励为主，缺乏严格监管。“这种背景下，品牌化、连锁化家政公司更有动力和能力完善管理体系，无论中介制还是员工制，都更能保证服务品质。我们希望国家和行业能更多支持品牌化、连锁化企业发展壮大，形成行业带动效应。” 

展望未来，张穆森认为员工制与中介制家政公司将长期共存：中介制家政公司因从业人群体大、费用相对低廉，仍将是行业主流；员工制则会逐步获得市场认可，成为重要力量。 

李金花则表示：“希望针对员工制家政的补贴能真正落到实处，社保补贴政策向员工制家政企业倾斜。如果仅靠企业承担全部社保、培训、维权等成本，员工制企业的成本竞争力会显著低于不缴纳社保的中介制公司，最终可能导致行业‘劣币驱逐良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