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张新民

　　郑天挺（1899—1981年），字毅生，福建长乐人。1924年起，任教于北京大学。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总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副校长，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郑天挺善于团结，从他出任西南联大的总务长后可以看出。

　　全面抗战时期，国难当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内迁，经过长沙，在昆明立足，1938年4月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5月开始在昆明上课。西南联大建立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分别在昆明设有办事处，三校各自独立处理本校事务。联大整体校务，则由常务委员会及其下设的总务处、教务处、训导处负责。1939年末，沈履辞去总务长职务，他推荐郑天挺继任。

　　郑天挺曾长期任北大秘书长，行政经验丰富，但他不想再干行政事务，于是郑天挺多次向常务委员会主席梅贻琦请辞，但一直未获准许。

　　郑天挺希望摆脱行政事务，好友罗常培对他说：不能“危而不持，颠而不扶”。1940年1月，黄钰生、杨振声、冯友兰等人到郑天挺住处请留，因郑天挺不在，遂留笺云：“斯人不出，如苍生何？”周炳琳、查良钊等同仁也劝郑天挺暂时“牺牲个人”，北大校长蒋梦麟也承诺，总务长一职干一段时间，到暑假后就另聘他人。蒋梦麟是历史上担任北大校长最久的教育家，郑天挺作为蒋梦麟的秘书长，二人关系密切。郑天挺不得不勉强受命，出任西南联大的总务长，利用晚上空闲从事学术研究。

　　郑天挺以北大秘书长兼任联大总务长，负责西南联大的财政、人事、庶务等日常工作。遇到重要决策，郑天挺就会请教梅贻琦、蒋梦麟，或者提请校常委会决议。毕竟，西南联大由三校组成，各校师生间难免会有意见分歧，郑天挺在其中努力平衡，才使得许多事务得以顺利推行，保障了西南联大在战时环境下很快走上正轨，确保了各项科研教学的正常运行。

　　郑天挺的良苦用心也被一些人不理解，甚至指摘，对此他在日记里写道：“当二十六年，敌陷北平，全校负责人均逃，余一人绾校长、教务长、文理法三学院院长、注册主任、会计主任、仪器委员长之印。临离北平，解雇全校职员、兼任教员及工友，不知所谓有魄力者，亦能如此否也？今日他校职员之纷纷而来，多所请求，而北大独无之者，岂非当时个人蹈万险换得者哉！今日以此相责，非所心服也。”

　　郑天挺尤其善于调节人事纠纷。1940年，傅斯年和姚从吾发生纠纷，坚决要辞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职务。傅斯年约郑天挺共同编写明代史，二人有共同志趣，关系亲密，郑天挺最终说服傅斯年没有辞职。

　　1940年，梅贻琦被一些教授不满，一度欲辞去联大常委会主席职务。郑天挺向蒋梦麟建议，必须让“清华、南开各任一长”，他还前去挽留梅贻琦：“在三校合作局面下，一人去留，关系甚大”，才打消了梅贻琦的去意。

　　任继愈曾回忆，“他（郑天挺）处理那些极琐碎、极不起眼的总务工作，从容不迫，办事公道”，尤其“善于处理纠纷，协调同事之间的关系，对不利于三校团结的言行不支持、不扩散，使它消弭于无形”，而“这些功劳，郑先生生前从来不曾对人表白过”。

　　曾在西南联大历史系任教的何炳棣对郑天挺评价说：“发现清华人对北大校长蒋梦麟皆不无微词，独对秘书长郑天挺的学问、做人、办事才干和负责精神都很钦服。”

　　郑天挺有着强烈的爱国心，早在五四时期，他就积极参与五四运动，还撰文抨击日本帝国主义。1922年，郑天挺撰写了《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设立领事裁判权的罪行。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时任北大秘书长的郑天挺积极参与营救被捕学生出狱。全面抗战时期，郑天挺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希望国家民主富强，写下了“万里孤征心许国”的感人诗句。

　　郑天挺对战局也十分关注。1940年5月，郑天挺写下了“知欧战甚激，荷兰已降，比军亦败，于是知我国抗战三年真不易也，只此已足睥睨当世”。1941年2月，郑天挺写下了“以日人不南进为忧。盖深恐日不南进，不与英、美冲突，一旦德、义失败，单独议和，将置我国不顾也”。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参战，局势有利于中国。1942年4月，郑天挺还和北大教师潘介泉打赌，他预测，抗战到明年夏天就能胜利。他在日记中写道：“如身体及格，余愿为一名小兵……不于此时报国，更何所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