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马都是人类生活的伙伴。它以其忠诚、勤勉与灵性等特征，陪伴帮助着人们。在那遥远的《诗经》时代，马就枨触着人类情感，开启了诗意空间。

“戎车既驾，四牡业业”，感激马对战士征途的助力；“执辔如组，两骖如舞”，尽显彬彬君子的优雅风姿；“陟彼高冈，我马玄黄”，诉说女子对爱人的思念；“皎皎白驹，食我场苗”，表达对隐士的倾慕与挽留。沿着《诗经》所开创出的文化传统，后代也留下了无数关于马的佳话与诗篇，马所引发的文化和习俗至今仍然影响着我们。

那么，马一开始就是现在的模样么？在历史的长河里，马被赋予了哪些情感与精神特质？

马的驯化与改良

马被人类驯化大概可追溯到5500年之前，最早是在位于今哈萨克斯坦的柏台遗址发现了马骨和马骨制作的渔叉，之后家马和养马技术向东和向西传播到其他地区。

我国最早的家马出现在黄河上游地区，位于今甘肃省永靖县的齐家文化大何庄遗址、永靖县莲花乡的齐家文化秦魏家遗址皆发现了随葬的马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发掘了多个车马坑，可确知商代晚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存在家马。

汉代以前，中原本土马的体型不同于后来，较为低矮。如1955年陕西眉县李村出土一件西周昭王、穆王时期的“盠”青铜驹尊，高32厘米，长33厘米，重6.6千克。整器塑作一匹小马驹形状，昂首竖耳，面容温和；颈后的鬃毛齐整，驹背开一口，覆器盖；驹腹两侧雕涡纹，周缘环饰穷曲纹；垂尾，四蹄立地（图1）。驹颈、胸部及器盖内共铸铭文105字，记述甲申日周王“执驹”，并赏赐盠两匹驹。此驹尊正是纪其事而作。所谓的“执驹”之事，见于《周礼·夏官》“校人”及“廋人”职中，是周天子考牧简畜的一种制度，即幼马正式编入马厩。

此件青铜驹虽刻画的是小马，不过也能看出它腿短、个头矮，此乃中原本土马的特征。后来马的基因发生改变，得益于西汉武帝自西域引入汗血宝马的举措。

汉武帝时期，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后，乌孙王遣使给武帝献上良马数十匹，汉武帝将之命名为“天马”。同时，张骞也带来了西域大宛国（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盛产良马的信息：大宛“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和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汉武帝派遣贰师将军两次出兵大宛国，客观上击垮了匈奴与大宛之间的结盟，并扩大了汉王朝在西域地区的影响。而在主观上，汉武帝发兵是为取大宛宝马，《史记·大宛列传》载：“而发天下七科适，及载糒给贰师。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而拜习马者二人为执驱校尉，备破宛择取其善马云。”《汉书·李广利传》中有同样的记述，颜师古注：“习犹便也。一人为执马校尉，一人为驱马校尉。”体现汉武帝远征战略的目的是“破宛择取其善马”。汉军击破大宛贰师城，得到大宛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雌雄马三千余匹进献汉武帝。至此，骠壮健美的大宛国“汉血马”被命名为“天马”，而乌孙马改名为“西极”马。

大宛天马的引入，带来马种的改良，使之由中原本土的粗短矮小马变为高头大马。这有利于骑兵部队军马的选用与训练，对于汉王朝军力的增强有重要意义。另外，天马还具有精神信仰的意义。

“天马”的精神信仰

最早记载“天马”的文献，见于《山海经·北次三经》：“马成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白犬而黑头，见人则飞，其名曰天马，其鸣自訆。”《山海经》中的“天马”，不同于汉武帝命名的“天马”，它所反映的仍是先秦时期中原本土的神兽传说。

汉代天马出现的历史背景已然不同。在汉武帝本人追求升仙和长生不死的观念驱动之下，昆仑神话传入中原地区，社会自上层而下流行升仙长生的风潮。同时，随着汉代丝绸之路的开通与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增剧，西域良马和中原本土的神仙思想相结合，产生了有别于《山海经》中“天马”的新概念，从而西域“天马”的引入，正是迎合了汉武帝的精神诉求。

《汉书·礼乐志》载汉武帝得到大宛马后，专为其作《天马歌》：“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天马徕，出泉水，虎脊两，化若鬼。天马徕，历无草，径千里，循东道。天马徕，执徐时，将摇举，谁与期？天马徕，开远门，竦予身，逝昆仑。天马徕，龙之媒，游阊阖，观玉台。太初四年诛宛王获宛马作。”其中“天马徕，开远门，竦予身，逝昆仑。天马徕，龙之媒，游阊阖，观玉台”等句，显示汉武帝对天马的追求来自神秘文化信仰的理念基础。

霍巍先生指出，来自西域的良马“其初始的意义在进入到中土之后却已经被彻底地加以了神化和改造，与中国先秦以来的以升仙不死为中核的‘昆仑’神话系统发生了密切联系。这些西域的良马被赋予能够托举乘者登仙，通过昆仑、天门（阊阖）最终进入‘天国’的神奇功能，因而被称为‘天马’”。对天马的追求意味着一场声势浩大的向着传说中的不死之地昆仑仙境进发，并由具有奇异功能的“天马”承担人们的灵魂飞升到昆仑、天门，进而到达永生不死境界的社会运动风卷全国。

汉人擅长塑造马的艺术形象，也源于自西域引入良马后、经过基因改良所培育出不同于本土的汉马的史实。汉代良马具有头小颈长、胸部宽厚、骨骼硬朗、肌肉结实的外部特征。

如1999年甘肃金昌市金川区双湾镇赵家沟墓群出土一匹东汉青铜马，高39厘米，长28厘米，宽10厘米，此马传神再现汉代骏马的风采。但见它身高体健，傲然挺立，神采奕奕。其头颅高昂，双耳竖立，瞪眼开口，似在高鸣；曲颈挺胸，臀部饱满，四肢挺拔而健长，使得马的个头颇高（图2）。青铜马的整个体态矫健而昂扬，体现出当时奋发进取、喷薄而出的时代精神。

战马风姿

汉武帝引入西域宝马，改良本土马种后，极大提升了汉王朝骑兵的作战力。汉代艺术中的战马形象展示出王朝风采与时代气象。

陕西绥德中角乡白家山出土一块画像石，石面的画像题材丰富、气势宏大，包括有狩猎、战争、放牧、家居生活等不同场景，展示了东汉社会的多个景象。画面最左方是狩猎图，在连绵起伏的山岭中，一名猎手骑马、两名徒步，追逐着各种动物四处奔逃，所捕获的猎物有野羊、鹿、狐狸、野猪等，天上有飞鸟。其次是战争图像：一支骑兵精锐队伍如雄鹰捕猎一般往前冲刺，气势如虹。队伍前方三名骑兵并驾齐驱正在冲锋，有的弯腰、有的俯身散马蹄，山中埋伏着的敌人正张弓迎面伏击他们。紧随其后的骑兵们勇往直前，有的执弓；有人持钩镶；有的手提一头颅，昂首朝天，十分得意，他的马前倒着被砍下头颅的敌人；有的则抛掷剥下的敌人甲胄欲请功。再次放牧图，最前方两人在马前相对而立，一人递一袋东西给另一人，抬手抚对方的头；另一人低头接物，两个人似在依依送别。随后的马群和羊群簇拥着一匹骆驼，驼峰间坐着两人在放牧，一派悠闲自在状。画面最右端为家居生活图，右上角有一蟾蜍，下有两人对坐玩投掷球类的游戏；右下角有一孕妇执便面，她前面一人躬身俯首捧盘状器、另一人举斧形器与之相对，男女交合，两人厮打，极富有生活气息（图3）。

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千乘万骑驰骋在一望无际的旷野，青春热血在此尽情抛洒，壮士意气由此挥发无遗。此石上的马匹或为战争图中的坐骑，勇猛骁战，威风凛凛；或为日常所驯养的家畜，温和敦厚……不同场景下的形象气质不同，反映出汉代人塑造马形象的得心应手、准确真实。

绥德白家山村另一块反映战争场景的画像石，石面四周刻边框，画面左端为拜谒、杀俘、献俘图，拜谒图居上，图中首领端坐，身后一名侍者为其举着华盖，首领面前有两人下跪，三人或持物或持笏站立；杀俘和献俘图居下，两名士兵各持一人手足将之抬起、将要行刑，他们后方又有两名士兵逮捕着一人在等候。石面其余大部分画面皆为行进中的骑士图，马队分作两列，自右向左依次前行，骑士背弓纵马，战马奔腾，气势威猛，似有猎猎的风呼啸而来（图4：a、图4：b）。

日用之马

駉駉牡马，在坰之野。农耕社会里，马之于人类的意义重大。与先秦时期的马相比，汉代的马由于得到汉武帝的格外重视，被赋予更多的政治色彩，常与帝国的威仪、天子的狩猎、宏大的典礼等结合，而显得雄奇壮观。

日常生活中，马的主要功能是作为交通工具。它既可当坐骑，又能承担各式马车的牵引力职责。

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出土的青铜马蜚声中外，除了代表作“马踏飞燕”，铜车马出行仪仗队中的青铜马同样令人震撼。在这组出行仪仗队中，青铜马或作为坐骑、或作为马车的牵引力工具、或单独出现，从各个角度反映了汉代出行仪仗的规模、马的不同形态与气势，规模壮观。其中马车包括斧车、轺车、輂车等不同形制，让人体会到“骐骝是中，騧骊是骖”的礼仪规格，也感受到“萧萧马鸣，悠悠旆旌”的文化气息。

有一匹单独站立的青铜马饶有趣味。只见它三足立地，右前蹄抬起，头向左偏，瞪眼开口，带有几分优游从容的意态（图5）。

汉代的车辆主要由马拉动。成都青杠坡三号墓出土一件轺车画像砖，此砖的车骑图自左往右行，轻车快马。轺车自汉代开始流行，车舆的四面敞露，双车辕，大多只驾一匹马，也有驾两匹马的，《隋书·礼仪志》曰：“轺车，案《六韬》：‘一名遥车’，盖言遥远四顾之车也。”由于车舆体量小，轺车的车速较快，所以又称之为轻车，多用作出行仪仗的前导车。在这块砖面的画像上，轺车在后，车箱树一伞形盖，一御者驾车，一尊者端坐；两旁有骑吏与伍伯护驾（图6）。此砖上的马匹皆膘肥体健，带一股雍容之气。

1953年成都扬子山汉墓出土一件辎车画像砖，此砖绘制了汉代女性乘坐辎车出行的场面。砖面上模印一辆辎车，车盖椭圆形，顶部隆起，车厢为重舆，分为前、后两部分。女主人端坐于后舆中；御者坐前舆，左手持鞭，右手拉缰绳，正在驾驭扬蹄奔腾的飞马。辎车右侧前有一人持杖开路，后有一侍女手捧花状物跟随（图7）。其中的马匹曲颈低首，正奋力前奔，它鬃毛齐整，肌肉饱满，四蹄劲健、翻飞有如腾云之势。

马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作为狩猎的坐骑。司马相如《子虚赋》云：“蹵蛩蛩，辚距虚，轶野马，轊陶駼。乘遗风，射游骐……倏眒倩浰，雷动猋至，星流霆击。”描写游猎时车马疾驰、猎兽如风的壮观场面，这里的“马”既是坐骑，也是被追逐的对象，共同构成了动态的、充满力量感的狩猎图景。

1971年陕西米脂官庄一号墓出土一块东汉横额石，石面画像分为内外两栏，外栏为流动的云气纹，云气间从左到右依次夹杂着熊、龙拉轺车、羽人骑鹿、龙、雄鹿、飞鸟等图像。内栏为狩猎图像，从左往右的图像依次是一只狐狸半探出身子，一名猎手骑马拉弓，反身向后瞄准一只正向他扑来的猛虎，千钧一发；虎的身后还有一名猎手，手持长矛刺中了虎腿。这组图像后，又一名猎手正在与熊搏斗，但见他左手举高盾牌、格挡朝他扑来的熊，右手持长剑欲刺；熊后也有一名骑手，拉弓射箭。画面空白处点缀着飞鸟和瑞草（图8）。此石上的马作为狩猎工具，体健灵活，有力辅助了骑手的狩猎活动。

马还可作为通信的工具。嘉峪关市魏晋5号墓出土一块彩绘驿使图画像砖，长35厘米，宽17厘米。砖画四周有边框，中央描绘了一名驿使骑马穿越在河西走廊传书的场景。他戴帻，着交领长袍，右手拉缰绳，左手举着简牍状文书；他所骑的马正在疾驰，它膘肥体壮，聚精会神地注视前方，四蹄腾空尽可能地向前后奔跃，尾巴随之平扬起来作一撇、前浓后枯淡，具有写意的意味（图9）。

这块砖画上的驿使被视为中国最早的古代邮差形象。此图曾在1982年被定为中国邮政的标志，同年为纪念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邮电部还发行《驿使图》纪念邮票一枚。

神话中的马

马还具有神奇的功能，汉代人通过给它增加角、羽翼等元素，使之在形象上得以神化，赋予其神话寓意。汉代的神马图像主要有麒麟、天马等类型，另外还有一种马以“龙为友”的神话。

（一）麒麟图像

著名神兽麒麟在文献记载中，有三种原型：马、鹿和羊。似马说，如《御览》卷八八九引《说文》：“马身，肉角，牛尾。”

马形麒麟图像如在四川内江白马一具石棺上，画面从左往右依次是：一匹麒麟拴在神树树干上，一尾鱼游动，五只神鸟或展翅翱翔或伫立，体态舒展（图10）。其中麒麟头顶耳朵竖立，独角挺立，昂首曲颈，尾巴轻拂，三足立地，右前蹄微抬，意态闲适而优雅。

（二）天马图像

汉代的天马图像多塑作带翼马形象，这在铜牌饰、画像石、画像砖、壁画、铜镜等器物上皆有表现。

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一枚汉昭帝元平元年（前74）迎天马简，长23厘米，宽1.3厘米，厚0.3厘米。此简记录了汉昭帝派使者到敦煌迎接大宛“天马”的史实，简文为：“元平元年十一月己酉，□司诏使户籍民迎天马敦煌郡，为驾一乘传，载御一人。御史大夫广明下右扶风，以次为驾，当舍传舍，如律令。”（图11）该简中的“天马”，即指大宛汗血马。

西汉洛阳画像空心砖上，带翼的天马图像相当常见。如洛阳一块画像砖上模印两匹天马，它们一前一后正在飞驰。它们的形态相仿，皆昂首向天，似在萧萧地嘶鸣；颈项长伸，颈背部的鬃毛似剪作三花；肩上两条圆形曲线代表羽翼，尾巴上扬；躯体重心在前半部，右前腿向前迈出落地，左前腿向上半抬，后半身斜向上方，后两蹄尚在腾空，表现出它们急促的飞姿（图12）。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一面东汉天马白虎神人画像铜镜，直径21厘米，缘厚1.3厘米。镜为圆形，圆钮，圆钮座，环绕一圈连珠纹。镜背由四枚乳钉均分为四区，每枚乳钉纹外又各绕一圈连珠纹。镜背四区的图像隔钮而置，由上而下、自右往左依次为西王母、白虎、东王公和天马。其中西王母头戴高冠、东王公头戴三山冠，两位神人皆着交领长袍，拱手端坐，左右各有三名羽人跽坐俯首而拜。白虎居右，回首咆哮，肩生双翼，尾巴高扬，四足奔腾，气势高昂，其左上角铸两字篆书榜题“白虎”。天马居左，也回首嘶鸣，颈背的鬃毛齐整，马尾上扬，四蹄在奔跃如飞，其右上角铸两字篆书榜题“天马”（图13）。

汉代的天马形象影响深远。酒泉丁家闸5号魏晋墓前室北壁图中绘一匹天马。它除了鬃毛、尾巴是红色，全身其他毛发雪白一片，头顶带角，昂首竖耳，开口嘶鸣，曲颈挺胸，鬃毛飞扬，尾巴扬起，四蹄腾空飞跃在云气中，造型生动得猎猎生风，神态昂扬，凸显出一种奋发向上的精气神（图14）。时人想象中的天马形象与气势，大概如此。

故宫博物院藏一件北朝天马纹青铜带扣，带扣乃北方草原民族束腰皮带上的装饰部件。此件带扣前方留一方形孔，用以系和固定腰带，表面塑一匹天马图像。天马昂首，肩生羽翼，尾巴高扬，前蹄向前伸，后蹄也向前顿，整个体态好像在蓄势待发、即将要一奔千里，背景饰有云气纹（图15）。

（三）天马徕，龙之媒

我们今天所说的“龙马精神”，其实在汉代流行着一种天马“龙为友”的神话传说。而古人常将马和龙相联系，认为这两种动物之间有共通性，这一认识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

如《周礼·夏官·廋人》曰：“马八尺以上为龙，七尺以上为騋，六尺以上为马。”在周人看来马和龙可视作同类，区别仅在于身高。

《史记·乐书》载《太一之歌》：“太一贡兮天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骋容与兮跇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汉书·礼乐志》作“今安匹，龙为友”，前述“太初四年诛宛王获宛马作”者则有“天马徕，龙之媒”句。颜师古注引应劭曰：“言天马者乃神龙之类，今天马已来，此龙必至之效也。”指明天马与神龙乃同类。

《后汉书·马援传》记载东汉名将马援曾说：“夫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在此龙和马相联系的原因是它们共有的出色飞行或旅行能力，可分别代表天上与地下的交通能力。东汉王充《论衡·龙虚》云：“世俗画龙之象，马首蛇尾”，认为马和龙在外形上有相似性，龙的形象是多种动物的拼贴组合，其中原型之一即马。

杭侃先生认为所谓的“龙自草原来”一说，可能源自草原民族对马的尊崇，又因为马是群居动物，草原上一匹高头大马嘶鸣在前，万马奔腾在后，那气势磅礴的景象与龙身有相似性。

以上，古人认为马与龙或因外形上有相似性，或因各自的功能特征有相似，或有着类似的信仰功能，而将它们联系在一起，体现出时人的神话思维。

相关图像如四川乐山九峰乡出土一具石棺上，侧面刻辎车和神兽图像。车由一匹翼马所拉动，翼马优游举蹄徐徐而行，羽翼展开，尾巴扬起又垂下；辎车后方游动着一条青龙与一尾鱼，青龙头带角，瞠目，开口吐舌，曲颈，张牙舞爪，龙身修长而蜿蜒；远方还有一座带斗拱的殿堂（图16）。在这块画像石上，天马与青龙相组合在一起，乃天马以“龙为友”的形象展示，显示出浪漫的神话色彩；它们的线条曼妙而流畅，显示出高超的艺术审美力与造型能力。

结语

汉代的马不仅是人们生活的伙伴，还超越了其作为动物的本身，承载着政治宣扬、文化认同和审美表达等多重功能。如马是祭祀、朝会、巡狩等重大典礼的成员，通过对马匹的数量、毛色、车驾等的配置加以严格的礼制规定，彰显着皇家的秩序与规范。战马改良促使军力提升，展示着汉帝国的强盛国力、雄厚物质基础和赫赫军威。“天马”西来，被神化的马承载着求仙通神的精神信仰，作为上天赐予的祥瑞和使者，象征着大汉天子长生不老的绮炫幻想。在日常场合，对马动态美和力量的追求，体现了汉代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

大汉雄风，威加四海。通过历史文献记述和诸多汉马图像，我们感受着两千年前汉代人对马的喜爱与崇尚，回到那个“千乘雷起，万骑纷纭”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