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6年夏天，斯宾诺莎被自己的民族驱逐，那一年他二十三岁。此后五年，他从一切已知的历史记录中消失了——没有书信，没有文稿，没有任何同时代人留下的证词。当他在1661年重新出现时，已是一位小有声名的哲学家，住在莱茵斯堡的安静屋子里，靠研磨光学镜片维持生计，用流利的拉丁语与欧洲各地的学者通信。

这五年他去了哪里，做了什么，传记作者们通常一笔带过，径直讲起他跟随一位激进的拉丁语教师学习、接触笛卡尔哲学的故事，仿佛那五年只是一段无关紧要的过渡。然而美国学者理查德·波普金（Richard H. Popkin, 1923-2005）却始终不肯放过这片空白。他在阿姆斯特丹的档案室和伦敦的贵格会图书馆之间往返寻访，耗去了将近三十年，最终拼出了一段迄今仍难以完全证实、却又令人难以驳倒的往事：在那五年里，被犹太社区驱逐的斯宾诺莎，很可能悄悄地为一群英国贵格会传教士担任过翻译。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它的意义远不止于一条传记细节的补全。近百年来，学界一直争论《知性改进论》与《神、人及其幸福简论》，究竟哪一部才是斯宾诺莎的第一部作品？波普金的发现暗示，这场争论或许问错了问题：斯宾诺莎最早留下文字的地方，可能不是哲学论稿，而是一本贵格会的希伯来语小册子。

贵格会与阿姆斯特丹犹太社区的交往

贵格会是1652年英国兴起的宗教运动，该团体由乔治·福克斯（George Fox，1624-1692）创立，其名称“Quaker”意为欣喜若狂的震颤，其学说强调内在的光和内在的基督，不重视教会、圣礼和教条，呼吁和平、思想自由和虔诚实践。在十七世纪的欧洲宗教版图上，这是一群彻底的异类。

然而正是这群异类，开始把目光投向阿姆斯特丹的犹太社区。

原因并不难理解。当时欧洲许多基督教千禧年主义者笃信1656年将是弥赛亚降临的年份，而这一伟大时刻的首要标志，就是犹太人的皈依。荷兰聚居着大量犹太人，英国却几乎没有，于是从十七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贵格会传教士开始有意识地在荷兰活动，试图与包括犹太会堂在内的不同政见的宗教团体打成一片，甚至参加犹太会堂的礼拜，从而达到说服其他信仰者改宗的目的。

与此同时，阿姆斯特丹的犹太学者们也在经历自己的精神震荡。许多人相信1648年便是弥赛亚降临犹太世界的时刻，热烈讨论着弥赛亚时代是否真的即将到来。阿姆斯特丹犹太社区最具国际影响力的拉比梅纳塞·本·伊斯雷尔（Menasseh ben Israël）更于1655年宣称弥赛亚即将降临，因为葡萄牙探险家声称在安第斯山脉发现了一些消失的以色列旧部。他同时正在与克伦威尔谈判，希望英国官方重新接纳犹太人入境，以便在弥赛亚到来之前完成必要的准备。

千禧年主义和弥赛亚思想在当时整个欧洲扮演着激动人心的角色，从葡萄牙、瑞典、波兰、意大利到巴勒斯坦和君士坦丁堡都出现了弥赛亚思潮。基督徒与犹太人，竟在同一个末世期待里，彼此遥望。

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中，“贵格会之母”玛格丽特·费尔（Margaret Fell）写下了一封致拉比伊斯雷尔的书信，全名冗长而热切：《致拉比梅纳塞·本·伊斯雷尔，这是犹太人从巴比伦出来的呼召，是给谦卑人的好消息，是给被掳的人自由，是打开监狱大门的好消息》（For Manasseth-ben Israel, the Call of the Jews out of Babylon, Which is Good Tidings to the Meek, Liberty to the Captives, and of the Opening of the Prison Doors）。她希望拉比能把所有犹太人带到英国，然后神意将会促使犹太人皈依。这封信于1656年2月出版。然而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部著名作品的题名，还堂而皇之把拉比的名字拼写错了。

这部小册子后来被委托翻译成荷兰语，又进一步计划译成希伯来语，以便犹太读者直接阅读。然而当早期贵格会成员中唯一受到过大学教育的撒母耳·费舍尔（Samuel Fisher）来到阿姆斯特丹时，他的翻译进展甚微，迫切需要一位懂得葡萄牙语、荷兰语和希伯来语的犹太人跟他一起合作。

就在这时，另一件事也在同步发生。1656年夏天，那位被会堂驱逐的犹太青年，正流落在阿姆斯特丹街头，寻找着自己的去处。而1656年春季，流亡阿姆斯特丹的羽翼未丰的贵格派会众，迎来了新任领导者威廉·艾姆斯（William Ames）。

1657年4月17日，他在乌特勒支狱中写信给玛格丽特·费尔，信中提到了一次颇为不寻常的会面：

在阿姆斯特丹，有一位被犹太人驱逐的犹太人（他自己和其他人都这么说），因为他除了光明之外，没有其他老师。他想见我，我跟他谈了谈，他非常温柔，确实拥有他们所说的一切品质；他说，除非他自己内心了解了摩西和先知，否则他不知道任何关于他们的外在东西；基督的名字就与他自己的名字一样；我已经令人把您的著作的一份荷兰语复本交给他，而他托人带话说，他会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可惜那时候我已经入狱了。

这位“被犹太人驱逐的犹太人”是谁，艾姆斯没有留下姓名。但艾姆斯在入狱之前可能听从了阿姆斯特丹的千禧年主义者、斯宾诺莎通信的中间人彼得·塞拉里乌斯（Peter Serrarius）的建议，将这部小册子翻译成了荷兰语。

此后，撒母耳·费舍尔在阿姆斯特丹可能待了三至六个月，之后在1658年，他离开了阿姆斯特丹，去执行一项堂吉诃德式的任务——让教皇和苏丹皈依贵格会。

谁是“被犹太人驱逐的犹太人”？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先理解彼时阿姆斯特丹犹太社区的处境。塞法迪犹太社区并不属于容易落入刻板印象的传统封闭型犹太人社区，社区的拉比们与当时的各种全新思潮保持着友好的交流。然而这种开放并不妨碍拉比们动用“革出教门”的权力。据统计，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之内曾经产生过高达二百八十次革出教门的事件，通常是为了迫使人们支付他们的会费、履行婚姻合同，或者因为通奸和违反犹太律法等等，不一而足。

真正因意识形态而被革出教门的案例，则屈指可数。在1622年至1683年间，葡萄牙西班牙裔社区记录中有三十六名男子因不服从命令被逐出教会，其中只有四例判决从未取消。

1656年，却有三份禁令在同一周内颁布，分别针对斯宾诺莎、丹尼尔·里贝拉（Daniel Ribera），还有胡安·德·普拉多（Juan de Prado）——一位比斯宾诺莎年长二十岁、后来常被视为“败坏”斯宾诺莎思想的异见者。至于更早的乌里尔·达·科斯塔，此时早已自尽多年，波普金首先将他排除在外。

剩下的两位候选人，经过逐一比对，也都站不住脚。胡安·普拉多被革出教门的官方时间是1658年2月4日，威廉·艾姆斯与“被犹太人驱逐的犹太人”会面之时，胡安·普拉多还在试图与犹太社区和解，尚未被驱逐。

丹尼尔·里贝拉的情况也是如此，严格来说他并没有被革出教门，1657年2月14日他仍然从犹太社区领工资，1657年9月还在出资资助犹太社区，而在他遭到指控之后，还没等到犹太社区宣判，就提前离开了阿姆斯特丹。据考证，他甚至很可能根本就不是犹太人，而是西班牙天主教修士，只因被犹太社区认定他是异教徒，才受到驱逐。无论如何，当威廉·艾姆斯与犹太人会面之时，他已不在城中。

排除了所有已知的候选者之后，波普金的目光最终落回到斯宾诺莎身上。他的推断是：在1657年前后的阿姆斯特丹，没有任何其他已知人物同时具备三个条件——被犹太会堂驱逐、对《圣经》批判感兴趣，还拥有贵格会翻译工作所需的希伯来语、荷兰语与葡萄牙语能力。尽管这项推断不能完全得到确定，但它是迄今为止最为合理的解释。

支撑这一推断的，还有另一条耐人寻味的线索。1659年，撒母耳·费舍尔回到英格兰的时候，“他回来时相当富有，再次踏上英国土地之后，他在1660年出版了《乡村对拉比的警报》（The Rustick Alarm to the Rabbies）。这本煌煌七百多页的巨著提出了斯宾诺莎后来撰写的影响深远的《圣经》批判论著《神学政治论》时提出的几乎所有观点”。波普金写道。

这意味着，如果那位希伯来语译者确是斯宾诺莎，那么那本贵格会小册子将是他生平第一部留存于世的出版物；而撒母耳·费舍尔甚至可能是“十六世纪最激进的《圣经》批判者”、十七至十八世纪之交接棒激进《圣经》批判的斯宾诺莎和理查德·西蒙的思想先驱。

荣耀归于大侦探理查德·波普金

这项发现并不属于理查德·波普金。准确地说，那个最初的直觉，早在他之前就已经有人产生过。

1913年，英国学者海伦·克罗斯菲尔德（Helen Crosfield）便已推断，1657年初威廉·艾姆斯会见的这名“被犹太人驱逐的犹太人”，很可能就是斯宾诺莎，很多研究贵格会的历史学家都提到了这次会面。1956年，大卫·卡林顿（David Carrington）在《贵格派与犹太人》（Quakers and Jews）一文更进一步，明确指出斯宾诺莎很可能就是将玛格丽特·费尔的小册子从荷兰语翻译成希伯来语的犹太人。

直觉是廉价的。让直觉变成论证，才是真正的工作。

理查德·波普金从1982年开始发表一系列证明这项推测的文章，逐步构建这项推测的证据链。1987年，他在与迈克尔·西格纳（Michael Signer）共同编订的玛格丽特·费尔作品的希伯来语译本的导言中，给出了他对这项猜测的详尽表述。但是此时他并没有注意到大卫·卡林顿在1956年发表的那篇文献，直到大卫·卡茨（David S. Katz）送给他一份复本。波普金后来在书中加上了一份长长的附录，将卡林顿的研究成果一一列明，正是为了把“荣耀归于所应得者”——这是典型的波普金式做法，他认为学术研究就是与活着或逝去的学者持续对话，他的研究绝不无视那些尘封已久的研究文献。

而大卫·卡茨，正是那个与伟大发现擦肩而过的人。他后来在缅怀波普金的纪念文章中坦承，他曾经读完了同样的文献和手稿，同样的念头也曾在脑海中一闪而过，但他并没有像波普金那样锲而不舍地追下去。这件事成了他学术生涯的“最大耻辱”。

让波普金真正配得上“斯宾诺莎研究领域的诺贝尔奖”这一称誉的，不是那个最初的猜想，而是他后来在伦敦公谊会图书馆里找到的那本书。那是一部1658年5月出版的希伯来语小册子，属于典型的玛格丽特·费尔早期贵格会风格的《圣经》语录和劝诫书的混合体，她向拉比们提出了二十个问题。它最后收入了两页撒母耳·费舍尔敦促犹太人皈依的劝诫的译文，而这两页译文，在英文原文中并不存在。

这一细节意味着：翻译者不仅完成了委托的工作，还主动增补了内容。这不是一个被雇来机械翻译文字的人的做法。波普金查阅的资料显示，当时只有一名犹太人参与了贵格会的传教活动。除此他还找到了这本书的两个副本，以及另一个希伯来语-英语双语版本于1660年在伦敦出版。

这项文献的搜索工作历时一年多，它证明了一件此前只是推测的事：与艾姆斯接触的那位犹太人，确实收到了玛格丽特·费尔的文本，并且如约将其译出。

如果这部小册子的译者真的是斯宾诺莎，那么这些译文将是他最早的出版物，这将修正与终结近百年来学界围绕斯宾诺莎的第一部作品究竟是《神、人及其幸福简论》还是《知性改进论》的漫长争论。

在斯宾诺莎生平完全空缺的1656至1661年间，理查德·波普金为逐出教门之后的斯宾诺莎安排了一段短暂而平静的担任贵格会翻译员的时光，他始终强调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之中的《圣经》批判与贵格会的撒母耳·费舍尔所持有的《圣经》批判立场之间具有相似性，认为斯宾诺莎早期关于“光”“精神”和“内在知识”的表述充满贵格会的概念色彩，这意味着斯宾诺莎可能受到了贵格会的某些影响。以此而言，尽管以上证据都称不上是决定性的，但是接受理查德·波普金的观点，意味着认为斯宾诺莎曾经希望向犹太人介绍贵格会的观念，或者说旨在改变阿姆斯特丹犹太人与基督徒的关系。

雪落无声：另一个斯宾诺莎

1992年，理查德·波普金预告了自己下一个研究主题叫做“发明斯宾诺莎：从罪人到圣人”（The Inventing of Spinoza: From Sinner to Saint）。

他试图揭示，斯宾诺莎在思想史上的“圣徒”形象只是虚有其表——十八世纪德国“泛神论之争”（Pantheismusstreit）将革出教门的斯宾诺莎的“罪人”形象确立成了坚持真理甘受贫苦的“圣徒”形象，这种转变恰恰缘于思想史对斯宾诺莎的形象塑造。

波普金想要解蔽的正是这层浪漫化的覆盖物。在他的研究中，革出教门之后的斯宾诺莎并未陷入孤绝，而是平静地离开了阿姆斯特丹塞法迪犹太社区，进入到了另一个欢欣鼓舞接纳他的中产阶级朋友圈子、一个以拉丁语为学术语言的文人共和国（Respublica Literaria），他的朋友和熟人具有不同的信仰背景——犹太教、天主教、门诺派、路德宗、社友会、索西奴主义和千禧年主义，他甚至还很可能为贵格会担任了一段时间翻译员。另一方面，不同于通常西方哲学史将十七世纪思想家二分为“唯理论者”和“经验论者”（或“怀疑论者”），并将斯宾诺莎归类于唯理论者的传统叙事，在理查德·波普金笔下，斯宾诺莎及其同时代的千禧年主义者一道，构成了十七世纪近代早期介于唯理论者与怀疑论者之间的“第三种力量”（The Third Force）。

对波普金而言，“发现斯宾诺莎”的漫长学术之旅，其问题意识植根于他对自己作为美国犹太裔学者的身份认同。在他成长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一个出身纽约犹太家庭的男孩想要成为一位美国大学的哲学教授，实属异想天开，然而他做到了。尽管他于1959年便获得了正式的哲学教席，但同侪的排挤、思想史专著屡遭退稿而无处发表的窘境，以及在分析哲学氛围包围下身为局外人的深切绝望，曾令他几欲放弃哲学。

这段困境并未将他困住。尽管岌岌无名的波普金在英语学术世界抑郁到了怀疑人生的地步，但他访学欧洲期间，法国学术圈的顶级学者们很快接纳了他，不断将他引荐给更多的学者——他亲历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法国急剧出现的斯宾诺莎复兴，遇到了许多终生挚友。更为传奇的是，二战后阿姆斯特丹犹太社区的生命之树图书馆（ETS Haim）刚向公众开放，时任管理员利奥·福克斯博士（Dr. Leo Fuks）慷慨地为他提供了学术便利，允许他在档案馆自由活动。1961年，波普金成了第一批查阅与发掘这座图书馆档案的学者。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理查德·波普金“发明”出了斯宾诺莎——受过哲学、科学和神学训练的十七世纪马拉诺犹太人的典范。他在1981年11月21日的书信中向其友人描述包括斯宾诺莎在内的十七世纪千禧年主义者的标准写照，正是“戴着一顶犹太小帽，整天研究犹太法典和迈蒙尼德……希望通过自己的改变来帮助犹太人改变信仰”。

如果说十八世纪泛神论之争塑造的“贫苦哲人斯宾诺莎”的浪漫形象是一种“发明”的话，那么理查德·波普金无疑以侦探的直觉和于细微处见知著的谨慎，发明出了另一个斯宾诺莎——更为世俗化的、终生追寻普遍知识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段被波普金一点点填实的漫长蛰伏岁月，构成了斯宾诺莎生前唯一匿名出版、引发轩然大波的“地狱锻造之书”《神学政治论》（1670）的全部史前史。而波普金本人同样经历了漫长的蛰伏，才将有关斯宾诺莎文献档案的考据，融合到了一幅更为广阔的十七世纪思想史图景之中，那是一个怀疑论与千禧年主义彼此缠绕的世界。

尽管理查德·波普金戏称自己关于斯宾诺莎与贵格会往事的研究，值得赢获一座斯宾诺莎研究领域的诺贝尔奖，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斯宾诺莎学术研究的生产机制之中，他的学术发现仍然未能获得应有的重视，很多当代文献在盘点既往斯宾诺莎研究的时候，甚至对波普金的贡献只字未提。

不过纵然雪落无声，但雪毕竟来过。如果仔细追溯倾听，作品就是一名孤独学者漫长蛰伏岁月最为振聋发聩的回声，一如在《米德尔马契》最令人心碎的段落，乔治·艾略特以自由间接话语插言：

如果我们能够敏锐地洞察和感知所有平凡的人类生活，就好像我们能够听到青草生长和松鼠心跳的声音一样，那么我们会在本应沉寂无声的另一端被这个震耳欲聋的声响吓死。

2025年末少雪的冬季，一位不具名的小学者怀揣好奇之心，磨砻淬砺，顿牟掇芥，寻向所志，考述出了理查德·波普金笔下这段斯宾诺莎与贵格会悄然阒寂又惊心动魄的尘封往事。

（注释从略，详见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毛竹新著《生平、抄本与流转：塑造斯宾诺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