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泰

　　《最后的使团：1795年荷兰访华使团及被遗忘的中西相遇史》 欧阳泰 著 张孝铎 译 中信出版集团·新思文化

　　1795年访华的荷兰使团鲜为人知，却是最后一个按照传统中国朝廷觐见礼仪受到接待的欧洲外交使团。

　　然而，奇怪的是，这个荷兰使团仿佛已被人遗忘。任何语言中都找不到篇幅足以成书的研究，关于它的文章也屈指可数。当我发现这个使团在当时何等不同凡响，又是如何在荷兰语、法语、西班牙语、汉语和朝鲜语资料中留下宝贵记载时，可想而知，我有多么惊讶。

　　我意识到，这段故事将成为一部引人入胜的叙事史，但这本书要讲的不只是一个精彩的故事。1795年的荷兰使团为看待18世纪的中国和中西方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帮助我们果决地突破“文化冲突”叙事，这种叙事至今仍渗透在我们对中国和西方的理解之中。

　　荷兰使团有多么默默无闻，英国马戛尔尼的访华使团就有多么家喻户晓——它此行的结果却与前者大相径庭。马戛尔尼使团的失败，正是历史学家将中西方外交史视为文化冲突的原因之一。

　　马戛尔尼于1793年抵达中国，携带着昂贵的礼物，率领着一众画家、科学家和音乐家，更怀揣着一系列大胆的提议。他以为这些提议有助于英国与中国建立起互利关系：两个大国强强联手。然而，乾隆皇帝和他的朝廷不信任马戛尔尼：此人不但拒行跪拜之礼，还提出了非分的要求。他们之所以担忧，是因为英国人侵略、好斗的名声在外，在西洋一带发动攻击、四处劫掠，很可能已经逼近清朝的陆上边界。

　　虽然马戛尔尼表面若无其事，但他和使团成员都感到受了羞辱。欧洲的批评令他们如芒在背，他们于是越发将自己的失败归咎于清廷，称清廷自大、顽固，对英国的厉害视而不见。

　　对中国的这种负面看法不仅影响了英国的公众和决策者，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历史学家，促使他们将中西方交流的历史看作一场文化的冲突。

　　近年来，历史学家开始质疑这种提法，并指出清朝统治者比人们此前以为的更务实，思维也更国际化；他们与西洋人的关系遵循现实政治；西方的外交也远非人们普遍形容的那样“现代”。

　　然而，文化冲突论在教科书和学术作品中仍根深蒂固，一个主要原因是：英国与中国的相遇终归是一场冲突，英国人的所历所感在关于中欧关系的文献中占据着压倒性的篇幅。学者对英国之外的欧洲在华外交活动，特别是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英国出使失败同期的这类活动，关注甚少。

　　1795年访华的荷兰使团是这一时期与英国外交对比最鲜明的反例之一，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西方关系的理解；然而，他们此行不只被忽视，更遭到了误解。探讨此事的作者往往将其描述为一场失败，甚至比马戛尔尼使团还要丢脸。比如，他们说它是“灾难性的”，称荷兰人遭到“冷漠、轻蔑和傲慢的对待”，还说使团成员“在鞭子的威胁下”被迫一次又一次匍匐跪拜。

　　这一切，正如一位荷兰历史学家所说，都是“无稽之谈”。多方资料显示，荷兰人毫无疑问受到了热情款待。大使德胜自认为取得了巨大成功，他的上司也是这样认为的，并且明确指出德胜圆满地完成了指派的任务。但诡异的是，众多学者坚持认为这是一次令人难堪的失败，而事实显然不是。

　　那么，荷兰使团为什么被抹黑了？主要原因在于，它不符合文化冲突的叙事模式。这种负面的描述始于为乔治·马戛尔尼总管贡物的巴罗（John Barrow）。巴罗在其畅销书《中国行记》中花费16页的篇幅攻击荷兰使团。他的主要观点是，尽管荷兰人在被要求叩头行礼时悉数照做，但顺从没有用处，他们还是被一心要凌驾于欧洲人之上的中国宫廷故意羞辱了。他认为，荷兰人的顺从实际上只会助长中国人的傲慢。

　　因此荷兰使团成员的作品，以及他们相对不具偏见的观点，对王朝官员友好交流的描述，在北京所受的接见，参加的筵宴、寺庙之行，以及参观内廷的经历，全部被遗忘了。相反，他们的使团被描绘成“文化冲突”的一部分：这是一场长达数百年的外交优先权争夺之战，中国最终学会了谦逊，并被强行纳入了现代外交秩序。

　　（作者为美国汉学家，埃默里大学东亚系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