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观新闻）

“大匠”是个很有意思的词儿。这个读音让我脑海里反射出的不是“大巧不工”“工匠精神”，而是相声里的段子，说某人没文化，把“北大醫院”念成“此大酱碗”。对，大酱是混沌的，糊涂的，搅和不清的，更符合这个时代某些“著名作家”形象。

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张英《大匠来了：著名作家访谈录》首先起到的是一个澄清的作用。我也做过媒体，有过无数采访与被采访的经历，深知采访是一把双刃剑。面对已经被过多的报道与传闻搅成一碗大酱的对象，你是试图还原他的本色，还是越描越黑，在碗上再贴一道标签？如果想要澄清与还原，那手段是什么？

正是因此，我在看张英这本作家访谈录时，当然也关注大匠们的回答，但更会从提问者的角度，结合我知道的文坛知识，设想应该怎么去激发大匠们的表达欲，让他们说出不一样的干货与真情。

新与旧

人们总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其实机会主要给的是那些能坚持的人。书里的十几位知名作家，张英都是一路追踪下来的。其中如毕飞宇、刘震云、余华等，都是从20世纪90年代便认识熟悉，近三十年来一直没断了对话，以至于编列起来，形成一道“对话流”。以中国这三十年的变动之大，已经站上潮头的这些大匠们，创作、思想、生活上的变化同样极其剧烈。从他们的自述与反思里，一个时代正在慢慢浮现。

比如对王安忆的访谈，王安忆念兹在兹的是她这些年在复旦大学进行文学教育的实践。而借助这个话题，张英与王安忆一起，对方兴未艾的中国创意写作进行了盘点与反思。又如对冯骥才的访谈，大冯早已不是写《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神鞭》《三寸金莲》时的那位天津作家，他这些年最大的关注点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掘与保护。“我也给各地的文化遗产写过大量档案，写那些档案十分枯燥，写完后也没有读者，可要把文化遗产留下来，就必须做档案。有时候一个档案几十万字，等于是一部长篇小说了。”像这样耐得住寂寞的作家不多，但“大匠”往往意味着走入另外的领域，仍然能展现大匠之姿。

与王安忆做出同样选择的，还有任教于南京大学的毕飞宇，不过毕飞宇更有“地方”意识，他为家乡人讲课、评点、组织创作研讨，似乎更愿意用足球训练一样的方式来形成写作的肌肉记忆。与冯骥才相类的有阿来，但阿来的关注点更在“植物”与“边疆”。将这些大匠的新与旧并置在一起是饶有意味的，比起坊间吉光片羽的往事与神化报道，这些各自伸展的访谈内容指向了一个共同的命题。

大与小

我总喜欢引用黑格尔的话：一个人走不出自己的时代，犹如走不出自己的皮肤。

这些大匠们，出生于20世纪40—60年代，在20世纪已经占据了文学史的相应位置——麦家获茅盾文学奖后说：2000年之前，江山已定。文学在20世纪与21世纪是两种互相关连又大相径庭的物事，于中国社会而言，不同的功能与定位让文学像手机一样，被“重新发明”了一遍。大匠们的出走——有些是肉体的，有些是精神的，觉今是而昨非——恰恰喻示着文学本身的嬗变。像韩少功，在他们那一代作家里，以清醒的反思与自我边缘化的姿态著称，他提到“寻根”：“连一些温和的文坛老前辈，冯牧啊，陈荒煤啊，见我都像见了失足青年，恨铁不成钢。可见八十年代也有肤浅和僵化的一面。”

变与常

《大匠来了》不只是要提供一些著名作家的创作生命历程，它背后有访谈者大的构思与布局。汪曾祺写过：“使我成为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作家——不是另一种作家的地方，是西南联大。”让一名作家成为这样一名作家的，是时代的皮肤。最近我总在思考一个问题：当我们从历史中找寻一些个案来描述一个时代，我们应该关注什么？是不是应该关注同时代人都会遭逢的“共同问题”，再加上每一个体做出的“独特选择”？正如欧阳江河说，他去了国外，失去了读者，其实就失去了诗人自身。没有人是一座孤岛，这些作家从故乡走出来，又回到或望向肉体或精神的故乡，他们的作品承载着所有的记忆，但是更重要的或许不是见诸笔端的叙事，而是他们有意无意遗漏的细节。张英的这些访谈，很好地补充了作品与传记里不曾触及的隐秘。它让我们窥见了每一位大匠生命中的“变与常”。

稍有遗憾的是，在有些访谈里，张英描述了访谈时的环境与对象的状态——这非常好，构建了足够的谈话氛围——但这样的设置并非每章都有，没有这些描述，访谈者向读者传递的信息不免有所缺失。时间越久，这种缺失就越明显，那是肖全《我们这一代》里用镜头捕捉的时代感（像余华在站牌下那张）。如果贯穿三十年的每次访谈，张英都能用文字再现那些生动的场景，这本书会更像一部合力共筹的“文学史微观察”，不只有筋骨的凸显，更有血肉的温暖。这种温暖来自访谈者与受访者的真诚，也来自我们共同经历又幸而留存的时代。

原标题：《读书|杨早：新与旧，大与小，变与常——评张英《大匠来了：著名作家访谈录》》

栏目编辑：华心怡 文字编辑：郭影

来源：作者：杨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