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郎自大”这个成语想必很多人都耳熟能详。

　　西汉元狩元年(前122年),博望侯张骞出使大夏(今阿富汗)归来,将在大夏见蜀布、邛杖一事报告给汉武帝。因匈奴阻隔,张骞建议由西南地区通身毒(今印度)道至大夏,汉武帝于是派遣使者前往西夷。

　　当使者到达牂牁江流域的夜郎国时,受到夜郎君的接见。在这次见面中,夜郎君问出了那句著名的“汉孰与我大?”后,便逐步演变为成语“夜郎自大”。

　　其实,夜郎君的“自大”并非自不量力,亦非独此一家,滇王亦有此问。司马迁认为,这是由于西南地区与外界交通闭塞,这里的人们从未见识过汉朝的广大。

　　那么夜郎国后来怎么样了?我们不妨从道路交通的变迁来探寻答案。

　　□尹笑　黄辛建

经千年凿通的西南秘境

　　“汉家五尺道,置吏抚南夷。”这是北宋司马光的诗句。其中提到的“五尺道”是秦朝修建的七大工程之一,亦是秦汉时期连接蜀地和西南夷的交通要道。

　　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后,负责镇守蜀地的李冰父子不仅开凿了都江堰,还修筑起一条通往云南的道路。

　　蜀地与云南隔着重重大山,在山险石坚中开凿道路,可谓难比登天。李冰采取先积薪烧石,后用冷水浇灌的办法,使巨石松动,再进行开凿,修筑了一条从蜀南下经僰道(今四川宜宾)、朱提(今云南昭通)到滇池的道路。

　　这条在崇山峻岭间蜿蜒的道路,是连接蜀地与西南夷的咽喉要道。秦朝建立后,秦始皇派将军常頞在僰道的基础上,将路又修到了建宁(今云南曲靖)。因这条路由石板铺成,宽不过五尺,故名“五尺道”。

经略西南的大动脉

　　五尺道及后来灵关道的贯通,不仅为中原文化输入西南地区提供了保障,更为中央王朝对西南边陲的有效治理和经营奠定了行政、物联、经济、军事等多个维度的基础。

　　汉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唐蒙在五尺道的基础上继续向南延伸,修筑南夷道。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朝在夜郎国边上设置牂牁郡,这让夜郎君感到了汉朝的强大,遂遣使归附,汉武帝封其为夜郎王。

　　汉成帝和平二年(前27年),夜郎王兴与周边的部族发生争斗,还挑衅朝廷官员,被牂牁郡守陈立斩杀,夜郎国遂并入周边郡县。

　　汉以后的历代王朝都对这条道路进行过修缮,沿线增设了许多邮驿设施。唐代又加以修复,演变为“石门路”；明清以后,随着贸易更加发达,延伸出许多支线。

　　在这些线路上,有不少运盐及茶的马帮往来其间,所以这些线路就被统称为“盐道”。

　　被繁衍、延长后的五尺道蜿蜒而曲折,从四川宜宾出发,经盐津豆沙关,再向南经过云南昭通、昆明,又向西行经大理、保山,出境进入缅甸,到达身毒(即古印度),所以又被称为“蜀身毒道”。

　　马帮商队通过这条古道,将蜀地出产的蜀布、蒟酱、铁器、朱砂等物资源源不断输往西南地区,换回牦牛、铜、银、琥珀等。作为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尺道早已超越了军事意义,成为经济、文化交融的纽带。

　　五尺古道沿线残留的二百多个深深的马蹄印,至今仍是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经济相依、文化相通、血脉相连、情感相亲的生动注脚。

技术传承与文化传播

　　通过五尺道和灵关道输入的先进技术,也使西南地区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云南昭通出土了东汉时期带有“蜀郡千万”“蜀郡成都”铭文的铁锄。在贵州赫章可乐墓地(属古夜郎国)也出土了几乎同时期的“武阳传舍比二”铭文铁炉,其中“武阳”在今四川彭山一带。这些文物生动地说明,蜀地生产的成品铁器已普遍输往西南地区,并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当地人的生活。

　　汉晋时期,滇东北的朱提(今云南昭通)矿冶业已十分发达,其产量最大的是铜矿和银矿,这里铸造的货币,曾经流通全国,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

　　中原先进的农业技术也广泛传播到西南地区。五尺道上的僰人已掌握了引水灌溉稻田,使用较为先进的水稻种植技术。《永昌郡传》记载:朱提县有大泉池水,僰人谓之“千顷池”,用来灌溉稻田。

　　五尺道开通两千多年来,其驿站留下了诸多文人题刻。唐德宗贞元十年(794年)元月,唐朝廷派袁滋赴南诏,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

　　袁滋一行由长安出发,从五尺道进入云南。之后,他便在豆沙关刊石纪事。袁滋所题记的摩崖石刻是云南地区年代最早、且有明确官方纪年的摩崖石刻之一。

　　从此,云南便留下越来越多文人雅士的足迹。

　　两千多年来,五尺道的石板被岁月磨出温润的光泽,马蹄印里沉淀着马帮的吆喝,驿站的残垣记录着文人的驻足。

　　它是茶马贸易的“黄金路”,更是中原文明与西南各族对话的“连心桥”——从李冰“积薪烧石”的智慧,到袁滋刊石纪事的担当；从蜀地铁器改变西南农耕,到朱提银矿滋养国家财政,这条不足五尺宽的道路,早已超越了地理意义,成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见证。

　　　　据“道中华”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