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对前来参加此次会议的学者表示真挚的感谢和欢迎。我因为身体原因，不能直接到场，所以只能通过视频做个发言，对此深表歉意。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经学和中国文明”，我们都知道，前年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古典学论坛”，该会议与这次会议有一定的相关性。同时，作为发起单位之一，马一浮书院的“古典学与经学”年度会议也与之相符合，所以这次会议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

从文明的内涵来说，可以从不同方面加以理解。宽泛地看，文明是以人性为其内核的，而人性可以看作是人之为人的根本特征。孟子在解说“性”的时候，就认为“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孟子・离娄上》）。中国哲学中，“故”的基本含义就是作为事物的根据，“性”在引申层面具有相近的意义。它固然也同时涉及更多方面，并关乎人的发展方向：人究竟以什么为理想的存在形态，这是需要从人性层面再加以考察的。

人性首先使人区别于动物，但其内涵可以从潜能和应然两个方面加以考察。从实然方面来说，一开始哲学的人性主要表现为一种可能存在，其中包含的人的意识（知情意）潜能与价值取向（善恶之端）都不同于现实存在，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方向。与潜能相对的是应然视域当中的人性。人性的可能形态，既是作为应然的人的理想形态，也是作为他者的社会应当承认的存在形态。应然世界的人性首先以确认人是目的并相应地具有内在价值为内容。从孔子开始，儒家就提出仁道的观念，仁道的核心，就是肯定人是目的，并具有内在价值。近代以来，康德更明确地把人是目的看作是基本价值原则。作为具有内在价值的目的性存在，人包含着人之为人的尊严。

这次会议涉及中国经学与文明的关系，中国经学与西方古典学（classic和classical studies）相关。古典学主要是西方哲学的表述，它首先涉及文献维度，其研究范围涉及语言学、文本研究、历史学、考古学等等。狭义上的古典学，主要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以《荷马史诗》这样的一些经典为研究对象。与之相关，在文献方面，它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具有实质性的文献梳理、考据。古典学或经学、经典学在内容上有相近之处。事实上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也包括经典学之内涵。以其关于德性的理解而言，在亚里斯多德那里，德性的含义比较广，它既是指事物都具有的同类型含义，也是指事物之为事物的一种内涵，具有本体论意义。从中国哲学来看，从《尚书》到《左传》，这都包含着同一象征意义。所以可以说无论是古希腊的古典学，还是中国的经学，都具有本体论的含义，它从两个方面体现中国和西方之间的相通性。

当然，作为这次会议的主题，古典学并不是西方的classic的简单重复，相当意义上已经具有了新的形态。今天研究的古典学，可以看作是西方古典学与中国经学进行融合，而这种融合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按照内涵，无论是西方古典学还是经学都面临着现代问题。西方所谓的广义古典学就指出了这一点，它不满足于仅仅关注实证研究，而是要求从思想层面去理解古代经典。现代经学也同样涉及这个方面。事实上，五四前后，胡适等人在这方面做了系统整理，我们要是把它看作珍贵传统来加以继承。

经学既包含普遍的意义，也具有历史的限度。从普遍的方面来看，经学包含着关乎规范系统，关乎人应该怎样立身处世、如何在社会中从事生产等活动、怎样建立和谐社会等等，其中内含现代依然需要关注的内容。在人道方面，传统经学阐释了儒家的仁学思想，仁道观念就以肯定人之为人的内在价值为核心。这样的观念和价值规范，在今天仍具有引导意义。当然。我们应该看到传统经学有它的历史限度，在社会层面，它所肯定的尊卑、等级关系，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规范，已经不适应社会运行，需加以扬弃。

广而言之，古典学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指文本，在古典学、经学研究之中可能需要进行训诂、校勘等具有实质性的方法。第二，要从意义方面切入理解包含意识形态的内容。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古典学与哲学具有相通性。

中国经学，不管是五经还是十三经意识形态观念。经学之中，经典虽然有六艺的分支，但总体上是以意识形态为主，也就是说，它一方面与一般意义上的文献研究相关，另一方面，也与意识形态相联系。确实，如果从意识形态这方面进行考察的话，西方神学系统和中国经学系统也确实呈现出对应的关系。

那么这里涉及的是古典学与经学的历史源流。从经学来说，它的衍化前后相承，这同时体现了其思想之流；而宗法制度的长期存在以及政治上大一统的需要，等等，则构成了经学衍化的历史之源。从汉代的独尊儒术、唐代以《五经正义》统一经学阐释，到近代今文经学的复兴并以公羊“三世说”与进化论的结合为改制提供依据，等等，都表现了经学与历史时代的关联。从更广的视域看，前述经学在价值规范系统方面的历史限定，既与经学的思想之流相关，也有其历史的根源，也就是有现实的源头。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前面已提到，现代意义上的古典学与今天方兴未艾的文明研究也有相关性。事实上，古典学可以从文明相通这一点来加以切入。传统的西方经典学知识后来逐渐走向了文献诠释与神学等义理统合，从而超越了单纯的文献梳理。中国经学不同于埃及学，作为古代文明，古埃及文化已经消失了，埃及学主要便以研究古埃及文明的语言、文字、历史及文化艺术为指向，其研究对象主要是过去的历史。经学则在今天依然还有现实的意义，其内容有别于历史的陈迹，这与埃及学以逝去的文明为对象显然不同。事实上，现代意义确乎构成了经学研究的主要方面，而这种意义又与文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

从现代角度考察古典学，同时也需要情感认同和理性分析相统一的立场。情感认同意味着经学不能仅仅被视为认知的对象，而要看出它深沉的价值内涵；理性分析则不同于简单的回护和卫道，而是从变化的历史背景及理论的得失，考察其意义。而且，在研究过程中，一方面要继承经学中实证性的行之有效的方式，以此考察以往的历史文献；另一方面又应当体现当代的理论视域，包括文史哲各个学科的相互沟通，运用不同领域的理论进行学理的观照，深入揭示其内在的涵义。在价值观念层面上，既要扬弃带有特定历史印记的规范系统，也应汲取其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内涵。总而言之，现代意义上的经学并不仅仅是对历史的承继，它具有立足当代、面向未来的意义。如果说与西方古典学的沟通，给经学研究以比较的视域，那么，经学现代形态则是以古今学说的转化为内容、背景。在经学走向现代的过程当中，这两者各自进路不同。

参加这次会议的学者来自文史哲不同领域，对经学和文明都具有独到的研究。经过几天的交流讨论，我相信会进一步推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与理解。

预祝会议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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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作者在“经学与中国文明学术研讨会”的致辞。

来源：杨国荣（西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