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客户端讯（西安外事学院 王翌君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军利）“看，那边有一只猛禽，像是大鵟。”

王浩锦突然压低声音。同车的人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一只大鸟正从草甸上掠过。越野车还在往前开，他已经举起相机，熟练地调整参数，按下快门。一连串动作快得像条件反射。从西宁到玉树，路程漫长。王浩锦一直靠在车窗边。但只要窗外有鸟飞过，他整个人就会弹起来。

王浩锦是北京林业大学国家公园建设与管理专业准大三的学生。这个专业2023年才设立，他也是全国第二批学生。这次参加“青年溯三江”百所高校大学生走进三江源活动，前往澜沧江源园区探访，从西宁经玉树到杂多，对他来说，这趟行程不只是采风，更是一次专业现场课——三江源国家公园是中国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他想将课堂上学的一切，在这里找到现实的答案。

一路上，他当起了义务讲解员。窗外飞过一只鸟，他能随口说出名字和习性；路过一片草场，他能讲几句高原植物的特点。有一次，车窗外掠过一只灰白色的大鸟，脖子细长，腿也细长。“黑颈鹤！”他几乎是喊出来的。等车开过去好远，他还在回头看。“黑颈鹤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繁殖地主要在青藏高原，全球种群也就一万多只。”他解释说，“这种鸟对湿地环境特别敏感，能在这里繁殖，说明这片湿地状态不错。”

他认得的鸟远不止这些。雀形目、隼形目、鹤形目，随口就能分清楚；哪种是留鸟、哪种是候鸟，哪种在繁殖期羽毛会变色，他都能讲出个所以然。同车的人问他怎么记住这么多，他想了想：“可能是从小看到大的吧。”

王浩锦对野生动物的热爱，源于家庭的熏陶。他的父亲是一名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者，他小学时期父亲就带他去湿地观鸟。他第一次知道，天上飞的鸟不只是“麻雀”和“鸽子”，每一种都有自己的名字、自己在生态系统里的位置。父亲给他买的鸟类图鉴，他翻得页角都卷了。到了高中，他已经能独立完成鸟类调查记录，帮父亲整理监测数据。

填志愿时，他看到“国家公园建设与管理”这个专业，心里一动。家人没有反对，反而很支持。“国家正在大力推进国家公园建设，需要懂行的人。”他说。上了大学他才发现，这个专业比想象中大得多——动物学、植物学、生态学、自然地理学，甚至还有设计学。他形容自己像在学一本“怎么建设和管理一片自然土地”的教案：课堂上的教案是课本，到了野外，车窗外飞过的每一只鸟、地上长的每一种草，都是活的教案。

他曾跟着老师去一些保护地调研，了解管理中的具体问题。保护一片土地，远不是画个圈那么简单。在调研中，他接触过人兽冲突的案例：有的地方雪豹下山咬死了牧民的羊，牧民心疼却不能伤害雪豹；有的地方野猪拱了庄稼，农户守也守不住。“课本上讲人兽冲突补偿机制，听起来很顺，”他说，“但到了现场才知道，补多少、怎么补、谁来补，每一个环节都有具体的难处。”

他也注意到，不同的人对同一件事的理解完全不同。管理人员讲的是“生态管护员考核”“特许经营分配”，牧民讲的是“今年的草好不好”“家里的牛羊够不够吃”，巡护员讲的是“哪条沟里有雪豹”。而他从鸟类监测的角度看到的是另一层：猛禽数量稳定，说明食物链顶端的物种还有足够的猎物和空间；如果某片区域的鸟种类突然减少，往往意味着栖息地正在被挤压。“人和兽的冲突，本质上是在争空间，”他说，“鸟的数量和种类，就是这种空间变化最灵敏的晴雨表。”

这次到三江源，他发现这里的建设和以前去过的保护地都不一样。“这片土地地域辽阔，人烟稀少，车开几个小时都见不到一个人。”他说，“身处三江源，会真切感受到，人类并不是这片原野的主角。”这意味着三江源的建设不能照搬普通保护区的模式——这里没有密集的游客设施，没有成熟的解说系统，甚至连路都不多。它的建设核心，是如何在几乎不打扰自然的前提下，把这片土地守护好、管理好。

最触动他的，是车窗外的瞬间：黑颈鹤从河边飞起，藏原羚在远处奔跑。晚上休息时，他会翻看照片，对照鸟类图鉴，确认白天看到的物种。他在课堂上学过“生物监测”，知道鸟类是最常用的监测指标之一——对环境变化敏感，调查方法成熟，数据容易对比。三江源国家公园面积近20万平方公里，靠人力全覆盖巡护不现实，鸟类监测数据恰恰能为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国家公园的建设不是靠热情，”他说，“得靠数据、靠研究、靠一代一代人持续地做下去。”

“总得有人去做那些看似琐碎但有价值的事。”他说，“比如把监测数据整理清楚，再比如让更多人知道这里在发生什么。”

天快黑了。车还在往前开，窗外的草甸已经变成了深色的剪影。

王浩锦低头翻看相机里的照片，一张一张滑过去。滑到一张时停住了：那是一只鸟，站在远处的土堆上，逆光勾出一圈模糊的轮廓。他看了很久，把这张照片做了标记，然后低头，继续翻下一张。

车窗外，三江源的夜正在降临，而这片土地的建设与管理，一直在路上。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