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法治日报）

转自：法治日报

□ 周赟 （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 　　在社会科学领域，总有一些“双跨”问题被有意无意地忽视，譬如经济学领域中如何投资的问题，又如伦理学领域如何做一个好人的问题，再如管理学中如何作出公共决策的问题。这些问题之所以是“双跨”，是因为它们虽然紧密指涉着相关理论——完全不懂相关理论，虽然通过直觉、经验也能偶尔甚至常常却很难一直在实践中解决好相关问题，但理论往往并不能为相关问题的解决提供充分对策；它们之所以被有意无意地忽视，并非因为它们不重要，而主要因为“双跨”特质导致的“双难”：书斋里的理论工作者因为极度缺乏相应实操经验而很难深入而系统地研究它们，实务精英则因为精力所限、或许很大程度上也因为不屑沉溺于逻辑、概念——理论的两大要素——也无法好好研究它们。 　　法学领域也有不少类似的问题。其中，最典型的是裁判说理问题。几乎任何关注司法实践的人都知道，司法裁判应该说理，因为只有建立在充分说理基础上的裁判结论，才具有更大的可接受性；而几乎所有关心当下中国司法实践的人都指出，当下中国裁判说理不足，希望司法界加强说理。从这个角度来看，裁判说理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也应该是一个理论热点，但它的“双跨”意味，导致它似乎成了一个冷门话题——相对于其重要性而言，裁判说理几乎是当前产出理论成果最少的领域。诚如前述，当前对裁判说理的研究偏少，并不是因为它不重要、不值得研究，而是因为它“难”。 　　所谓“难”，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松鼠而言，小溪已然是难以跨越的滔滔洪潮；对河马来说，大江亦不过是个用来游戏的大澡盆。裁判说理问题的“难”亦如此，对于埋头于逻辑、概念中的理论工作者以及忙碌于实务的法律实践家，它因其“双跨”意味而难以对付；但对一个具有相当丰富实践经验、又具备扎实理论功底并幸运地拥有理论思考机会的人而言，裁判说理的“双跨”特质则可能不仅仅不意味着它“难”，毋宁说，它根本就是送上门来的“食材”——在这里，“食材”的意思是，它可以很容易地被加工成食品，但要加工成地道美食也并非易事。 　　在这个意义上，《判决说理：概念、困境及因应》一书的作者张娜瑞毫无疑问是将裁判说理加工成地道美食最合适的那类人选：她长期在司法一线工作，具备多年的大案、要案、疑案审判经验；她还可以在紧张的实务工作、烦琐的家庭生活之余，拥有理论思考的时间、精力。令人欣慰且值得肯定的是，作者也确实把它制作成了一道精致的“美食”，否则，有关实务专家也不会对该书作出如此高的评价，“（该书对裁判说理）有针对性地提出破解之道和改善之术，无疑是裁判说理研究的佳作，值得法律界同仁认真品鉴”。 　　该书自始至终都浸润着、体现着作者的双重立场、双重关怀：它并非裁判说理的职业经验分享，亦非不接地气的纯粹理论。相反，它努力超越裁判说理这一技术问题的表层经验，努力将它理论化、问题化——它尝试着从经济学、行为学、哲学解释学角度，对裁判说理的概念、理据作出系统的探讨，并创造性地提出，裁判说理不仅是一种单纯的规范逻辑论证过程，且是一种沟通法律、社会、案件、当事人等的实践机制；裁判说理的功能，也并不仅在于解决具体的案件，更重要、更高层次的功能在于展示法律的精神，引导对法律的信任和尊重，从而维护社会分工合作的秩序，进而促进每一个社会主体更好地实现各自的目标。与此同时，它又始终努力保持活生生的司法实践、社会生活本身的面向，它反复提醒读者，不要基于单纯的逻辑推衍去分析相关问题——譬如，人们往往将当前裁判说理不足归咎于法官不愿或无力说理，然而，该书立基于详尽的材料、丰富案例的研究却有力地证明：当前裁判说理不足的根本原因恰恰不在于法官或法官群体，而在于当前的法学教育、法官遴选制度以及司法评鉴、奖惩、晋升制度的“合力”；它甚至提醒读者，毋宁说，法官以及当前法官的行为模式（包括不说理的行为模式），本身就是这种“合力”的结果。 　　也正因为该书的“双跨”特质，使得它同时对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具有很强的镜鉴价值：理论工作者，不仅可以从中学到如何理论化、问题化一个实践问题，更可以从中看到裁判说理理论研究的方方面面，当然，还可以读到许多颇具想象力、思维冲击力的理论判断，如“判决书不仅是一份逻辑自洽的裁判文书，更是一座构筑社会信任的桥梁，法官借此传递的，不仅是法律的威严，更是法治的温度”；又如好的裁判说理“不仅是对案件本身的深入解读，更是对社会和谐稳定的长远投资”；再如，“法官在选择判决依据的时候，需要有‘鹰眼的视角’——老鹰既能将远方尽收眼底（指法官应该观照整个法律体系甚至社会生活），又能对草丛中奔跑的兔子明察秋毫（指法官应对当下案件作出细致入微而又系统周到的把握）”等。 　　而一线的法官以及检察官、律师等实务工作者，则可以从中系统了解当前裁判说理中的种种不足以及具体的应对策略；更重要的是，还可以了解造成这种不足背后的种种原因以及支撑这些对策的背后理据，从而达致不仅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之效果。当然，在笔者看来，该书对实务工作者最具价值的启示在于，它反复提醒实务工作者在面对裁判说理问题时，站位一定要高：裁判说理，并不是所谓司法流水线式的工作，因为虽然它直接面对的是当下具体案件，但每一次好的裁判说理，实际上都很好地沟通了法律（包括立法和司法）帝国与社会生活，从而既形塑社会生活，也反过来催变立法以及司法本身的向善转变。 　　如果从1978年算起，不到50年间，我国法治建设毫无疑问取得了令世人瞩目、令国人骄傲的成就，这固然首先取决于决策层的顶层设计以及社会各界的凝心聚力，但又何尝不是每一位一线司法官用心裁判每一个案件这样水滴穿石式努力之结果？如果类似该书这样的著作能得到更多的关注、更多的阅读、更多的分享，一定大有助益，从而集腋成裘、聚沙成塔，推动我国法治建设事业的更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