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桥经验”历经60余年的发展，不断与时俱进，焕发生机，发扬光大。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对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作出战略部署。近年来，随着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迅猛发展，数字技术日益成为赋能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以数字化赋能“枫桥经验”创新发展，不断探索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模式与新路径，提高社会治理的智能化、科学化、精准化水平。

　　以数字化赋能新时代“枫桥经验”，不仅意味着技术手段革新，更意味着社会治理方式变革，关键是要实现数字社会治理新技术新手段与基层社会治理深度融合。其核心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有助于更好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枫桥经验”的精髓在于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数字化平台能够实时收集民情数据，精准感知群众诉求，推动群众更加主动参与基层治理，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二是有助于优化“矛盾不上交”的治理机制。通过建设社会治理一体化平台、网格化管理系统等，实现跨部门数据共享与联动研判，有助于把矛盾纠纷化解在社会治理最早阶段和最小单元。三是有助于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数字平台能够促进政府、社会、市场协同，推动多方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有助于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以数字化赋能新时代“枫桥经验”，必须坚持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以源头治理为前提、以多方共治为基础、以依法治理为保障、以民生服务为导向，加快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确保数字社会治理正确方向。党的领导是“枫桥经验”的政治灵魂。要建立健全党委对数字化平台的统筹领导机制，确保党的领导贯穿于平台设计、运行和优化的全过程。持续推动“智慧党建”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将数字技术适当嵌入基层党组织的组织生活、党员教育和服务群众工作中。积极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创新党组织活动内容方式，推进“智慧党建”，切实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提高服务群众水平。比如，北京市持续深化党建引领接诉即办改革，用党建引领“一根针”串起城市治理“千条线”，将群众诉求作为治理目标，让群众参与城市治理决策，以群众智慧解决涉及群众利益的矛盾和问题，形成了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生动实践。

　　推动源头治理，实现关口前移。数字化治理的关键在于加强“前端预警”，实现源头治理。利用数字化技术和手段，可以变“事后应对”为“事前预警”，从源头上减少基层治理压力。全面整合12345热线、综治中心等公共服务平台数据资源，运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算法，开发智能化风险预测预警模型，实现对社会矛盾风险的早期识别、智能研判和自动预警。建立线上线下联动的预防机制，确保数字化平台预警信息能被自动、精准地推送至相关责任单位和基层网格员，形成平台数据闭环工作流，将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比如，广东省佛山市建成“佛山城市大脑”智能中枢，提供114项基础能力支撑，建成燃气、消防等9大监测专项，布设13120套传感器对燃气管网等风险点实施24小时监测预警，推动“救火型”治理向“防火型”治理转变。

　　强化多方共治，构筑数字社会治理新格局。多方共治是以数字化赋能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目标。要推动数字化和网格化双轮驱动，推动“一网统管”与网格化管理深度融合，实现治理主体之间信息互通和任务协同。以数字化平台为纽带，优化接诉即办等工作机制，实现各项任务由平台智能分流、限时办理、全程督办。同时，通过开发“随手拍”“线上议事厅”等数字化工具，将“枫桥经验”的群众工作方法从线下扩展到线上，以共建共治共享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比如，浙江省诸暨市打通“城市枫桥”等数字化应用与城市网格、线下社区议事平台，加强线上线下协同联动，形成上下贯通、整体智治、高效协同的新局面。

　　加强依法治理，筑牢数字社会治理安全底线。法治建设是以数字化赋能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保障。要完善数字化治理相关法律法规，加快研究制定关于基层社会治理数据采集、共享、开放、应用的标准和规范，为数字化治理夯实法治基础。加强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确保数字平台在面对海量数据和复杂网络环境时，保持安全、稳定、高效运行。建立严格的数据分类分级管理制度和安全防护体系，采用先进技术手段保障公民个人信息和隐私安全，坚决防止数据滥用和泄露，确保数据应用安全规范。比如，上海市浦东新区发布《浦东新区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管理若干规定（试行）》，规范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管理，推进公共数据开发利用，有助于保障数据安全，并提高治理效率。

　　突出服务导向，提升数字社会治理温度。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落脚点在于服务群众。要依托大数据精准识别不同群体、不同区域的需求，推动治理模式从“人找服务”向“服务找人”转变，主动推送个性化、定制化服务。完善线下服务渠道，健全兜底性的服务机制，为老年人、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提供“数字反哺”“适老化”服务，做到线上线下并行，让治理更具人文关怀，让数字文明成果惠及更多群众。比如，浙江省的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浙里办”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深度融入企业生产和群众日常生活，已汇聚3638项依申请政务服务事项、2000余项便民惠企服务，集成驾驶证、行驶证、健康医保卡等300余类电子证照，不仅提升了社会治理效率，也让社会治理更有温度。

　　（作者为南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原载于《人民日报》2025年12月3日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