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顺利召开遵义会议，红一军团奉命越过娄山关占领桐梓，前锋直抵綦江石壕镇……”

9月3日上午，綦江区石壕镇苗儿山下，64岁的赵福乾踩着数百级梯坎，一步步走上石壕红军烈士墓，五名红军烈士长眠于此。

他掏出一块洗得发白的抹布，弯腰擦拭墓碑，再把墓前的枯叶一片片捡出去。做完这一切，他掏出扩音器，对着来访的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开始讲解。60多页，2万多字的讲解词他烂熟于心。几十年来，这些历史、这些细节已经长进他的生命里，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8月31日，“中国好人榜”发布，赵福乾名列其中，以彰显这段跨越三代人的守护。

60本笔记本：

把快消失的故事“打捞”回来

赵福乾的书柜里、办公桌下，堆着他自1989年参加工作以来，积累下的约60本笔记本。这些笔记本里，记着他在石壕镇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的工作笔记，更记着他多年寻访红军烈士事迹、寻访50余处红军遗迹的细节。

翻开其中一页，一段话被红笔描过：“1935年1月21日中午，红一军团一部途经箭头垭，有战士用苏区纸币向群众购买物品。大部队开拔后，一名红军司务长带着战士，挨家用银圆把纸币换回来……”

这段话背后的故事，赵福乾比谁都清楚。

1935年那个大寒节气，他的祖父赵兴阳在酒店垭经营一家小饭馆，红军借锅借灶吃了一顿饭，赵兴阳夫妻早早起床为开拔的红军煮好几大锅热茶暖胃。父亲赵志怀那年只有7岁，不太懂事的他只记得红军战士们给自己家挑水、扫院子。那天大部队撤走后，当地盐防兵反扑回来，红军司务长被捕，吊打一夜后第二天牺牲。

16年后，赵志怀奔赴抗美援朝战场，两次荣立三等功。复员后他回乡当了村支书，从上世纪60年代起就在茅坝坪为烈士墓义务守墓、讲解。1981年烈士墓迁往苗儿山时，53岁的赵志怀每天忙完生产队的事，挑着两只箩筐摸黑走3个多小时山路，用半个月时间，把几十株雀舌黄杨一筐一筐背上山，种在墓园里。几十年过去，雀舌黄杨长得慢，但四季常青。

1998年，赵志怀去世，把守墓的重任交给了儿子赵福乾。

彼时的石壕，红色史料零散，许多亲历者已是耄耋老人，口述的记忆随一次次的告别而湮灭。赵福乾背起干粮、揣上笔记本，独自翻山越岭、走村串户，周边十几个乡镇被他跑了个遍。为抢救一句方言口述，他一句一句反复求证、逐字记录；为在荒草丛中扒寻红军遗迹，他被荆棘划得满手口子。一年又一年，零零散散记在了约60个笔记本里。

他把其中的200多页口述历史一页页拼起来，十余个濒临失传的红军故事被他“打捞”回来，结集成册，出了3本红色图书。

退休后，他又花了大量时间，把这些材料梳理成8万余字、200多页的《红色石壕讲解资料选编》——从石壕红魂小镇的导游词，到中央红军转战綦江的行军细节，再到军民互助的鱼水深情，翻开史料，90年前的烽火清晰可触。

“这不是一本书。”他捧着还没出版的书稿说，“这是90年来，一代代石壕人接力守护的记忆。印成铅字，才能传得更久。”

2000公里探访：

找到司务长的“来时路”

石壕镇的红军墓里埋着5名烈士，但没人知道他们叫什么，来自哪里。这两个问号，赵福乾揣了半辈子。

转机出现在2023年春节。一名男子来到石壕红军烈士墓前，提出要在墓前放鞭炮，紧接着一句话让管理员愣在原地：“这5位烈士中的司务长，可能是我的外曾祖父。”

这名男子的父亲刘裕秋告诉记者，自己是1994年到重庆出差，看到当时报纸上一则关于石壕镇红军烈士的报道，几个细节能够对上，他怀疑司务长是自己岳父的父亲。于是多年来，他和儿子几次来红军墓祭祀。

获此线索，綦江、桐梓两地迅速组成寻访团，赵福乾作为当地村民口述历史的见证者，也加入其中。当年3月22日，寻访团赶赴1000公里外男子的家乡湖南醴陵。

刘裕秋收藏着1956年醴陵县政府发给岳父家的烈士证书，上面写着“李泽益”。那么如何证明李泽益就是墓中的司务长？

首先是职务。烈士证上记载李泽益的职务是特务长。在早期的红军中确实存在这一职务，主管伙食、后勤，实际上就是司务长。

其次是牺牲时间，李泽益的同乡战友易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长沙市人民法院首任院长，他给李家写信时表示，他最后一次见李泽益是在遵义会议之后，两人曾经一起吃过饭。遵义会议是1935年1月15日~17日，而赵福乾说，綦江县志记载，红军过石壕是1935年1月21日，红军司务长是第二天牺牲，这与易锚的描述相符。

再次是牺牲方式。易锚后来听说，李泽益是掩护战友牺牲的。赵福乾在走访村民老人时得知，盐防兵袭击司务长一行时，司务长为掩护其他两名战士被捕，有一名战士得以逃脱。这也与易锚的描述相符。

赵福乾从村民口中获知的司务长外形特征，也与李泽益比较接近。

綦江区档案馆副馆长陈平表示：“综合研判，基本确定。”醴陵市档案馆副馆长陈灏认为，大革命时期牺牲的烈士，有很多人没能留下身份线索，在李泽益和红军司务长之间能有这么高的吻合度已是少见。

临走时，刘裕秋握住赵福乾的手，久久没有松开——岳父找了父亲几十年，而眼前这位重庆老人，替他守护祖父的墓几十年。

上千场宣讲：

一个人的声音，一群人的回响

“1935年1月21日中午，红一军团一部途经箭头垭时……”面对30人的退役军人志愿者团队，赵福乾的讲解声在山间回荡。讲到司务长被吊在桑树上、拒绝村民送饭那一节，有的人悄悄抹起了眼泪。

这样的场面，赵福乾经历了上千场。从1989年工作之后，他进社区、进学校、进工厂，累计讲解超过千场，听他讲过红军故事的人超过5万。2018年，他获评国家级红色宣讲员；2021年，他登上“重庆好人”榜；2026年8月31日，他的名字写进了“中国好人榜”。

这位能把故事讲得让人落泪的讲解员，曾经连普通话都说不利索。为了提升感染力，他每晚守在电视机前，跟着《新闻联播》的主播一句一句念播报词；每天天不亮，就爬上文化站宿舍楼的楼顶苦练发音。“讲解不是背稿子。”他说，“是把自己放进历史里，用真心传递真心。”

“把红色故事的种子播进孩子们心田，终有一天会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近几年，赵福乾受邀担任当地中小学校外辅导员，针对不同学段学生特点，精心设计教学方案：面向低年级学生，将红色故事融入趣味游戏和知识问答；面向高年级学生，则深入剖析历史背景，引导思考“红军为何能克敌制胜”“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等深刻命题。他还亲手制作军事沙盘，复原红军在石壕的行军路线，让孩子们在“重走长征路”的模拟体验中感悟历史。

但赵福乾心里清楚，一个人的声音总有停下的一天。2023年，“赵福乾工作室”挂牌成立，他把几十年的史料整理成红色数据库，把标准化研学课程一份份编出来。他牵头组建了“石壕红魂讲解团”，广泛动员青年干部、学校教师、返乡大学生加入。30岁的熊斯斯就是这样被“领进门”的——如今她已是“红魂志愿讲解队”的骨干。“师父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声音有限，一群人的传承才能让红色故事永不褪色。”

如今，石壕已经有一支老中青结合、20多名骨干、辐射50余人的“不走的讲解队”，还带出了300多名系着红领巾的“红色小讲解员”。每逢清明和纪念日，渝黔两地祭扫人群常常在茅坝坪“偶遇”——綦江的赵福乾、熊斯斯，与贵州桐梓尧龙山镇步行前来祭扫的小学生们，三代人在细雨中讲同一个故事。

上游财经-重庆晨报记者 廖平 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