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性平等的视角考察历史变迁，一战之后英国和美国妇女获得了政治上的选举权无疑是一个重大事件。但在这之后，欧美女性在争取平等的道路上并没取得多少进展。与之相对照，二战之后亚洲女性争取权益的步伐则大有后来居上之势。譬如日本在1947年公布的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年制定的婚姻法，在诸多方面大幅提升了女性的各种权利。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欧美女性急起直追，掀起了第二波的女性主义运动，力求在社会和文化的层面争取两性平等。这一波的女性主义与当时其他社会运动（譬如平权、反战和学生运动）携手共进，促使那个十年成为西方现代史上的一个转折时期。

当地时间1979年3月12日，伊朗德黑兰，伊朗妇女为争取平等权利举行示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要求妇女在公共场合穿得严严实实。

经过六十年代的洗礼，七十年代的欧美学术界出现了不少革命性的论著。以历史学的领域而言，阿尔弗雷德·克劳斯比（Alfred Crosby）的《哥伦布大交换》、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的《元史学》、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acNeil）的《瘟疫与人类》和爱德华·萨伊德（Edward Said）的《东方学》，都出版于那个年代。这些著作从不同的方面挑战了十九世纪下半叶形成的近代史学观念、方法和形式，将历史研究和书写带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值得注意的是，在妇女和妇女史研究的领域，七十年代同样出现了一些革命性的论著，与上述那些著作一道，质疑和挑战了欧洲近代以来所建立的历史观。自文艺复兴之后，西方的历史观经历了一个重要的转变，其特征是从世俗的角度改造了犹太-基督教的传统，将历史的演变视作一个线性发展的过程。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将这一发展过程，概括为从古代经中世纪到近现代的三段论演化形式。十七世纪科学革命的成功，让西方学者看到这一演化过程，代表了一个今胜于古的进步历程。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从伏尔泰到康德，更将这种一线进步的历史观推广到整个世界，构建了影响深远的历史哲学，成为主导近代历史书写的主要观念。

美国妇女史研究的先驱人物之一琼·凯莉（Joan Kelly）在1976年发表了《妇女有文艺复兴吗？》的论文，不但质疑文艺复兴作为近代史开端的说法，而且挑战了一线进步的近代史观。[1]她在文中指出，文艺复兴的妇女、特别是上层妇女，丧失了中世纪晚期曾经拥有的部分公共参与权和经济自主权，反而受制于逐渐严厉的父权掌控。由此，她强调对于历史的进步与否，需要引入性别的视角，即从女性的视角衡量，西方历史一线进步的观念并无说服力。

西方近代学者在宣扬世界历史的线性进步观时，其基本前提是设定了一个普遍的、客观的、直线式的时间框架，作为全人类活动的共同舞台。然而，女性学者不仅对这种线性进步史观提出质疑，也对这一被广泛接受的时间观念发起了有力挑战，认为它忽视了女性的生活经验与时间体验。值得指出的是，这种以男性生命历程为中心的时间观，在前近代社会以及非西方地区同样存在。以中国文化传统为例，孔子所言“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深入人心，流传千古。但细究其内涵，这一时间观念同样将生命进程视为一种直线演进的序列，并在长期的历史中为男性所尊崇，成为塑造其生命经验的重要模板。

1979年旅居法国的匈牙利学者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发表了《女性的时间》一文，首先发难，用性别的视角重新检视时间观。她从小在匈牙利长大，看到女性在战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在政治平等上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她认为，女性主义的进一步开展，还需要在改造社会文化观念的方面下功夫。克里斯蒂娃承认，直线的、进步的时间观不仅见于西方文化，而是存在于所有已知的文明中。但如果在已有的社会文化观念下推进女性主义，或许可以让女性在经济、政治和职业上获得与男性相近的平等权利，但若想再进一步推进“性别平等”，或更准确地说“性关系平等”（sexual equality），那么她认为需要充分承认女性的“差异性和特殊性”（difference and specificity）。由是，与男女性关系有关的诸如人工流产和避孕等就必须加以考虑。[2]换言之，进一步推进女性主义不仅需要注重“生产”（production）的层面，而且还要将视角移向“再生产/生育”（reproduction）的层面。

从观念改造的目的出发，克里斯蒂娃将眼光投向了德国哲学家弗雷德里希·尼采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写作的《历史对于生命的用途与弊病》（亦译为《历史的用途和滥用》）一文。如所周知，十九世纪在西方号称“历史学的世纪”，其间历史著述臻于繁荣，大量印行。尼采将那些历史著作，分为三类：“纪念的”“怀古的”和“批判的”，其中“纪念的”更为直接的译法是“纪念碑式的历史”（monumentalische Historie），指的是为历史上的重大人物和事件树碑立传的作品。概括而言，尼采认为从生命的用途考量，历史经验当然有用，但那时的历史著述要么沉湎于过去，要么赞美和纪念过去，而对历史的另一面、也即有害的过去尚少批判的意识。[3]

克里斯蒂娃受到尼采三类历史、特别是“纪念碑式的历史”的启发，将之借用来阐述女性时间的不同。她指出男女的时间观是相当不同的：男性对时间的认识或许是直线的、发展的，那么女性的时间则是循环的，与其生理期的循环往复有关。但同时女性的时间又有“纪念碑式的”变化，那就是怀孕和生育对其生命所带来的重大的、无可逆转的和永恒的意义。她因此这么总结：

传统上，这两种时间性（循环时间与纪念碑式时间）之所以与女性主体性相关联，是因为后者常被默认与母性经验绑定。然而，我们不应忽视的是，这种重复性与永恒性，恰恰是众多文明与经验（尤其是神秘主义经验）中关于时间的根本性构想——即便不是唯一的构想。[4]

克里斯蒂娃的这一表述，稍微有点晦涩，但含义应该是清楚的：女性主义运动要走出现有的观念框架，从自身的身体经验来重新考察时间这一人生的舞台，从而制定其新的追求目标。值得一提的是，克里斯蒂娃为了强调女性的“差异性和特殊性”，还引用了爱尔兰文学家詹姆士·乔伊斯（James Joyce）的说法，指出对女性来说，空间或许比时间更重要。她这么写道：“正如乔伊斯所言，‘父亲的时间，母亲的物种’；的确，当提及女性之名及其命运时，人们更易联想到孕育并塑造人类物种的空间，而非时间、生成或历史。”[5]

克里斯蒂娃在文中没有对这一两性的差异展开讨论，但却给后人许多启发。的确，如果女性的生命体验主要发生在家里抑或私领域，那么空间对她确实相对重要：家庭主妇主要活动在几个空间：厨房、餐室、卧室，有了孩子之后，再加上育儿室。即使走出家门，也无非为了上海话所说的“买、汏、烧”，即买菜（菜场或菜园）、洗衣（水池或井旁）和做饭（灶台或炉边）。显然，这一空间与女性的循环性时间之间有着密切关联。诠释克里斯蒂娃学术的诺埃尔·麦卡菲（Noëlle McAfee）这么描述：“女性居于家庭之中，而支配家庭的时间是一种循环往复的时间——一如烹饪、清洁、分娩或睡眠所遵循的节奏。在家庭领域内，时间呈环形运转：这里并不真正创造新事物（那属于‘生产’的范畴），而是不断重现或再生产既有的事物。”[6]如上所述，这里最后一句中的“再生产”一词也有生殖的意思——女性的日常生活尽管不断重复，但一旦怀孕、分娩，那就产生了“纪念碑式的”意义了。当然，女性如果再度生育，其育儿的经验又成了一种循环往复的生命体验了。

克里斯蒂娃《女性的时间》发表以后，引起了很多注意，并于1981年有了英文版。受其启发，普林斯顿大学文学系的教授伊莲·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于1984年发表了《女性的时间、女性的空间》，这是英文学界最早借用和阐发克里斯蒂娃理论的文章之一。肖瓦尔特注意到那时的文学批评领域已经出现了不少有关女性文学的评论，同时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也在重构文学批评的发展方向。她想强调的是，女性文学批评如果想参与改造这一学科，不能仅仅满意于介入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演变过程，而更需要从女性的体验出发，也即女性的时间观和空间观的独特性来开拓自己的园地。肖瓦尔特认为，女性主义批评本质上是“双重声音的话语”（double-voiced discourse）：它既扎根于女性经验（“母亲的时间”），又与主流理论（“父亲的时间”）交锋协商。她呼吁一种同步化的历史书写——不再将女性主义视为“插曲”，而是以它为棱镜重审整个现代批评史，揭示其中长期被压抑的性别维度，从而在文学批评的领域，开创一个“女性主义的时代”（Age of Feminism）。[7]

从强调女性生命体验的差异性来认识时间，其新意是引入了生物的视角，不再将人与物、客观与主观、身体和大脑和情感与理性做二元化的处理。这一视角现今用“具身理论”（embodiment theory）这一术语来概括。从后视的角度考量，克里斯蒂娃的《女性的时间》一文之所以影响深远，就是因为她在文中隐约地提出了这一“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的视角。肖瓦尔特的文章也采取了类似的视角，并以此挑战了主导西方近代文化的二元论思维。

1990年英国社会学家芭芭拉·亚当（Barbara Adam）出版了《时间与社会理论》一书；书本身没有采用“具身性”这一说法，也没从两性差异的角度来讨论时间观的不同，但其内容则有力地挑战了近代学术的二元论思维传统。她在书的起始便质疑习以为常的二元论思维，诸如结构VS变化、共时VS历时、主观VS客观、社会VS自然和线性VS循环等观念及其缺陷。亚当指出，人们的时间观也受这种二元思维的影响，通常视其为一种客观存在，从而熟视无睹。这种传统认识，与牛顿为代表的近代科学有关。但二十世纪以来，爱因斯坦等人阐述的相对论，已经指出了时间的相对性和间断性。亚当强调，对于时间的认识，必须考虑其多元性，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十分必要，因为心理学、人类学、宗教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已经对此做了不少研究。她认为对于人类的时间，还需从生物学的方法出发，注重其“节律性”（rhythmicity），也即人的生物钟节奏、昼夜的节律和季节性的节律，并考虑其与工业化社会形成的标准化时间之间的张力。亚当这么写道：

我们生活在牛顿力学与热力学的理论范式之中，但本质上却是生物钟与有机生命体。我们的呼吸、进食、消化与能量代谢皆遵循着节律模式——活动与睡眠顺应地球的光暗循环，生命轨迹依循生长衰亡的自然周期 …… 因此，社会科学研究应当关注时间的生物性维度，它不应只是界定社会时间的背景幕布，而应是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8]

总之，亚当的《时间和社会理论》一书主要有两个贡献，一是将时间作为研究的对象，突出了研究时间观对于社会理论的重要性；二是指出了时间的多重维度，即其相对性和多元性，由此引入了跨学科的、特别是生物学的视角。

更值得注意的是，芭芭拉·亚当此书从时间的生物性和社会性出发，质疑了近代史学的传统。近代史家将时间视作直线的和不可逆的，历史研究和书写于是成了回溯和发现过去的学问，其目的是抵抗遗忘，让人回到过去，认识过去，由此希图预测未来。但在亚当看来，如果从时间的多元性和相对性来考察，其实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关系，并不以直线进化的形式呈现。相反，她认为这三者的关系其实融为一体，无法区分，因为人们将目光投向过去，其做法本身便出于现在的立场并为了祈求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因此对她而言，历史性如海德格尔等人所指出的那样，应该被这样认知：

我们不仅被历史所塑造，更在主动塑造着历史；借用马克思的表述，即我们虽非在自选条件下创造历史，但历史造就我们之际，我们也在创造历史……

如今我们通过档案与遗存片段所追忆和参照的过去，不仅在其规模与深度上发生了变迁，其多元表征更以共时并存的方式持续生发。[9]

由此可见，对于时间观的重新认识，必然会与以其为前提的近代史学发生思想上的碰撞。芭芭拉·亚当的论述，虽然没有用女性的生命体验作为例子，但她创造了“节律性”一词，对时间能否在人们的生活中仅仅作为一种客观性的存在，提出了质疑。在她之后，瓦莱丽·布莱森（Valerie Bryson）写作了《性别和时间的政治》一书，更进一步加入了性别的视角。她承认现代社会的发展，两性关系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固定（女性走上了社会；男性部分承担了家务等等），因此无法笼统地讨论两性时间利用及其观念上的差异。但她同时指出，与男性相比，现代职业女性更容易面临“时间贫困”（poverty of time，即缺少时间）、时间的碎片化和无法充分享受“悠闲时间”（leisure time）的问题。“时间贫困”和时间的碎片化指的是现代女性如何在追求事业和养育孩子之间纠结、挣扎，即使在“悠闲时间”（如与家人孩子一同看电视的时候）仍然想着比如灶台上煮的食物或洗衣机里面的衣服等现象。她的结论是，虽然现代社会在两性平等方面出现了长足的进步，但女性的时间仍然可以用“乌托时”（uchronia）来形容，也即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虚无存在。[10]

布莱森的观察为朱迪·瓦克曼（Judy Wajcman）《时间的紧迫》一书所认同。瓦克曼认为我们虽然步入了数字化的时代，但时间的贫困仍然困扰着人们，而女性因为承担更多照顾、看护和关怀的工作，因此其时间更具有相对性（relativity）和关系性（relationality）的特点。[11]举例而言，母亲给孩子喂奶无法在时间上硬性规定，而照顾老人的需求（翻身、喂食、上厕所）也同样如此。总之，上述这些有关时间观的近作，更清楚地揭示时间的多元性和相对性，而它们的共同点抑或成功之处在于采用了具身的视角，从生命体验、生活经验来看待时间的流逝及其与人类活动的关系。

综上所述，妇女史的开展所带来的革新远远超出了“为历史加上女性”这一补叙式修补。它触及的是历史学一个深层的理论基础：时间观、历史性与主体性的重新理解。首先，妇女史所揭示的是，时间并非一个客观统一、线形推进的背景框架；时间本身即是一种社会建构，与权力关系、身体经验及生命节律密切相关。一直以来主导西方近现代史学的线性时间——以进步为指向、以发展为逻辑——并不能概括女性的生命历程与经验质地。女性的时间呈现出循环、断裂、延续与回返交织的结构，这种多元时间性本身便动摇了“历史＝进步”的信念。

其次，女性主义强调“差异性”与“特殊性”，并非为了强化性别本质论，而是为了揭示知识生产中长期被忽略的具身性维度。女性的身体周期、怀孕、生育、哺育与照护劳动，不仅塑造了不同于男性的时间节奏，也展示了时间如何在身体中被体验、被刻写、被传承。由此，“女性时间”是一种根本的“关系的时间”与“关怀的时间”：它以他者的需求为坐标，以照护的伦理为中心，体现生命之间彼此依存的网络性结构。在这一意义上，时间不再是一个线性的刻度，而是经验、记忆、情感与生命过程交织而成的时态结构。

观念上的革新也必然带来方法上的变化。妇女史、性别史从诞生之初便具有跨学科性，它们近乎天然地跨越了文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与生物学等领域，引入关于身体、情绪、节律性与关系性的全新理论资源。这种跨学科方法不仅挑战了以公共领域、制度史与事件史为中心的传统史学，也为理解历史提供了新的理论可能性。历史因此不再是单一方向的展开，而成为多重时间层位与生命轨迹互相缠绕交汇的网络。

然而，在推动史学革新的同时，妇女史与性别史也面临一定的局限。尽管它们有效揭示了线性时间的偏狭性，强调了差异性、具身性与微观经验的价值，但对“女性时间”的关注仍主要依赖于母职、生育、照护等框架，而较少涉及未育女性、跨性别者、酷儿群体、残障者等更广谱生命经验中的时间性。 女性主义内部的差异性远比“母职经验”更复杂，而这些不同主体的时间感、身体性经验与关系网络也许能进一步丰富本文关于“多元时间性”的论述，使“女性时间”不被误解为对特定生理或社会角色的过度绑定。另外，妇女史、性别史在理论层面的探讨，在宏观结构、资本逻辑、全球体系与技术环境等层面的分析中仍显薄弱，使史学范式的整体转型尚未完全实现。但毋庸置疑，女性史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重新理解时间、重新理解历史的方法论契机，使历史从单一方向的“进步故事”转化为复杂生命与多重时间的交织体。这种视野的转变，是对历史学方法与观念深刻的革新，也是女性主义史学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注释：

[1]Joan Kelly, “Did Women Have a Renaissance?” in her Women, History, and Theory: The Essays of Joan Kell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pp. 19-50.

[2]Julia Kristeva, “Women’s Time,” trans. Alice Jardine and Harry Blake, Signs, 7:1 (Autumn 1981), pp. 13-35

[3]尼采：《历史的用途和滥用》，陈涛、周辉荣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11-18页。

[4]Kristeva, “Women’s Time,” p. 17.

[5]Kristeva, “Women’s Time,” p. 15.

[6]Noëlle McAfee, Julia Kristeva (London: Routledge, 2004), pp. 93-94.

[7]Elaine Showalter, “Women’s Time, Women’s Space: Writing the History of Feminist Criticism,” Tulsa Studies in Women’s Literature, 3:1/2 (Autumn 1984), pp. 29-43.

[8]Barbara Adam, Time and Social Theor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89.

[9]Adam, Time and Social Theory, p.146.

[10]Valerie Bryson,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Time: Feminist Theory and Contemporary Debates (London: Polity, 2007).

[11]Judy Wajcman, Pressed for Time: Acceleration of Life in Digital Capit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