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航空报）

陈岑

　　“我当总师，一不为名，二不为利，只想把三十多年积累的知识和经验用到新的型号上，使国家的空空导弹能赶上国际先进水平，使中国人能在国际上挺直腰杆理直气壮地说不。”这句质朴滚烫的话语，是“航空科技英才”、空空导弹技术专家董秉印生前常说常讲的。在他离开的26年里，这句话依旧在航空工业导弹院广大干部职工心中回响。不为名、不为利，只为国家强大。寥寥数字，勾勒出一位航空人最纯粹的价值追求。

“提供先进的武器装备是我们义不容辞的神圣责任”

　　董秉印1939年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1963年从北京航空学院毕业后进入导弹院，把一生献给了中国空空导弹事业。

　　在他心中，一个个装备代号背后，是连着国家安危的国之重器。他常说：“向部队提供先进的武器装备是我们义不容辞的神圣责任，所有参加重点型号研制的同志都应该为能够承担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能为有这么个机会报效祖国而感到高兴。”

　　正是怀着这份视使命重于泰山的责任感，他把全部精力倾注在型号研制上。他对科研人员强调最多的就是：“科研工作千万不能‘差不多’。技术攻关一定要到位，做试验要有百分之百的专心，下结论要有十分的把握，图纸上的任何一个数据都必须有准确的来历。遇到故障，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找出问题。我们拿出的产品要敢于说万无一失的话。”

　　这“万无一失”的承诺，从来不是一句轻松的口号，它必须经受最严苛的实践检验。

　　某型号试验首发失利，巨大的压力如山一样压来。面对各种声音，董秉印坚定地说：“我是总设计师，我只凭数据说话。”此后整整365个日日夜夜，他带领团队艰苦奋战，在千里戈壁上顶着烈日暴晒一寸一寸搜寻导弹残骸，连指甲盖大小的碎片都不放过，最终用上千个扎实的试验数据查清了故障原因。

　　试验成功那一刻，整个指挥大厅一阵欢呼，年近花甲的他禁不住从座位上跳起来，与在场的人员紧紧相拥，泪如泉涌。这泪水，是对“向部队交付可靠装备”这份如山承诺的释然。航空人的政绩，从来不是在纸上堆砌的漂亮指标，而是用科学、汗水乃至生命换来的可靠成果。

“把一切风险消除在地面试验之中”

　　航空装备质量，一头连着飞行员的生命，一头系着战斗的胜败。董秉印经常告诫团队：“质量无小事，导弹上天、责任重大。”

　　为了彻底解决发射安全问题，他决定在型号研制过程中进行地面加载发射试验，这在当时是一项国内没有先例、国外也无成功经验可循的试验，风险极大。有人劝他何必冒这么大风险呢，搞不好会动摇科研人员的决心，个人的声誉也会受到影响，干吗去作费力不讨好的事情。董秉印却没有丝毫动摇：“为了战机和飞行员的安全，我们冒点风险算什么？如果只跟在别人后面，不敢越雷池半步，就只能永远落后。”在他的精心组织领导下，团队以“把一切问题暴露在地面、解决在地面，把所有风险消除在地面”的决心，克服各种困难，终于取得了加载试验的圆满成功，开创了空空导弹研制试验的先例。

　　这种强烈的自主精神，贯穿在他科研生涯的始终。为了赶上国际先进水平，他以深厚的学识和丰富的经验，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审慎决策，要求科研人员敢于“跳起来摘桃子”，在进行新型号设计时，凡是跳一跳能达到的指标，就必须努力达到，带领团队攻克了一道又一道技术难关，形成了一整套型号研制和管理方法、途径和解决措施，打开了事业发展的新天地。

“让年轻人先发言”

　　成事之要，关键在人。董秉印培养年轻人的胸怀与远见，至今仍被广为称道。在他主持的型号线上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技术讨论和技术评审会必须有青年人参加，讨论时要让青年人首先发言。他解释说：“老同志一开口，年轻人可能就不敢讲了。”这个小小的细节，饱含着他对年轻一代的呵护与期待。

　　一次在火车上，董秉印和一位年轻的工程师闲聊中得知，小伙子工作的地方连个办公桌都没有。回到院里后便催促有关部门尽快解决。面对“小题大做”的议论，一向好脾气的董秉印急了：“这怎么是小事？即使在工作现场也要解决一些技术问题，没有桌子让他怎么工作？这不单单是一张桌子的问题，它关系到年轻人目前的工作和今后的进步。”随后他又语重心长地说：“导弹院发展一靠技术、二靠人才。关心人才是大事，没有人才什么也搞不成。”

　　他培养的博士生记着这样一件事，毕业时面对外面企业开出的高薪，这位博士生犹豫不决。董秉印找到他谈话：“钱这个东西够用就行了，再多了就是银行里的数字。从事空空导弹事业给你带来的成就感和荣誉感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这番话，让这位博士生坚定了留在导弹院，为国铸箭的决心。

　　在董秉印的言传身教下，一批青年才俊成长为型号研制的骨干，有的当上了研究员、副总设计师、总设计师，接过了“铸霹雳神箭、扬中华国威”的接力棒。甘为育人的“铺路石”，这何尝不是航空人一种更加深沉的政绩追求？

“走路有车代步就行，住宿有床睡觉就行”

　　作为导弹院副院长、总设计师，董秉印对自己却近乎“苛刻”。导弹院干部职工都知道他出差有“三不”，即有公共汽车不打车、有招待所不住宾馆、有食堂不下饭馆。

　　一次去外地开会，因到得晚，招待所只剩下没有电扇、没有卫生间的房间，办会单位坚持要给他换宾馆，董秉印却执意不肯：“国家的经费来之不易，我们没有用它来享受的权利。好钢要用在刀刃上，能省就省，少花钱，多办事。”每次出差回来，他也从不提出让司机接站，总说让司机在车站等半天，于心不忍。

　　对家人，他同样不搞特殊。女儿去外地上学，他蹬着三轮车送去火车站；亲戚来洛阳出差，他用自行车驮着行李。有人说，以他的职务和年纪，用车不过是一句话的事，何必这样苛待自己。董秉印却觉得，公车是用来保障型号任务的，不是用来方便私事的。在他心中，公与私的界限从不模糊，权力就是沉甸甸的责任，职务就是无条件的奉献。

　　什么是航空人的政绩观？董秉印用一生给出了最质朴、最深刻的回答：不图虚名、但求国强，不计得失、唯愿业兴，甘为人梯、功成不必在我。不仅是他个人的生命写照，更是新时代航空人深学细照、砥砺前行的价值坐标，激励航空人始终坚定“航空报国、航空强国”的初心使命，认真履行强军首责，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书写新时代更加精彩的实干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