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明清论丛》 2022年第1期，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盛京皇宫（沈阳故宫）是清王朝的发祥之地，也是满洲崛起的故乡。1644年清迁都北京后，盛京皇宫成为陪都宫殿，一直受到清列帝重视。自康熙十年（1671）开始，皇帝每隔一段时间即以“东巡盛京”名义前往关外，一方面祭祀盛京永、福、昭三陵，参谒盛京旧宫；另一方面则通过皇帝巡阅、演武练兵，来加强东北边疆防御，稳固祖先龙兴之地，逐渐形成清帝东巡祭祀礼仪和盛京皇宫庆典定制。有清一朝，计有清圣祖三次、清高宗四次、清仁宗二次、清宣宗一次东巡之举，对清朝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乃至宫廷礼仪、典制均产生一定影响。

清代康熙至乾隆朝，国家进入“盛世”时期。宫廷中各项礼仪制度从简单趋于完善，宫内庆典仪式逐渐规范，这在清帝东巡盛京举行的典礼活动也有体现。具体来说，随着清帝数次东巡，逐渐形成了盛京三陵祭奠礼仪；在盛京皇宫，通过皇帝不断举行朝贺、筵宴、赏赐等仪式，而形成了盛京皇宫庆典礼仪，所有这些均被纳入到宫廷典制之中。清高宗弘历为盛京皇宫大政殿的筵宴仪式，还专门御制了“世德舞”，将其正式写入《大清会典》之中，以便后代皇帝遵行。

本文围绕清帝东巡期间，在盛京皇宫举行的朝贺、筵宴、赏赐等礼仪活动，对清中期盛京皇宫的各种礼仪、典制形成进行专题探讨，以使我们对清朝宫廷礼仪制度有更为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一、盛京皇宫庆典礼主要内容

根据清朝文献研究，清帝东巡在盛京皇宫的各类庆典活动，都是放在祭祀盛京三陵之后。按照礼仪活动内容，主要分为祭陵礼成朝贺、筵宴、赏赐等几项。

康熙十年（1671），清圣祖玄烨首次东巡盛京。其时清朝刚刚完成对中国大多省份的统一，但“三藩、河务、漕运”诸事仍悬而未决，宫廷礼仪尚未健全，故此时皇帝东巡盛京的庆典礼仪内容并不规范。

根据《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等官方史籍所载，此次玄烨在盛京皇宫举行的庆典仪式较为简单。是年九月辛未（二十三日），玄烨“入盛京城，御清宁宫，大清门设仪仗，奏乐。”随后，“召盛京将军、副都统、侍郎、年老致仕都统、副都统、侍郎及永陵、福陵、昭陵总管以下现任、解任文武大小官员，宴赉有差。”[1]

在清官方文献中，对此次皇帝宴赉众臣的地点未有明确写明，但从盛京皇宫建筑分布及史实分析，其活动地点应在清宁宫、大政殿、崇政殿、大清门等较为宽敞的殿宇或古建筑之前。

清康熙帝本次在盛京皇宫举行的庆典仪式虽然简略，但却为以后皇帝东巡在盛京皇宫举行庆典礼仪奠定了基础。此后的康熙二十一年（1682）和三十七年（1698），玄烨又先后两次再举东巡，在《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虽对庆典之地没有明确记载，但亦应与首次东巡一样，其朝贺庆典和宴赏仪式并未形成明确定制。

清康熙朝至乾隆朝，盛京皇宫庆典礼仪未成定式，从清代文献中亦可窥其端倪。据《清高宗纯皇帝实录》记载，清高宗弘历在首次东巡盛京时，即对圣祖朝所行仪式加以更改，而且具有较大的随意性。按《清高宗纯皇帝实录》载：乾隆八年（1743）七月丙午（二十六日）高宗东巡途中，銮仪卫奏：“查康熙三十七年圣祖仁皇帝（在盛京东巡）御宴时，迎接，奏《将军令》；进桌张，奏《普天乐》；撤宴时，仍奏《将军令》。今日皇上御宴，臣等仍请照前预备。此后若御筵宴，皆照此敬谨预备。得旨：知道了。此系私宴，著预备细乐。俟至盛京筵宴时，应有喜起舞大臣者，可预备中和乐。”[2]

这一方面说明在康熙晚期，清帝于盛京皇宫举行的庆典已经参照北京紫禁城来进行，正式演奏宫廷乐舞；另一方面亦说明，在盛京的庆典并未规范。直到乾隆早期，盛京皇宫的庆典礼仪仍属于简单形成阶段，严格的典制尚未形成。只有到乾隆中期以后，才形成独具特色的盛京皇宫大典礼仪。

乾隆朝，清高宗弘历先后于乾隆八年（1743）、十九年（1754）和四十三年（1778）、四十八年（1783）四次远赴东北，在盛京三陵举行祭陵礼，在盛京皇宫举行庆典礼仪。在这一时期，皇帝东巡的祭祀典礼、宫中筵宴和赏赐等仪式得以丰富、完善，并最后实现规范化和典制化。

从清高宗弘历四次东巡及在盛京宫殿举行活动内容看，除第三次乾隆四十三年（1778）因弘历为母守丧未举行升殿、筵宴、赏赐外，其他三次均于盛京宫殿内举行大规模的朝贺、筵宴和赏赐仪式，逐渐形成了较为固定的典礼制度。

乾隆朝以后，清仁宗颙琰、清宣宗旻宁的几次东巡，基本是沿袭了清高宗颁定的盛京皇宫典礼定制而行。

根据《清实录》等史籍内容归纳，清帝在盛京皇宫的庆典仪式内容主要分为两项：一是皇帝接受群臣、外藩蒙古、朝鲜使臣等朝贺；二是皇帝恩赏诸王贝勒、文武大臣、外藩蒙古、朝鲜使臣和宗室、觉罗等人筵宴、赏赐御用之物。

此外，清帝东巡时若携带皇太后一同前往，在举行朝贺庆典、宫中筵宴活动之前，皇帝要于当日一早率诸王大臣前往皇太后宫中，“以恭谒祖陵礼成”名义，向皇太后“行庆贺礼”。这种对母后的行礼，也成为清帝东巡盛京庆典礼仪的组成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宣示皇威，传达圣恩，颂扬祖德，清帝在盛京皇宫举行庆典朝贺、筵宴赏赐时，通常将外藩蒙古、朝鲜使臣甚至新收抚的少数民族首领，也视为参加典礼的成员，这无疑使本朝庆典升级为政治活动，使盛京也变为临时性国家政治舞台。

乾隆时期，由于朝鲜国已经完全臣服于清朝，成为其忠实的藩属国，故清帝东巡时，朝鲜国王每次均要派遣使臣和皇族成员前往盛京接驾。为此，清高宗正式传旨明确规定朝鲜方面入宫参加庆典和筵宴的人员等级。乾隆八年（1743）九月癸卯（二十四日），弘历传谕：“朝鲜使臣入贡，系国王族人称君者，始召见，其余只赐宴于礼部，此定例也。朕明日宴诸王、大臣、官员于崇政殿，朝鲜使臣亦著与宴，以外藩陪臣得侧朝臣之末，系朕格外殊恩，该部传谕使臣知之。”[3]

而在清高宗第二次东巡之际，则将刚刚归顺的一些准噶尔部首领带往盛京，命其参加在崇政殿举行的皇宫筵宴。乾隆十九年（1754）九月戊子（十二日），弘历以谒陵礼成，在崇政殿受贺，其后赐诸王、文武大臣、官员和“朝鲜国使臣、准噶尔输诚之宰桑等宴”。[4]这一做法不仅是为笼络朝鲜和新附少数民族首领，也进一步提升了盛京皇宫的政治地位，使其与紫禁城、圆明园、热河行宫（承德避暑山庄）并列，成为清朝宣示国威的重要政治场所。

二、盛京皇宫庆典礼定制

清帝东巡盛京，在盛京皇宫内举行的庆典朝贺、筵宴赏赐等活动，最初并无定制。它经历了从随意无序，无章可循，到后来严格定制的过程。康熙至乾隆朝早期，盛京皇宫的大政殿、崇政殿乃至大清门、凤凰楼前，都曾是清帝举行宫中庆典和宴会、赏赐的场所。至乾隆中期以后，则在盛京皇宫内逐渐形成较为明确的区域，确切说是将宫内典礼仪式程序化，把庆典朝贺、筵宴、赏赐设置在不同区间，另外对朝臣、使臣和宗室、觉罗人等的参与地点亦加以明确区分。

康熙朝，清帝在盛京皇宫内的朝贺、筵宴、赏赐活动尚处于较为随意状态，皇帝可在大政殿、崇政殿、清宁宫、大清门等各处举行庆典、筵宴及赏赐，并无严格定制。如据《清圣祖仁皇帝实录》载，康熙十年（1671）九月辛未（二十三日），玄烨“御清宁宫，大清门设仪仗，奏乐”，其后他“召盛京将军、副都统、侍郎、年老致仕都统、副都统、侍郎及永陵、福陵、昭陵总管以下现任、解任文武大小官员，宴赉有差。宴毕，上（玄烨）又召将军、都统、副都统、侍郎、总管等官至御前，亲以金瓯赐酒，其余官员命内大臣等遍赐之。又召八十以上耆民至御前赐饮……又召披甲被伤老病退甲四百余人至御前，各赐银两……”[5]

至乾隆八年（1743）弘历首次东巡盛京时，皇帝在盛京皇宫举行的朝贺、筵宴、赏赐活动仍未定制。是年九月甲辰（二十五日），清高宗弘历“御崇政殿受贺，赐诸王、文武大臣、官员及朝鲜国使臣宴。”其后他又“御大政殿，赐盛京文武官员宴及父老酺。御制盛京筵宴《世德舞辞》”。[6]同年十月庚戌（初一日），弘历“御大政殿。奉天将军额尔图恭进筵宴。赐随从王大臣等宴于凤凰楼前。”[7]

可见，在乾隆八年（1743）之际，盛京皇宫内朝贺、筵宴、赏赐礼仪及场所并未固定，而且缺少礼仪性定制。

这种状况到乾隆晚期，特别是乾隆四十八年（1783）才得以严格定制。是年，清高宗第四次东巡盛京，在盛京皇宫的朝贺庆典、宫廷筵宴、赏赐等基本形成定制，其礼仪程序及举办场所等亦为其后的嘉庆、道光两朝所遵行。

清中期以后，在盛京皇宫所举行的宫中庆典，其规范化、典制化的标志主要有如下几点：

其一，按照宫廷定式，制定严格的升殿大典。乾隆朝，随着宫廷礼仪制度日趋严格，对盛京皇宫的朝贺庆典礼仪也进行了规范。按照乾隆十九年（1754）清宫所定升殿大典仪注所载，其主要礼仪活动有：1、设表案，陈设卤簿仪仗和乐器，诸臣进表；2、众臣排班朝贺，御前宣表，奏乐庆贺；3、颁诏天下；4、皇上赐茶；5、君臣筵宴；6、宫中赏赐。

其二，将祭陵礼成朝贺庆典、筵宴、赏赐地点进行较严格区分。其中，朝贺庆典通常在崇政殿举行；宫中筵宴通常在大政殿举行，宫内家宴及宗室宴通常在清宁宫举行；宫中恩赏则按照不同活动，在大政殿、崇政殿或其他宫内举行。如乾隆四十八年（1783）清高宗东巡，于八月戊申（二十日）“御崇政殿，扈从皇子、王公、大臣、官员并蒙古王、贝勒、贝子、额驸、台吉及盛京文武大臣、官员、朝鲜国使臣等行庆贺礼；御大政殿，赐扈从皇子、王公、大臣、蒙古王、贝勒、贝子、额驸、台吉及盛京文武大臣、官员、朝鲜国使臣等宴，并赏赉有差。”[8]

由此，盛京皇宫的祭陵礼成庆典礼仪和筵宴、赏赐仪式便有了较明确的区分，乃使得盛京皇宫的宫廷典制更为标准化和规范化。

其三，参加宫廷典礼人员逐渐固定化。清帝东巡前期，在盛京皇宫举行庆典活动时，参加典礼、筵宴、赏赐的人员并不固定。从《清实录》等官书记载来看，康熙至乾隆早期，参加盛京皇宫内的典礼成员较为复杂，人员数量、官员品级均不固定。如高宗首次东巡时，九月辛丑（二十二日）曾传谕：“朕至盛京时，著于二十五日筵宴盛京将军、大臣、宗室、章京、文武官员及三陵官员等；至自京随来之王、大臣、官员，蒙古王、额驸、台吉等俱著入宴；盛京官员、佐领、员外郎及年老休致之员，亦著入宴；其闲散宗室、觉罗、主事、防御以下官员、拜唐阿等并护守陵寝姨、舅外戚之子孙及耆老等，俱著加恩晚膳赐食。”[9]

至乾隆晚期，参与盛京宫中庆典活动的人员，通常按官员品级和地位加以确定。如在崇政殿举行庆典朝贺时，所有随驾人员均可参与；而在大政殿举行筵宴时，则要有较高品级限制，而且对盛京当地官员、宗室成员额外施恩。

由清官方史籍记载看，乾隆晚期，参与盛京皇宫庆典活动的成员已较为固定，主要为以下人员：扈从诸皇子、王公、大臣；蒙古王、贝勒、贝子、额驸、台吉；盛京文武大臣、官员和宗室、耆老；朝鲜和其他外族、外国使臣。这些成员虽然在康熙朝即已参与盛京皇宫庆典活动，但当时并未以制度形式加以公布；只有到乾隆朝，参与成员才被明确定制。

嘉庆至道光朝，清帝在盛京皇宫举行的庆典、筵宴、赏赐活动，都是沿袭着乾隆朝旧制，所不同的是，在宫中举行庆典、筵宴和赏赐等活动时间，由原来入宫驻跸次日，改为其他日期，且告成庆典与筵宴活动已不在同一日举行。如嘉庆十年（1805）清仁宗颙琰首次东巡，他于八月壬寅（二十二日）入驻盛京皇宫，但至乙巳（二十五日）才“御崇政殿，扈从王公、大臣、官员、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及盛京文武官员、朝鲜国使臣等行庆贺礼”；至丙午（二十六日），“御大政殿，赐扈从王公、大臣、官员、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及盛京文武官员、朝鲜国使臣等宴，赏赉有差。”[10]

另外，乾隆晚期至嘉道时期，清帝在入驻盛京皇宫后，也会于大典之外携皇子、蒙古王公等亲信，在宫内举行小规模恩赏、赐宴、赐茶活动，以示亲近。如嘉庆二十三年（1818）颙琰第二次东巡，他于九月戊戌（初三日）入驻盛京皇宫，当日即“御崇政殿，赐皇子、亲藩等宴，并赏赉有差”；[11]又如道光九年（1829）九月清宣宗旻宁东巡盛京，他于甲寅（二十三日）进入盛京皇宫，是日“御崇政殿，赐御前大臣、蒙古王公等茶。”[12]

乾隆晚期以后，随着盛京皇宫新增建筑增多，清帝在此举行的筵宴、赏赐活动已不限于旧有主要宫殿，还扩大到其他区域建筑。如嘉庆二十三年（1818）九月颙琰东巡，于戊戌（初三日）驻跸盛京皇宫，己亥（初四日）即于嘉荫堂“赐扈从王公、大臣、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及盛京、吉林将军等食，并赏赉有差。”[13]但这种情况只属于正典之外的插曲，也没有按定制写入会典之中。

三、高宗创制盛京“世德舞”

满洲发轫于辽东山区，虽以马上骑射见长，却是北方地区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自其建国之初，开国皇帝及诸贝勒、大臣即将本民族歌舞带入宫廷之中，逐渐形成多种清宫乐舞。由嘉庆朝刊印的《大清会典》等史籍来看，清宫乐舞当时已有“庆隆舞”（其文舞称“喜起舞”，武舞称“扬烈舞”）和“世德舞”、“得胜舞”等名称。这些宫廷乐舞曾广泛应用于各类宫廷庆典活动中。

那么，清高宗弘历在盛京皇宫创制、表演的“世德舞”又是怎样的内容呢？

乾隆八年（1743）清高宗弘历首次东巡，在盛京皇宫举行宫廷典礼和筵宴时，自然要演奏宫廷乐器，表扬宫廷舞蹈。当时，出于歌颂祖先创业之功、丰富盛京庆典仪式的目的，弘历为盛京乐舞谱写了专门的歌辞——《御制世德武辞》。

是年九月甲辰（二十五日），弘历在盛京崇政殿接受诸臣朝贺，礼毕赐宴。在宴会之上，他即传旨派出18名对舞大臣，按清宫“喜起舞”形式（又称“对舞”），首次在盛京皇宫内表演了“世德舞”。而后，专用于沈阳故宫的清宫“世德舞”被陆续载入《大清会典》、《大清会典事例》等典籍之中，使其以特殊的身份被列入清宫典制。

据《清高宗纯皇帝实录》记载，弘历在盛京所作《世德舞辞》共为十章。依据其自作辞序为：“乾隆八年秋，朕奉皇太后恭谒祖陵，还至盛京，受朝锡宴。夫汉高过沛而歌大风，情至斯动，直已陈德，况予小子觐扬光烈，能无言之不足而长言之哉？爰作世德舞辞十章，章八句。”[14]其全篇文字为：

一章：粤昔造清，匪人伊天；天女降思，长白闼门。是生我祖，我弗敢名；乃继乃承，逮我元孙。

二章：元孙累叶，维祖之思；我西云来，我心东依。历兹故土，仰溯始谋；皇涧过涧，缔此丕基。

三章：于赫太祖，肇命兴京；哈达辉发，数渝厥盟。如龙田见，有虎风生；戎甲十三，王业以兴。

四章：爰度爰迁，拓此沈阳；方城周池，太室明堂。不宁不灵，匪居匪康；事异放桀，何心度商。

五章：丕承太宗，允扬前烈；倬彼松山，明戈耀雪。以寡敌众，杵漂流血；惜无故老，为余详说。

六章：余来故邦，瞻仰桥山；慰我追思，梦寐之间。崇政清宁，载启南轩；华而不侈，巩哉孔安。

七章：维我祖宗，钦天敬神；执豕酌匏，咸秩无文。帷幔再张，樽俎重陈；弗渝弗替，遵我先民。

八章：先民宅兹，载色载笑；今我来思，圣日俯照。爵我周亲，荩臣并召；亦有嘉宾，欢言同乐。

九章：懿兹东土，允惟天府；土厚水深，周原膴膴。南阳父老，于是道古；有登其歌，有升其舞。

十章：我歌既奏，我舞亦陈；故家遗俗，曷敢弗因。浑浩淳休，被于无垠；勿替引之，告我后人。

弘历所作《世德舞辞》共有320字，其内容主要歌颂清初祖先创业功绩，同时也有勉励自己及后嗣子孙要爱护祖地、传承帝业的心境。体现了盛世之君以武为基、以文治守成的思想。

从清高宗及仁宗、宣宗等朝编撰的《清实录》来看，乾隆八年（1743）后，清官方史籍中并未明确记载皇帝东巡在盛京崇政殿使用“世德舞”的内容。但根据清宫筵宴必有侍卫、大臣表演舞蹈等史实分析，清帝东巡盛京于皇宫内驻跸举行筵宴时，一定会命宫廷侍卫按贯例举行“世德舞”表演。

四、别具特色的大政殿宴飨

作为清朝开国时期最早、最重要，亦是最具特色的皇家宫廷建筑遗存之一，盛京皇宫大政殿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同样，它在清朝宫廷礼仪制度上也具有特殊的地位，形成与众不同的宫廷筵宴形式。

盛京皇宫大政殿，原称笃恭殿。它始建于清太祖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前后，即后金天命十年（1625）。该殿建成以后，被清初汗王（皇帝）用于上朝议事、宫廷典礼和筵宴、赏赐等活动。清朝入关后，它作为陪都宫殿，也按例举行“逢五而朝”等值班制度。清帝东巡盛京，这里又成为皇帝拜谒与举行庆典的场所，受到有清一朝各代皇帝、诸臣的重视、景仰与歌咏。

从大政殿建筑本身来看，它为八角、重檐、攒尖顶、亭子式建筑，殿顶满铺黄绿色琉璃瓦，整个建筑为大木结构形式，既保留着浓厚的满洲早期历史特征，同时又带有明末清初蒙、汉、藏等多民族传统文化风貌。它与南侧左右两翼排列的十王亭建筑群，构成所谓的“帐殿式”宫殿建筑格局，体现着清开国时期汗王（皇帝）与诸贝勒分权共治的“军事民主制”政体，至今仍是沈阳故宫这一世界文化遗产中最具特色的组成部分。

正是因为大政殿在清初开国史和清朝政治上发挥过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建筑形式上具有独特的样式格局，才形成了它较为独特的宫廷礼仪定制形式。

根据《满文老档》、《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等史籍记载，大政殿在清初时期曾多次举行过庆典、分配战利品、宫廷宴会等活动。至康乾时期，这里主要成为清帝东巡举行庆典的地点。按《大清会典》及《大清会典图》等所载，大政殿曾被制定以专门的宫廷燕飨制，属于清朝重要的嘉礼之一。

据光绪朝刊印的《钦定大清会典图》所载，“大政殿，燕（宴）内外王公。设中和韶乐、清乐于左右檐下；丹陛大乐、清乐于前，北向，设黄幕反坫于丹墀南正中。”[15]由是可知，清帝于大政殿筵宴时要按制分设中和韶乐、丹陛大乐、清乐等清宫最高等级的乐队，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对于大政殿内外自上而下的坐次，清朝宫廷曾有明确规定：“殿内宝座前，设御筵；前引、内班、记注官席，于前后两旁如仪；宗室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席于东；蒙古亲王、郡王、贝勒席，于西，左右向。宗室公席，于东南；蒙古贝勒席，于西南；管燕（宴）大臣，分席于其次，均佥向。”[16]是为大政殿内部座次。

在大政殿之外，“丹陛上，一二品大臣席于东；蒙古贝子、公、一等台吉、二等塔布囊席于西；二品大臣席于其次。丹墀左右，三品大臣、三品、四品宗室，五六品觉罗，分席于东西；外戚子孙席于其次。均东西向。礼部堂官、内务府总管席于反坫黄幕左右，佥向。”[17]

再由清宫绘制的“大政殿筵燕（宴）位次图”来看，由于大政殿为特殊的八角、八方式建筑格局，因此极大影响到殿内满、蒙诸臣的座次以及殿外檐下中和韶乐、清乐的摆放位置。

按当时史籍记载和宫中筵宴图示分析，盛京皇宫大政殿诸臣筵宴座次、宫廷乐器摆放位置，总体上与清宫筵宴所设形式相同，但在具体内容它则有自己的特色。

如清宫参宴诸臣的相关席位和在大政殿檐下所设的宫廷乐器，即不得不按照该建筑的本体朝向，进行特殊的“佥放”，形成面对“西南”、“东南”、“东北”、“西北”等方向的格局，这与清宫中传统的东西相对朝向形成明显不同。由清宫紫禁城太和殿、保和殿筵宴，宫苑之正大光明殿、山高水长、万树园、淡泊敬诚殿、皇极殿等处筵桌、宫廷乐器摆放位置来看，它们大多为东西相向摆放，或是跟随皇帝直接南向，几乎没有这种“侧向”的摆放形式。

此外，考虑到盛京祖地等原则，在大政殿筵宴中，为宗室、外戚和蒙古王、贝勒等所设筵席也明显增多，反映出清帝忆祖思宗、不忘开国艰难的思想。而这也是盛京皇宫庆典和筵宴的独特之处。

五、盛京皇宫乐舞的专用乐器

如前所述，清帝东巡在盛京皇宫举行庆典和筵宴时，要按制陈设、演奏清宫乐器，包括中和韶乐、丹陛大乐、清乐诸乐队。那么，远在北京紫禁城千里之外的盛京，是如何解决各类宫廷乐器问题的呢？

根据《清实录》等史籍来看，康熙晚期皇帝东巡盛京时，已明确使用筵宴、迎送等乐队，并采用不同的乐章；而到乾隆时期，对于宫廷乐器的使用已更多，更为严格。此外为皇帝东巡期间使用之便，曾由京师内务府向盛京皇宫运送过专用的各类乐器。

据《清高宗纯皇帝实录》记载，乾隆八年（1743）高宗东巡启銮前，銮仪卫于是年三月癸酉（十九日）曾向皇帝上奏，请示赴盛京使用乐器一事：“本年谒陵大典，应备带拆合轿、马上銮驾、蒙古画角、细乐。或俱随营带往，或将拆合轿、马上銮驾先送至盛京预备，只将蒙古画角、细乐随带。”高宗传谕：“蒙古画角、细乐随营带往，其拆合轿、銮驾由京送至盛京，盛京亦著留銮驾一份，以备将来之用，此一份俟回銮之日即留彼处，著盛京礼部应于何地收贮之处，该将军一并会商办理。以一份所留之銮驾，回京城另行新造。”[18]

高宗首次东巡，虽带来一批宫中御用卤簿、乐器，而后将其中一部分留于盛京皇宫，但这些器物并不能完全满足皇帝在盛京皇宫庆典御用。因此高宗回到北京后，曾传旨命新造出一批宫廷乐器，甚至在其后也制作了一批“乾隆八年制”款识的宫廷乐器，其中包括中和韶乐、丹陛大乐所用的一些乐器，于随后派人送往盛京收贮。[19]此后，这些清宫乐器即被大量保留在盛京皇宫，它们先是陈设于大清门内，而后又于乾隆中晚期在大政殿后专门修建了銮驾库，以专储这些皇帝东巡御用的宫廷乐器，从而保证了各代皇帝东巡盛京时，能够按礼仪制度使用乐器的需要。

至今，在沈阳故宫博物院保存了一百余件清宫传世乐器，它们之中有不少刻铸有“乾隆八年制”铭款，如“乾隆八年款双龙纽攫珠龙编钟”（现存一套8枚）“乾隆八年款朱漆描金去龙纹排箫”“乾隆八年款金漆彩绘瑟”“乾隆八年款黑漆琴”等。这些带款的清宫乐器，忠实记录了清高宗首次东巡盛京前后的史实情况。

从沈阳故宫所藏清宫乐器实物看，它既有中和韶乐使用的乐器，也有丹陛大乐使用的乐器，可谓各类丰富，十分珍贵。

沈阳故宫现藏中和韶乐类乐器主要包括有：编钟、编磬、琴、瑟、排箫、箫、笛、篪、笙、埙、鼓、搏拊、柷、敔、乐麾等；现藏丹陛大乐类乐器主要包括有：戏竹、管、大鼓、杖鼓等。这些大小不等、材质各异的乐器，几乎涵盖了清宫乐器的各个种类，很好体现了清宫乐器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反映了清朝宫廷对传统乐器、对其他民族乐器的吸纳与兼容。

根据史实情况和北京故宫专家提供的资料分析，沈阳故宫博物院现藏的清宫乐器，一部分为清高宗东巡时随驾带至盛京，而后即保留收贮于此；另一部分是乾隆八年（1743）高宗东巡返回京城后，传旨下令新造，再派员送至盛京存放的宫廷乐器，但无论是哪一年所造所送，它们均由清宫内府所制，体现了当时宫廷乐器制作的最高水平。

清帝东巡于盛京皇宫举行的各类典礼活动，作为清宫礼仪与典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在清朝历史上发挥过重要影响。盛京地区作为清王朝的龙兴故地，清帝于此举行祭陵告成典礼、宫中筵宴和赏赐，甚至创制了盛京皇宫专用的“世德舞”，其重要意义就在于可以进一步提升清王朝“丰沛”故里的政治地位，丰富和美化满洲发迹的精神家园，以此推动旗人对祖先创业之功的尊崇。

注释及参考文献：

1.《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三六，《清实录》第四册，第490页，中华书局，1985年。

2.《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九七，《清实录》第十一册，第533页，中华书局，1985年。

3.《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O一，《清实录》第十一册，第578页，中华书局，1985年。

4.《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六四，《清实录》第十四册，第1107页，中华书局，1986年。

5.《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三六，《清实录》第四册，第490页，中华书局，1985年。

6.《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O一，《清实录》第十一册，第578页，中华书局，1985年。

7.《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O二，《清实录》第十一册，第594页，中华书局，1985年。

8.《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一八一，《清实录》第二十三册，第899页，中华书局，1985年。

9.《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O一，《清实录》第十一册，第576页，中华书局，1985年。

10.《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一四九，《清实录》第二十九册，第1038－1044页，中华书局，1985年。

11.《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三四六，《清实录》第三十二册，第573页，中华书局，1985年。

12.《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一六O，《清实录》第三十五册，第474页，中华书局，1985年。

13.《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三四六，《清实录》第三十二册，第578页，中华书局，1985年。

14.《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O一，《清实录》第十一册，第578页，中华书局，1985年。

15.清光绪《钦定大清会典图》卷二八，《钦定大清会典图》（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

16.清光绪《钦定大清会典图》卷二八，《钦定大清会典图》（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

17.清光绪《钦定大清会典图》卷二八，《钦定大清会典图》（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

18.《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八七，《清实录》第十一册，第409页，中华书局，1985年。

19.《黑图档》440册，辽宁省档案馆藏。

李理，沈阳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现任沈阳市博物馆协会会长，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宫廷艺术专业委员会主任。曾任沈阳故宫博物院副院长。1985年毕业于辽宁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主要从事清史、文物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