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阿信 秦朔朋友圈

阿信今天要讲一个沉重的话题。

去年年底，一则“46岁独居女子离世，无法用遗产购买墓地”的新闻冲上热搜。去年10月，上海虹口的蒋女士突发脑出血而昏迷，需要开颅手术。但由于她没有配偶、没有子女、父母已故，找不到直系亲属签字，最后只能由远房表弟勉强签了字并垫付医药费。

术后，蒋女士进入ICU治疗，医药费很快堆到21万。好友想起，蒋女士曾购买了医疗险和重疾险，然而，这两笔钱却在这最紧要的时候无法派上用场。

医疗险一般需要出院后拿着发票报销，当好友提出让保险公司垫付时，对方却坚称必须由直系亲属申请。而重疾险的赔付同样卡壳，当时，居委会被指定为蒋女士的临时监护人，却在法律上没有医疗决策权，更无法办理取款业务——重疾险的赔款需要打到银行卡上。

到12月初，医院方面建议蒋女士转院至康复医院。好友反对这一方案，担心过于折腾，但作为临时监护人的居委会则表示“只能遵医嘱”。不幸的是，转院后不久蒋女士就开始发烧，经历两次心脏骤停，于12月14日去世。

蒋女士的遗产，包括房产在内，折合共计数百万。好友和表弟想用这笔遗产为她购买一块墓地，并举办一场告别会。然而根据相关法律，法院指定虹口区民政局担任蒋女士的遗产管理人，并对其财产债权债务进行清偿统计。最后，蒋女士公司出面帮忙举办了告别会，而墓地等款项支出依然要等待法院的判决。

这起引发轩然大波的“孤独死”事件并非孤例。2026年2月，上海徐汇，53岁的邓女士突发脑梗，同样无人签字。徐汇区民政局紧急指定居委会为临时监护人，出具全区首份“临时监护人”公证书。3月19日，邓女士去世，账户里近600万拆迁补偿款，无人继承。

2026年5月，上海市闵行区殡仪馆发布公告，4名逝者遗体逾期无人认领。其中一位是2007年送来的24岁女性，18年无人认领。

这三件事发生在同一座城市，间隔不到一年。它们指向同一个问题：当一个人独居，从住院签字到身后料理，社会制度能为他们兜住多少？

特别是，当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独居者还能拥有多少体面终老的机会？

邻国日本，比我们更早遇到了这个问题，也更早给出了部分答案——

以及，更多的教训。

800亿日元遗产，无人认领

日本人“孤独死”的比例，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夸张。

据NHK2023年的报道，在东京都市圈，每15个去世的人里，就有1人没有亲属或身份无法确认，只能由政府部门出面处理丧葬事宜。同时，日本每年有近800亿日元的遗产因无人继承而直接进入国库。

日本综合研究所（JRI）的泽村香苗，花了近十年时间跟踪研究这一问题。她所在的团队，正是日本厚生劳动省“老年人身份担保等援助服务机构”调查项目的直接承接方——换句话说，日本政府对这个问题的官方调查数据，就是由她的团队采集得到。她在《老后独居》一书中，记录了大量一手案例，并对其背后的制度进行了详尽分析。

下面的三个案例，均来自一位医务社工K女士的口述。

A先生，65岁，建筑行业，确诊前列腺癌伴骨转移，举目无亲。下半身无法活动，不得不辞去工作、搬出公司宿舍，已无家可归。急性期医院的医务社工帮他办理了国民健康保险、介护保险和养老金申领。K女士说：“若经济方面没有着落，任何医院都不会接收他。”他的存折和现金只能由社工存放在病房保险柜里代管，手机话费也是社工去便利店替他垫付。治疗结束就得出院，出了院又没地方去。当医生提议“我们来商量下一步的康复计划吧”时，A先生的回答却是：“下一步的计划就是下辈子的事了。”

B女士，急诊送来时曾强烈要求医生“不要联系亲属”，不久后抢救无效去世，遗物只留下一个装有5万元现金和两张银行卡的钱包以及一部手机。社工打开她的手机，发现里面的电话簿和通话记录空空如也。政府查了户籍登记，找到她的一个侄子，但侄子拒绝参与B女士的后事。最终，B女士的遗体在冷柜里停放了大约三个月才火化。K女士说，经过三个月的冷冻保存，遗体的状况已相当令人痛心。

C先生，靠养老金维持生活，因癌症晚期住进临终关怀病房。他的妻子一年前去世，骨灰一直安放在家中，他唯一的心愿就是跟妻子合葬。K女士帮他请行政书士起草遗嘱，C先生也在加紧准备身后事，包括房屋退租等等。但他还没来得及完成遗嘱公证就去世了。最终，C先生和妻子被葬入地方政府设立的公共集体墓，而不是单独合葬。即便如此，从去世到完成火化，仍花费了约两个月。K女士说：“如果C先生当时能够完成遗嘱公证，或许就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与妻子单独合葬，并将剩余财产赠予照顾过他的人。但当他的身体状况很虚弱时，要用有限的积蓄挑选一位信得过的专业人士并商量身后事，这对他当时的身心状态而言是十分困难的。”

这三个案例覆盖了独居老人从住院到去世的完整链条：活着时没钱没人管、生病后想做的事来不及做、去世后遗体无人认领。而K女士不得不代为处理的这些事务——财务管理、身后安排，原本都不在她的职责范围内。医务社工常代管患者现金，需要患者告知银行卡密码，拿着钥匙进入患者家中取必要物品。这些游走在灰色地带的操作，一旦出了问题，责任往往要由他们承担。

制度的前提，恰恰排除了最需要它的人

K女士的担忧，反映的其实是一项制度性的缺陷。

你或许听说过日本的介护保险制度。这一制度出台于2000年，与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并列日本五大社会保险制度，被很多国家视为养老保障的范本。该制度目前实行由民间服务机构提供护理服务的给付机制，参保者原则上可以根据自己的收入情况，按照自付10%的比例申请介护服务。

然而，泽村香苗在大量调查走访之后，得出了一个关键判断：“介护保险制度是以有家人能够照护老人为前提而设计的。”

介护保险服务涵盖做饭、助浴、助厕等日常起居照料，但不包括财产管理、生活缴费、宠物照料、陪同就医等日常生活的全面管理。失能老人要想过上正常生活，仅仅有人帮忙做饭、沐浴和如厕远远不够，必须有人帮助进行全面的生活管理。而该制度在设计之初就假定，不在介护保险覆盖范围内的需求，应由家庭或社区承担。

问题在于，日本65岁以上的家庭中，近七成是独居或老两口。泽村香苗将这些老年夫妻家庭定义为“老后独居难民预备群体”——看似安全，实则只要一方倒下，另一方立刻变成独居。而一旦成为独居者，“无人签字、无人协助财产管理”的案例就极有可能再度发生。

当家庭功能缺位，民间机构试图填补空白。日本出现了一批提供身份担保服务的民间机构，帮助独居老人签字、处理身后事。但泽村香苗的调查数据显示：八成机构员工少于10人，半数成立不足5年，超过半数甚至未回应官方调查。

更严重的是，2016年，行业头部机构“日本生活协会”被曝挪用老人预付款，涉案金额逾2.7亿日元，最终破产。签约老人既得不到承诺的服务，预付的费用也无法返还。日本消费者委员会调查后指出，该行业既无对应的政府主管部门，实际运营情况也未被全面掌握。

日本政府并非不了解这个问题。2017年起，就有学者开始呼吁政府关注这一问题。然而长期以来，“主管部门是谁”的问题始终制约着相关政策制定。独居老人问题涉及厚生劳动省、总务省、国土交通省、法务省、经济产业省、金融厅、消费者厅等多个省厅，哪个都有关联，哪个都不主动牵头。泽村香苗形容这种现象为“犹如各部门之间相互传递一颗暗藏隐患的定时炸弹”。

直到2023年5月，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才就这一议题正式质询。自民党议员坂井学当场提问，要求明确厚生劳动省为主管部门。时任首相岸田文雄答辩时表态：“要以厚生劳动省为主导。”这是日本政府首次明确由厚生劳动省担负主体责任。

从2017年到2023年，整整六年时间。泽村香苗在书中写道：“直到2023年，才终于确定了由厚生劳动省作为主管部门去调查实际情况。不得不承认，对于无亲属老人问题，日本政府的应对措施已然非常滞后。”

遭遇争议的“死了么”

日本遇到的问题，中国也在面对。

2025年6月，央视网专题《谁能为他们签下“生死同意书”》报道了72岁独居老人张伟光骨折住院、无人签手术同意书的困境。专题中引用的两组数据，令人心头一紧：76.7%的老人担心突发疾病没人签字，74.3%担心身后事没人料理。

一个值得玩味的社会现象是“死了么”App。2025年6月，三个95后花不到1500块钱做了这个App，只有一个功能：连续两天没签到就给紧急联系人发邮件。

或许是受蒋女士事件的影响，2026年1月，这款App出乎意料地登顶苹果付费榜，用户增长数百倍，直到1月15日因命名争议被下架。

5月，它改名为“在么在么”，落地杭州一街道，从猎奇App变成了政府背书的独居老人守护平台——适老化界面、实体安全扣一键呼救、老人-子女-社区-急救五级联动。而根据6月的最新消息，团队计划出让5%股份募资1000万，公司估值已飙升至近2亿元。

一个黑色幽默产品的爆火与转型，本身就在说明：独居安全已经从边缘话题变成了普遍焦虑。年轻人用“死了么”自嘲的背后，是对“一个人住出了事谁知道”的真实恐惧。

与公共关注相呼应，制度层面的保障正在逐步推进。2026年3月，新华社报道国家医保局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上的最新进展；4月，民政部等11部门发布《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5月，上海市五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本市孤寡老人医疗救治和服务保障工作的指导意见》。地方层面的试点也在展开，徐汇区为邓女士出具的“临时监护人”公证书，就是全区首份。

但制度的覆盖和执行需要时间，而独居老人的困境不会等人。

90%的人想准备，大多数人不知道怎么准备

独居老人自己，能做些什么呢？

泽村香苗团队对2512名50~84岁居民进行了问卷调查，针对8项晚年规划（日常生活需求、住院担保人、费用代缴、介护服务签约、延命治疗意愿、葬礼墓地安排、宠物照料、财产分配）询问准备情况。结果显示，超过90%的受访者希望提前做好准备，但普遍不清楚该在何时、具体做哪些准备。20%~40%的人在多个选项中选择了“无委托对象或未确定委托对象”。

泽村香苗在书中给出了一项具体建议——写临终笔记，记录自己在生命末期的各种愿望和意愿。但她特别强调了一点：“临终笔记最重要的是，保证其在关键时刻能被别人找到。否则无论信息整理得多么详尽，无论与亲属关系多么亲密，若只有自己知道笔记的存在，便毫无意义。事实上，这正是能否避免成为老后独居难民的关键。”

她建议把紧急联系人、临终笔记存放位置写在纸条上放在钱包里，因为急救人员送医时会尽量将病人的随身物品带走，医院工作人员检查随身物品时通常会看钱包。也可以将急救需要带走的东西装一个袋子，放在玄关。

这些听起来很小的事，在关键时刻就是一条信息通路。书中记录了一个令人痛惜的案例：一名独居女性因突发急症送医后去世，医院无法得知其身海外女儿的联络方式，地方政府认定她没有亲属并将遗体火化。而她的女儿一直在通过网络聊天软件联系母亲，因长时间没有回复而担心，委托朋友和警方查找，最终得知母亲已去世时，遗体已经火化完毕。女儿未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

一次沟通错位，一条信息缺失，就是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泽村香苗在书的最后坦诚写道：“遗憾的是，目前还没有‘只要这样做就可以’的理想解决方案。”但她给出了三条可操作的准备路径：第一，整理好与自身有关的重要信息；第二，明确委托合同的内容和要求；第三，确保即使自己处于无意识状态或已去世，信息也能传达。

她建议读者“先定好一个具体的时间节点”，比如“等到了60岁，我就整理好自己的个人信息”，或者“等退休后，就把合同签订和委托事宜都定下来”。

这不只是一本给老人看的书。它面对的是所有一个人住，或将来可能一个人住的人——不婚的、丁克的、子女不在身边的、父母已经走了的独居者。蒋女士46岁，邓女士53岁，都不算老。独居困境，越来越不是一件“老了以后的事”。

日本的彼时，或许也是中国的此时。

了解别人踩过的坑，至少能让我们在遇到同样问题时少走弯路。

老龄化社会，独居者如何体面终老？

 当日本“孤独死”数据照进中国独居潮，

我们该如何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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