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安晚报）

转自：新安晚报

　　在当代文学批评的语境中，“自我”早已成为一个被过度使用的词汇，却鲜有人真正触摸到它的内核。记得，五年前著名诗人梁小斌先生为我的诗集撰写序时，反复提到“自我”的价值和诗学性，他认为：自我不应该是一个“主张”，而应该是一个“命题”，是诗歌乃至文学创作的自由度和多样性的现实命题。

　　诗人黄晔的《我依然自我》这部作品，以十六行诗为载体，并通过桃花山人、谢雨亭、江郎、郑怡等一批诗歌评论家的互动，完成了一次对“自我”价值观的深度考古。诗人以“我手写我口，我口说我心”为创作理念，在提炼的文字世界里，构建了一座通向本真而自我的桥梁。

　　“十六行诗”的形制本身就是一个精妙的隐喻。这种起源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体，经由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演变而来，在形式上，既保留了古典诗的严谨，又具备现代诗的弹性。诗人选择这一形式，暗示着“自我”的建构既需要传统的根基，又必须容纳现代的流变。诗人在自序中感言：“诗歌于我，是灵魂的出口”和“始终渴望在内心保留一片净土，那里有我最真实的情感，最纯粹的梦想”。这与19世纪美国超验主义运动核心人物爱默生在《自立》中的论述遥相呼应：“一个人应当学会发现并坚守那穿越他生命的内在规律，尽管这与整个外在世界相矛盾。”

　　在解构“我手写我口”这一创作理念时，我们不得不回溯到晚清诗人黄遵宪的同名主张。他说：“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后来著名的教育家叶圣陶先生也认为“我手写我口，我手写我心”，就是要坚持内心的真实表达，不要装腔作势，不要去模仿和臆断，要有独立思考的“自我”创新精神，从而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和人格魅力。《我依然自我》似乎更深层次地赋予了这一理念新的维度——不仅是语言形式的解放，更是存在方式的宣言。

　　他在《我在春天等待一次鸟鸣》中写道：“记得一枝梅/院子里的冰清玉洁/独自芬芳着无畏的姿态/那是寒冬中坚守的爱//而今我仍在期待/那清中坚守的爱//而今我仍在期待/那清脆的鸟鸣划破阴霾/带来蓬勃的色彩/让希望在心底蔓延成海”，将写作行为提升到了生命本真呈现的高度。这让人联想到20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对“诗意的栖居”的论述：“真正的自我实现，在于将存在转化为语言，又在语言中抵达存在的本质”。

　　这本集子里的大部分作品，对“自我”核心价值的探索并未止步于个人层面。如自序中说：“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我们面临着无数的诱惑与挑战，很容易随波逐流，失去自我。而我，选择在诗歌的世界里坚守内心的宁静与真实。无论外界如何喧嚣，我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自己的思考，用独特的视角去观察世界，用细腻的笔触去表达自我”，表面看是个人主义的彰显，实则蕴含了更为深刻的社会批判。诗人通过坚守“自我”的不可让渡性，实际上是在对抗整个时代的同质化潮流。

　　20世纪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奠基人让·保罗·萨特在其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中论述的“自为存在”在此得到了诗意的诠释——自我不是给定义的，而是通过不断地选择和确认成为现实的。他还认为文学应该保持独立性，提出“存在先于本质”和“自由选择”等核心观点，认为人通过自由选择创造自身本质。关于这一点，我在黄晔先生的《我依然自我》中读到了“是我”与“自我”这两个词汇之间不同命题的内涵。他在《没有了思考便是走肉行尸》中用“和自己和解/乖乖地和自己做个好朋友/听一句规劝/没有了思考便是走肉行尸”的辩证表述，打破了将自我视为静态实体的传统认知，转而拥抱一种流动中的同一性。这种观念与美国社会学家、哲学家米德的“符号互动论”不谋而合：“自我”是在社会互动中不断重构的过程。诗人通过语言的炼金术，将这一哲学洞见转化为审美体验。

　　这部作品的独特价值还在于，它既没有陷入后现代主义对主体的彻底解构，也没有退回到浪漫主义对自我的盲目崇拜。他在“风和日丽，花香四季与电闪雷鸣，狂风骤雨”的辩证“游戏”中，似乎找到了一条中间道路，巧妙地平衡了自我的变与不变。这种平衡让人想起端士心理学家荣格对“自性”的论述：真正的自我实现不是固执于某个片面，而是整合意识与无意识、变与不变的完整过程。

　　或许，这就是《我依然自我》留给我们的最大启示：真正的“自我”不是被发现的，而是在不断确认中被创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