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京报调查报道，短视频平台恶意投诉成为黑产，名为“打号”的团队通过捏造事实或用AI伪造举报材料，恶意投诉致他人视频下架甚至封禁账号，以此要求博主支付“保护费”，或收钱替品牌方“平事”。这类黑产明码标价25块钱=500次举报，1200元包下架，甚至还有“打号者”炫耀称“1个月挣了5万多元”。

不少网友深恶痛绝，要求严惩这类肆无忌惮的“打号人”，也有人说这是网络时代的黑社会收“保护费”，但究其根本原因，“打号者”猖狂的背后是平台的不作为。

平台的不作为之一，是把审核责任外包给AI，把决定权轻易地放到一个算法手中。据反网络犯罪领域的安全技术专家说，现在主流的AI审核机制，为平台提供了“现阶段成本较低、效率较高的解决方案”。但AI只能对文本、图片做非黑即白的标签式判断，无法识别举报材料是否为AI生成、无法核验投诉人与被举报内容是否存在真实利害关系，更无法读懂内容背后完整语境。更糟糕的是，平台为节约成本，将大部分投诉的审核决定权交给了AI，而AI初审往往“宁枉勿纵”，倾向于先下架再复核。那么，如若被投诉者找不到申诉途径或困于高成本的申诉费用，下架视频岂不是没有后续了？受害者只能自认理亏，把牙齿咬碎了往肚里咽？

平台不作为之二，是举报易，申诉难，还把“下架”和“恢复”的权力放到举报者手中，而平台“美美隐身”。在新京报的调查中，“山河调查局”账号创作者达达尼昂的视频被反复举报下架后，去平台申诉时被要求提供“投诉人李某某的授权”。可投诉人是谁？在哪？达达尼昂怎会知道，平台就这样堵死了申诉者的路，只能等投诉人撤诉。一边是黑产几分钟就能发起一轮攻击，一边是创作者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申诉，在这样投诉与申诉的成本严重不对等的情况下，平台还退居幕后，将“恢复”视频的权力交给“打号者”，把矛盾甩给普通用户，这完全是给网络敲诈勒索提供生存土壤。

平台不作为之三，是无视平台恶意举报账号，任由其为非作歹。25块钱500次，恶意举报的成本低，违规成本更低。平台对于恶意举报账号的惩戒力度弱，处罚力度轻，大量账号反复发起虚假投诉、提交AI伪造证据，在被识别为恶意举报之后，往往只是投诉不成立，账号本身很少受到严厉处罚。黑产可以不断注册新账号继续接单，旧账号失效就换马甲重来，源源不断，生生不息。

平台的治理缺位，带来多重连锁危害，不断侵蚀网络公共空间。

首先，恶意举报正在制造“沉默的螺旋”，挤压理性专业声音的生存空间。当输出客观观点、曝光行业乱象就要面临账号被封的风险，越来越多创作者选择自我审查、闭口不言。更有甚者，正常运营无涉他者利益的博主也要被敲诈“求放过”，那网络空间就只剩下趋利避害的敷衍内容、不痛不痒的流量话术，高质量原创内容持续流失，网络内容生态只会逐步劣化。

其次，批量伪造材料恶意投诉，已经属于典型的网络软暴力。河北三和时代律师事务所王红梅律师指出，利用平台漏洞，伪造证据恶意举报，造成视频下架、账号封禁，已经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行为人可被处以罚款、拘留；情节严重，以举报为手段实施诬告陷害、敲诈勒索的，还将触碰刑事犯罪红线。现实案例中，短视频绘画博主“WORLD”和好友“糖籽酱”已被威胁“1000块钱保号”，平台漏洞间接成为不法分子实施敲诈的工具。

再者，平台对恶意投诉的放任，也与现行监管规则精神相悖。2026年4月15日起正式实施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明确规定，不得滥用投诉举报权利，不得借举报牟取不正当利益；对于提交虚假材料、冒用他人名义的举报应当不予受理。这套规则精神同样适用于网络平台举报体系，平台不能只机械接受投诉，而放弃对举报真实性、合法性的基础核验。

遏制“打号”黑产泛滥，不能只靠创作者被动自保。

平台需优化举报审核机制，构建人机协同的多重核查模式，提升恶意举报识别能力，把审核重心从“看举报次数”转向“看举报事实真伪”；建立被举报者权利保护机制，降低申诉门槛，为事实撑腰。具体而言，减少不必要的申诉流程，对于查证属实属恶意举报的，不仅要恢复作品、解除账号限制，还应当为被侵害创作者澄清事实，适当提供流量扶持，消除错误处置带来的负面影响；最后平台还应抬高恶意举报的违法成本，完善举报信用评估与黑名单制度。建立举报人信用档案，对高频重复投诉、反复撤诉、多次提交虚假材料的账号进行标记、限流乃至永久封禁。

总之，平台不该将权力外放，让恶意举报沦为明码标价的黑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