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红星新闻此前报道，9月4日，在韩国庆尚北道庆山涉嫌杀害中国留学生并遗弃遗体、已被拘留的中国籍大学讲师郑昌盛(ZHENGCHANGSHENG，音译，31岁)，经查明，其作案动机系担心两人恋人关系曝光后丢掉工作。

警方9月4日表示，已就涉嫌杀人、损毁遗弃隐匿尸体、以诡计妨害公务执行等罪名的郑昌盛，予以拘留移送检方。

据警方讯问，郑昌盛供述称，自己受到了受害者文文（化名）的威胁，两人发生争执，对方威胁要把两人关系告诉学校，其担心因此丢掉工作，所以杀害了对方。但由于文文已经死亡，作案动机的确切核实存在困难，警方结合物证鉴证侦查及对郑昌盛实施的测谎检测结果显示真实反应等因素，最终认定郑昌盛与文文确实曾是恋人关系。

与此同时，针对郑昌盛实施的精神病态人格(反社会人格障碍)诊断检测(PCL-R)结果显示，郑昌盛并非精神病态人格者。

9月5日，本案受害人方代理律师臧梵清接受九派新闻记者采访，分析“男女朋友关系（恋人关系）”对量刑的影响时表示，在韩国刑法框架下，单纯的男女朋友关系不是法定的从轻或从重处罚情节。

臧梵清称：“与中国司法实践类似，韩国法院在量刑时也会考虑犯罪动机、犯罪背景、行为人与被害人的关系等酌定情节。如果案件被认定为‘因恋人间的矛盾、纠纷或感情问题’引发，且凶手没有其他恶劣情节，理论上可以作为一个酌定从轻的考量因素。然而，该情节的从轻效果极其有限，一旦案件中出现了预谋、极端残忍的手段（如肢解、焚尸）、掩盖罪行等情节，这一关系背景将被完全覆盖，甚至可能因为‘在亲密关系中的背叛与残忍’而被视为加重情节。”

此外，臧梵清告诉九派新闻：“在韩国司法实践中，‘被害人过错’同样是影响量刑的重要酌定情节，但适用门槛极高。”

其称，韩国法院对“被害人过错”的认定要求：威胁行为必须是真实、具体、紧迫的；该威胁行为与被告人的杀人行为之间必须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被告人的反应不能是“预谋报复”，而应是“激情反应”。

臧梵清对九派新闻指出，在本案中，凶手因担心失去教职而杀人，其动机是维护自身利益，这与“被威胁”的紧迫性相去甚远。故而韩国法院大概率会认为，凶手有充分且合法的途径（如报警、辞职、应对举报）来应对“被威胁”的局面，但其却选择了预谋杀人、毁尸灭迹，这恰恰说明其主观恶性极深，“被害人过错”的辩护几乎不可能成立，反而会坐实其“为掩饰自身过错而杀人”的恶劣动机。

臧梵清表示：“在韩国，凶手（郑某）的‘男女朋友关系’和‘被威胁’辩解，不仅无法成为其从轻处罚的救命稻草，反而会因为其行为的极端残忍和自私动机，成为其被判处最严厉刑罚（如无期徒刑或死刑）的重要依据。”

九派新闻记者 孙沁怡

编辑 付珊

【来源：九派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