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安晚报）

转自：新安晚报

　　包拯（999-1062）是合肥人，以一身正气、威风凛凛、劲直敢谏而名垂青史。他在生前名气就已很大，而在死后，名气似乎更大了，关于他的传说也越来越离谱，甚至被直接传成“黑脸”形象。一身正气的包公，为何会变了脸？本期安徽人文讲坛，讲席嘉宾为大家解读真实的包公。

　□讲席嘉宾

　　马丽春中国作协会员，高级编辑。原新安晚报文艺副刊部主任、文体中心总监，现任安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安徽省散文随笔学会副会长，安徽省档案文化研究会副主任，新华学院客座教授。曾参与《安徽文化读本》《安徽文化故事汇》及合肥系列读本写作，著有《大宋名臣包拯》《包拯和他的时代》《与欲望无关》《画画这事儿》《萧龙士年谱长编》《陈亮师友录》等书。在《清明》《安徽文学》《作家天地》《江淮文史》《艺术界》等刊物发表小说、随笔、文史文章数十万字。

 勤政为民盛名传世

　　包公究其履历，他在29岁中进士甲科后十年不出，居家读书，侍候老父母，在当时便以孝名闻天下；约在39岁时，他才出来做官，从小县令起步，官至开封知府、御史中丞、三司使，最后死在枢密副使的位置上。他虽然出道很晚，但他履历十分丰富，且在每一任内都留下闪光的政绩，这样的官员，在他那个时代，亦极其少见。

　　在生前，包公就已非常著名，尤其是在开封知府的任上，他是北宋一百八十多位开封府尹中，最为知名的一位。在他任内，文件数量最为精简，老百姓打官司可以直接上堂来和他面对面；而他处理政务，不畏权贵，敢于执法；约束部下，纪律严明，严禁关说。他本人，差不多是零社交。

　　包公在御史官、谏官、御史中丞的位置上，曾弹劾过很多人，他在弹劾时的风采，当时便广泛出现在宋人笔记中。而他杰出的审案才华，则很快进入文学家和戏剧家的笔下，出现在各类艺术作品中。

　　为纪念包公，包公祠后来亦在海内外广泛出现。在晚清末年，就连偏远的广东小县四会，都建有包公祠。每年元旦，县令会率领文武官员，到包公祠行礼。包公祠在海内外的大量出现，故乡人当然为之骄傲，但也深刻地反映了包公在民间的崇高声望和巨大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包公已成为公正、廉洁乃至神明的象征。

　　包公是位清官，但他同时也是解决问题的高手。包公做事雷厉风行，讲究效率，重视调查，是个行动派，而不是理论家，所以他能在开封刮起一阵风，很多问题在他手里很快就能解决。他敢于破除门槛，不用门房，在那个年代，又是首都一把手，能这样做，也说明他高度自信。他的这种做派，深得人心。

　　书香世家文脉绵延

　　在许许多多的话本小说里，包公是穷孩子出身，从小就要放牛。而他父亲是个胆小怕事、虐待孩子、十分小气的“包十万”“包百万”。真是这样吗？当然不是。他出生于庐州府一个著名文化家族。

　　他父亲包令仪，是983年癸未科的进士。包令仪中进士后，早期官职不详，只知他在公元1012年，包拯14岁时，赴任福建惠安县令。“他去惠安时，包拯去了没有呢，之前所有的包公书都没写到这点，但我敢说，他是跟着去的。因为当时的官员都是三年一任，一般而言，他们的孩子都跟着走。”马丽春说，这方面的例子数不胜数，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等人，全都是这样。所以包拯从小也是跟着父亲满世界跑的小孩，他自己说是“宦游”，所以眼光自然也非同一般。他父亲后来去了南京（今商丘）做朝散大夫、虞部员外郎，包拯自然也跟着去，在南京，他认识了后来三相北宋的文彦博，他们的父亲是同事，他们俩成了同学，尔后又同年考上进士，在包公死后，老宰相文彦博又把小女儿嫁给包公小儿子包绶。至于两人同朝为官，那友谊更非同寻常。

　　包拯很爱读书，老朋友吴奎说他无书不读。所以真实的包拯，是一肚子学问的学者型官员。他在很多领域都做得极其出色，所以宋仁宗对他也高度看好，不断给他加担子，他的官职升得也非常快，很快赶上了他那些最优秀的进士同年，成为仁宗朝的一代名臣。

　　包拯祖父包士通虽终生布衣，却做过私塾先生，故培养出了进士儿子。包公的五世祖光公满腹经纶，一辈子都在老家柴山脚下孜孜以求读书不倦。他爷爷的堂兄弟栋忠，自号棲梧先生，著有文集三十二卷行世。他的儿子，是当时庐州城最著名的教师爷，门下弟子遍庐州。

 家风清正品性刚直

　　这个家族有个特点，脾气倔，且个性刚强。比如包公的二十八世祖刚公，五代时官至副校尉，因刚正不阿，触犯时忌，他只当两年官便辞官不做回家种田了。二十九世祖宠公，官居侍中，后以世乱隐居柴山。宠公的儿子，那位博学的光公，也是一辈子安居乡下，乱世中，不愿意出来做官。这几位都是正直倔强的祖宗。包公的爷爷和他的兄弟，也都是喜欢在乡下读书的人。后来包公考中进士，但为着侍候老父母起见，“十年不出”，这样的作为，也是极罕见的。

　　在老朋友吴奎为他写的墓志中，说他“幼则挺然若成人，不为戏狎”。可见，读书多，家教好，让他从小就知道成人的世界里，他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朱熹在跟弟子说到交际之道时，提到他父亲朱松曾有一本杂录册子，那里面，便记载了包公的一个故事。说李仲和的祖父和包拯是同学，他们当时在一个僧舍里读书，每次出入都要经过一富人家的门口，但两人从未进去拜访过。

　　一天，见他们走近，富人便等在门口，邀他们进去坐一坐，两人都谢绝了。过两天，再一次走到他家门口时，富人又出来邀请他们进去坐坐，而且态度十分热情，李同学便不忍再拒绝，包拯就把他拉到一边，悄悄跟他说：“他是富人啊，我们长大后也许会在郡里做事，现在就随便和他交往，岂不是给以后带来麻烦吗？”包拯这么一说，李同学也只好不去了。后来，他们果然相继回到老家，做了政府官员。朱熹因此很感慨，“前辈们对自己要求这么高、这么严格，真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铁面无私恪守正道

　　包公回到庐州做太守，是在他55岁时。他知庐州府时铁面无情，连堂舅舅犯事他照样在大堂里开打。这种做官风格，从他小时候当学生时的做派中，便能找到蛛丝马迹。包公的少年老成和他为官时的做派，是完全吻合的。

　　司马光曾做过包公的属官。他说包公做开封府尹时是严禁关说的。任何人想收买他，或从他这里打通关节，绝无可能。所以他办事让吏民畏服，远近称赞。

　　包公在开封知府的任上，曾上过一道疏：“请开封府司录左右军巡官属不得请谒并追赃事”。他在这道疏里说，开封府司录左右军巡院，因为管刑禁之事，工作非常繁重，每天找他们关说的人又特别多，让他们无心于工作，天天忙于应酬，希望朝廷能出台相关制度，严格制止吃请行为。比如死刑重犯，非公事，不得接受请谒，以避免冤案发生；凡涉经济案件追查赃物，必须有健全的登记制度，免得被人上下其手。举凡公安、司法、检察人员，不得接受吃请，接受关说；而追查赃物，则每个环节都要有记录，流程要有，还要健全。

　　“包公的这个观点现在看来，仍非常有意义。所以真实的包公，远比我们所了解的还伟大、还了不起。”马丽春说。新安晚报安徽网大皖新闻记者陶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