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圈不等于正规商城，商品信息鱼龙混杂，易引发欺诈风险。朋友圈私密性强、传播便捷，部分卖家借机实施虚构商品信息、以次充好、虚假宣传等积极欺诈，部分卖家则违反真实、全面告知义务，实施消极欺诈

《法治周末》记者 高原

动动手指刷朋友圈，看中一款心仪已久的二手名表；在小红书刷到“意大利代购”的奢侈品包包，私信加微信后转账下单……这样的消费场景，在今天已经再寻常不过。

然而，当商品到手后货不对板，甚至是假冒伪劣时，消费者往往发现：朋友圈里那个热情洋溢的卖家，突然失联了；小红书上的“良心代购”，早已注销账号。没有平台担保，没有经营资质，甚至不知道卖家的真实姓名。

维权之路，远比下单时点的那一下“确认转账”要艰难得多。

近年来，从直播平台引流到微信成交，从社交平台“种草”到私域转账，社交渠道购物纠纷呈高发态势。

当交易从公开平台转入私密社交圈，消费者面临怎样的风险？法律又该如何为消费者“撑腰”？

二手名表换了“心脏”

近年来，二手名表、箱包、珠宝等高价值商品交易日益活跃，不少经营者通过微信朋友圈等社交渠道发布商品信息、开展交易。与普通商品相比，二手商品的来源、使用、维修、部件更换等历史信息往往直接影响商品价值，而消费者仅凭外观又难以全面判断。

如果经营者明知重要部件曾经更换、却在交易时只字不提，是否构成欺诈？消费者能否据此主张“退一赔三”？北京一中院审结的一起二手名表买卖纠纷，给出了明确答案。

林某从事二手表回收与销售多年，微信朋友圈就是他的“线上柜台”。2023年10月，小金看中林某发布的一款某知名品牌绿色表盘的二手手表。林某介绍，这是2018年的“绿底”款，九成新，售价约为全新手表的七五折。次日，小金现场看货后支付了全部价款。

原以为买到了心仪的“绿盘”手表，一年多后，小金偶然查询却发现：这块手表最初出售时配置的是白色表盘，绿色表盘系后来更换。他随即联系林某要求解决，协商未果。经鉴定，涉案手表的机芯与相应品牌款式相符，工艺也符合品牌特征，表是正品，但表盘不是“原装”。

随后，小金发现一条关键线索：林某团队的微信工作群聊天记录和收售手表记账单显示，就在他购表前一个月，林某曾收购过一块明确标注为“换盘”的绿色表盘手表，其品牌、年份等信息均与涉案手表一致。林某也承认，同品牌、同年份的白色表盘款比绿色表盘款价格低很多。

因此，小金诉至法院请求撤销买卖合同、退货退款，并要求价款三倍赔偿。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根据林某团队工作微信群聊天记录、收售手表记账单等在案证据，可以认定林某出售给小金的手表即为其此前收购的“换盘”手表。

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经营者负有告知义务但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时，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

本案中，林某明知案涉手表存在“换盘”情况，却按照原装绿色表盘款的二手市场价格进行销售，未向小金如实告知相关情况，使小金基于对商品真实情况的错误认识作出购买决定，构成欺诈。

北京一中院终审判决林某退货退款，并赔偿三倍价款。

北京一中院民四庭副庭长黄慧婧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欺诈既可能表现为经营者主动虚构信息，也可能表现为对依法应当告知的重要事实故意隐瞒。表盘是手表的核心部件，更换后会对手表市场价值产生实质影响。消费者仅凭外观难以发现表盘曾经更换，而林某作为长期从事二手表交易的经营者，在明知换盘的情况下，负有告知义务却隐瞒未说，构成“消极欺诈”。

“社交渠道卖家不能以‘消费者没问’为由，隐瞒已经掌握的重要商品信息。”黄慧婧提醒，对于直接影响二手商品价值的历史信息，经营者应当主动、明确告知，否则可能承担“退一赔三”的法律后果。

“种草”意大利代购之后

在社交平台上刷到心仪的商品，私信联系卖家，加微信转账付款。这条看似流畅的“种草—拔草”路径，正在成为消费纠纷 【下载黑猫投诉客户端】的高发地带。来自北京的小颜和琦琦，之前互不相识，却掉进了同一个精心设计的代购陷阱。

2023年10月，小颜在小红书刷到一个可以代购意大利商品的账号，小颜私信对方咨询一款心仪已久的某品牌手袋，对方很快回复，并发来一个微信名片：“小红书不常看，加微信聊更方便。”

加上微信后，小颜发现对方的朋友圈里也有很多代购的信息，并且对方表示自己就在意大利，代买的包一个月可以到货，“对方态度特别好，我就打消了疑虑，准备给对方转账。”小颜对记者说。

这时候，“代购”发给小颜一个小程序，告诉她在这个小程序上付款，后续还能查到物流信息，于是，小颜在小程序上付款57000元。

一个月后，小颜并没有如期收到包，她给“代购”发信息，对方表示自己已经离职，她给小程序上的客服发信息，两个月后，对方终于给了她一个物流单号，但还是没有收到包。

直到她到公安局报警，后又至法院起诉，对方终于给她寄了一个和她预订款颜色不同的包，她将包送到中检深圳奢侈品鉴定中心，鉴定结果为“不符合品牌方已售商品外观细节特征”。

琦琦与小颜的遭遇几乎一样。

2025年2月，她在小红书上被另一个代购账号吸引，同样的意大利定位，同样的“加微信看朋友圈”，甚至连发来的收款账户都指向同一个可疑的私人账户。两周后，琦琦收到了一只看起来很“真”的包，但她一直觉得味道太大了，她按照网上鉴别假包的流程自己检查了一遍，也没有发现大问题。

同年6月，琦琦又看中了一款包，但是国内的专柜已经买不到了，她又去问了之前的代购能否买到，对方告诉她可以，她觉得价格可以接受就付款了，但是这次琦琦没有收到包，而且在社交平台上，琦琦发现已经有人发帖称自己被骗了。

“帖子越来越多，我们后来建了一个群，都快有100人上当了。”琦琦对记者说。

琦琦向当地警方报案，警方立案后侦查进展缓慢，小颜和琦琦至今未追回损失。

除了买包，琦琦还被小红书的摄影广告给带进过“坑”里。

小红书上的广告“200元拍全套，包括三套妆造、两组场景、精修底片全送”，配图是几组氛围感十足的写真。琦琦私信了发布广告的账号，对方秒回，并直接发来一个微信名片：“小红书不常看，加微信方便约时间。”

加上微信后，对方热情地确认了拍摄意向，很快就约好了具体日期和地点，全程没有提过任何额外收费的可能。

到了拍摄当天，接待人员告诉琦琦：“200元那个套餐是公司搞的引流活动，我们的照片300元一张。”

这让琦琦很气愤，感觉自己被骗到了拍摄场地。“听说有人拍照片就花了2万元，和之前宣传的200元拍全套大相径庭。”琦琦说。

黄慧婧分析，社交圈不等于正规商城，商品信息鱼龙混杂，引发欺诈风险。朋友圈私密性强、传播便捷，部分卖家借机实施虚构商品信息、以次充好、虚假宣传等积极欺诈，部分卖家则违反真实、全面告知义务，实施消极欺诈。

连告谁都不知道

与北京一中院审理的二手表案中消费者小金能够拿出微信聊天记录和记账单作为“铁证”相比，更多通过社交渠道购物的消费者面临的现实是：连告谁都不知道。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文华则将私域直播电商的特征概括为“四无”：无直播回放、无交易订单可查询、无历史商品详情、无商品评价机制。这些特征给治理带来了主体身份难确定、商品或服务难溯源的根本性难题。

来自消费者端的数据同样触目惊心。

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信息显示，2025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投诉热点问题中，私域引流营销乱象频出，虚假宣传、售后缺失问题突出。

在地方，广州市消委会发布的报告显示，私域直播因其隐蔽性强，正成为监管难点和老年消费的维权新难点；福建省消委会2026年上半年投诉分析报告则指出，私域直播销售模式准入门槛较低，主播话术不规范、引流交易缺乏监管、售后履约保障不足等问题突出。福建省消委会提醒，消费者应坚持平台内交易，拒绝私下转账，全程保存聊天记录和支付凭证。

黄慧婧分析，维权难度还取决于能否证明对方的“经营者”身份。若能够证明对方为经营者，可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主张“退一赔三”；若无法证明，仅为个人之间转手交易，则只能依民法典买卖合同追责，不适用惩罚性赔偿。

不过，监管层面的补漏已经开始。

2026年2月1日起施行的《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首次将私域直播纳入监管范围，要求“其他网络服务提供者”根据具体服务内容依法履行相应的平台经营者义务。

新规还要求平台保存直播回放和交易记录，保存时间自交易完成之日起不少于三年，为破解私域直播“取证难”提供了制度抓手。

责编：戴蕾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