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5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从贵州省高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民法典施行之日起至2025年10月31日，贵州法院共受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4937件，结案4576件。其中一审收案3774件（含旧存255件），结案3436件；二审收案920件（含旧存9件），结案903件；申请再审审查收案214 件，结案209件，其中向省法院申请再审176件，结案172件；民事再审收案26件，结案25件。依职权启动再审案件3件，结案3件。

贵州省高院审委会专职委员管劲松介绍，随着人民群众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和医疗服务的全面普及，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呈现出数量增长、类型多样、矛盾尖锐等发展趋势。由于该类案件的高度专业性、证据复杂性以及社会关注度高，虽然占比不高，但是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为此，全省法院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司法为民、强化工作措施，突出案结事了、定分止争，高度重视该类案件审理，并取得初步成效。针对案件审理中发现的医疗机构在管理、流程、告知义务履行、病历书写等方面存在的普遍问题，及时向相关医疗机构或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发送司法建议，促进其堵塞漏洞、改进工作，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

发布会上，贵州省高院还发布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典型案例。

医院未备案使用ECMO辅助治疗，被判担责六成

王某因“风湿性心脏病、慢性心力衰竭”进入某医院接受“二尖瓣、三尖瓣机械瓣膜置换术”等手术治疗。术后出现严重并发症，某医院在未完成体外膜肺氧合（ECMO）技术备案的情况下，对王某使用ECMO辅助治疗，因王某病情变化，某医院撤除ECMO，其后王某死亡。王某的丈夫曹某诉至法院，请求某医院赔偿各项损失133万余元。

法院审理认为，经司法鉴定，某医院在诊疗过程中存在手术方式选择不当、并发症认识不足、术后监护不到位、ECMO撤机评估不足等过错，与王某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建议过错参与度为50%左右。但某医院在ECMO技术被列为限制类医疗技术后未依法备案，属于违规开展，加重了医疗风险，最终判决：某医院承担60%的赔偿责任，赔偿曹某87万余元。

该案的典型意义在于，限制类医疗技术通常具有较高风险，而高风险技术的无序开展易引发患者对“医疗安全”的担忧，医疗机构开展限制类医疗技术必须依法备案，备案并非形式程序，而是行政主管部门对医疗机构资质、人员能力、技术规范的实质性审查。本案中，某医院未经备案擅自开展限制类技术，并在诊疗中存在过错导致患者损害，法院在其诊疗行为过错基础上加重认定其过错程度，从而判决加重其赔偿责任，强化了对限制类医疗技术的监管要求，警示医疗机构必须严格依法规范开展高风险技术，切实保障患者生命健康权益。

产前检查存在过错导致新生儿缺陷出生，医院赔偿2.8万元

马某因孕在某医院进行产前检查，马某遵医嘱分别进行了产前筛查、产科彩超、系统B超排畸检查等。后马某产下女婴赵某，赵某经某儿童医院诊断为左侧胸大肌缺损并指综合征、右侧单侧不完全唇裂、左侧Ⅱ度唇裂，先天性左手指短指、并指畸形。马某以某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为由，请求判令某医院赔偿其产前检查费用、孩子治疗费用、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相关费用37万余元。

诉讼中，经鉴定：某医院在系统B超检查中对患者马某实施的诊疗行为未尽到注意义务，存在过错，使马某丧失了进一步行产前诊断的机会，其过错与马某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为次要原因力。因此某医院对马某的损失应当承担30%的赔偿责任。而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否支持的问题。本案的损害后果系马某的知情权、优生优育选择权受到侵害并导致缺陷儿出生，给马某造成情感压力和精神痛苦，某医院应通过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方式对马某进行利益填补和精神抚慰，结合某医院的过错程度及本地的经济发展水平，酌情支持精神抚慰金5000元。最终判决：某医院赔偿马某各项损失共计2.8万余元。

该案的意义在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系对侵权行为给受害人带来的痛苦、焦虑、抑郁等无形损害的一种法律上的承认和量化补偿。医方产前诊疗过错行为侵害了受害人的知情权、优生优育选择权，导致受害人生育的婴儿存在生理缺陷，受害人不仅需要对婴儿进行积极治疗还需承担由此所带来的精神负担，对受害人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应综合当地生活水平、侵权人过错程度等因素酌情考量，以对受害人起到心理慰藉作用。

截肢后家属要求患者出院，伤口感染病危后家属再次要求出院

75岁的马某因腰腿疼痛先在某甲医院住院治疗，后因病情严重，马某转入上级医院某乙医院治疗。住院期间，因马某左下肢疼痛较前加重，左足背皮肤部分破溃伴局部软组织坏死，左膝关节上方可触及皮温，左膝关节以远端皮温明显减低，联系烧伤整形外科后有截肢指征，与患者家属充分沟通后同意截肢，遂联系烧伤整形外科在全麻下“行左下肢截肢术”，术后转入重症医学科进一步监护治疗。术后患者出现多种并发症，患者亲属在医院告知病情和风险的情况下仍要求出院，并办理了出院手续。出院54天后，马某因术后伤口感染化脓再次进入某乙医院治疗，经诊断马某患创伤后伤口感染、脓毒血症、重症肺炎等疾病，某乙医院对患者行脓肿切开引流术后，马某病情危重。但马某亲属要求出院，于当天办理了出院手续。次日，马某在家中去世，火化前未进行尸检。马某近亲属任某等5人诉至法院，要求某甲医院、某乙医院共同赔偿其因患者任某死亡的损害后果共计26万余元。

法院认为，《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八条规定，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是医疗机构或其医务人员存在过错，且原则上应由患方承担举证责任。某甲医院在治疗过程中对发现的疾病及时采取了相应的治疗措施，并在马某病重时及时告知家属转院，已尽到了相应的诊疗义务。马某在某乙医院两次住院期间，医院均及时对马某病情作出了针对性治疗。马某家属两次均在某乙医院告知马某病情危重及出院的风险后仍坚持出院。最终马某在第二次出院后于家中死亡且死亡时未行尸检。任某等5人在诉讼中向法院申请医疗损害责任鉴定，但根据现有病历资料及结合马某死亡时未对其进行尸检的实际情况，鉴定机构无法进行司法鉴定，该后果应由患方承担。由于任某等5人仅提交患者的病历资料，未提供能证明某甲医院、某乙医院或其医务人员在对患者的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的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法院最终判决：驳回任某等5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承办法官介绍，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上要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患方应就诊疗关系、损害后果、医疗过错及因果关系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此举旨在引导患方审慎行使诉讼权，避免滥诉而过度消耗医疗资源、司法资源。具体在案件中，责任分配随情势转移。患者在医疗机构死亡的，医疗机构负有出具死因情况说明的义务。若死者亲属有异议，医疗机构负有告知患者家属可进行尸检的义务。若患者系出院后死亡，则通过尸检等方式确定死因的举证责任应当转移至患者亲属一方，此时因患方未行尸检，导致鉴定机构无法通过司法鉴定查明医疗机构是否存在过错及诊疗行为与患者的死亡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则应由患者亲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澎湃新闻记者 王鑫 实习生 刘馨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