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在位初期，推行选官制度与官僚体系的改革：由文官集团逐渐替代军功集团，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完善监察制度，改革的整体方向指向权力的进一步集中。在这样的改革背景下，汉武帝可以调动足够的资源对外作战。在汉武帝在位的五十余年中，影响重大的事件最主要就是对匈奴的战争。本章我们要探讨的就是汉武帝决战漠北。而汉武帝的国家统合策略，也开始逐渐转变为以战争为中心，也就是国家政策、资源配置，都以支撑战争消耗、保证战争胜利为核心。这甚至影响到了用人，乃至继承人的选择，并最终成为巫蛊之祸的导火索。

马邑之谋

汉匈全面开战之前，有一场既定的“偶发事件”——“马邑之谋”。

建元六年（前135年），匈奴人再次向汉武帝请求和亲。所谓和亲，实际内容相当屈辱：匈奴不仅想迎娶汉家公主，还索要不菲的陪嫁财货。此时汉武帝二十多岁，血气方刚。边吏出身、有长期边疆工作经历的大行令（司掌外交事务的官员）王恢对和亲提出反对意见。王恢认为：匈奴反复无常，和亲只能维系暂时和平，不出几年必再犯境。尽管如此，汉武帝仍然坚持此次和亲。

汉武帝经历东瓯之役的时候，内心深处已经有了一个“大有为”的理想。此时汉武帝虽然派人和亲，但实际已在谋划一劳永逸地解决匈奴问题。汉武帝对此早有计划，早在建元三年（前138年），汉武帝就已经派张骞出使大月氏，希望联合匈奴的敌人一同抗击匈奴。

建元六年，汉武帝任命素有边疆戍守经验的两位老将程不识、李广为东西宫卫尉，程不识任长乐卫尉，李广任未央卫尉。卫尉为九卿之一，负责统率卫士，司职皇帝身边的宫禁守卫。二人在皇帝身边侍卫，便于汉武帝进一步了解匈奴。次年，武帝任命李广为骁骑将军，驻扎云中；任命程不识为车骑将军，驻扎雁门。云中、雁门均处北边，二人职责为防备匈奴入侵。

此次和亲之后，王恢建议汉武帝对匈奴主动出击，并且在元光二年（前133年）提出一个很周密的计划。在汉匈边境上，一直活动着跟匈奴人做生意的商人，其中有一年长者叫聂壹（人称“聂翁壹”）。这个计划就是，由聂壹出面以贸易为名义，诱使匈奴单于来进攻汉朝边塞中心城市——马邑，待匈奴军队入塞后一举歼敌。

匈奴单于贪恋马邑城中的财宝和货物，听信了聂壹的话，率兵十万骑突入汉朝边境的武州塞（今山西大同附近，云冈石窟所在地）。此时，汉朝护军将军韩安国在马邑城外的山谷埋伏三十余万的军队，准备待匈奴单于深入此地后合围匈奴大军。

但是等匈奴大军进入汉朝的边塞，离马邑仅有一百里地的时候，匈奴单于发现大批牛羊散落在草原上，却没有一个放牧的人。于是，单于心生疑窦，就攻占了附近一个亭（小聚落单位），逮捕了雁门都尉下属的一个守亭小吏。单于从属吏口中得知汉朝在马邑附近准备伏击，不禁大惊，迅速率兵退走。这便是“马邑之谋”的全过程。

大行令王恢原计划在匈奴中计后负责出代郡进攻匈奴辎重，但伏击未成，又畏匈奴兵多，于是没有主动追击，导致这场大规模的伏击战彻底落空。汉武帝以王恢献计却未执行为由，将其诛杀。“自是之后，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汉书·匈奴传》）

“马邑之谋”虽然未能成功，却具有标志性意义：汉朝自“白登之围”之后，对匈奴始终是防守、妥协的姿态，而从“马邑之谋”开始，汉朝面对匈奴的姿态彻底转变，主动采取了攻势，全面的汉匈之战即将拉开帷幕。

“马邑之谋”之后五年间，虽然匈奴与汉朝上层统治者之间关系紧张，但匈奴民众生活上仍需汉朝的手工业品，汉人也同样需要匈奴的马、牲畜、皮革等，所以对于沿长城一带的普通百姓来说，匈奴与汉朝之间依然存在贸易往来。

元光六年（前129年），汉武帝即位第十二年，下定决心对匈奴展开出击，派出卫青、公孙贺、公孙敖、李广四将军出塞，主动进攻匈奴，史称“龙城之战”。将军卫青“出上谷，至龙城，得胡首虏七百人”，这是汉朝与匈奴作战的第一次标志性胜利。在此之前，匈奴人时常犯汉边郡，掠走无数百姓，甚至杀害太守，而卫青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将领，一次就斩获匈奴七百首级，且直捣龙城，标志着汉朝在与匈奴的战争中具备了战而胜之的能力，与以往的对战结局有霄壤之别。

此战，公孙贺出云中，一路上没有遇到匈奴的军队，无功而返。公孙敖出代郡，为匈奴所败，损兵折将七千人。李广出雁门，同样战败，被俘后半路逃回长安，此事迹可见《史记·李将军列传》。看到四位将军与匈奴的交战结果，汉武帝敏锐地发现卫青出类拔萃，能堪大用。

到了冬天，匈奴又报复性地以数千人侵扰北边各郡，尤以渔阳郡受侵扰最甚。次年，匈奴扩大入侵规模，以两万多人攻辽西郡，杀辽西太守，掳掠辽西百姓两千多人。匈奴人又击溃渔阳太守部，转侵雁门郡，掠杀千余人。也就是说，四将军击匈奴的军事行动，招致匈奴对汉朝整个北部边境线上各个防御据点的报复性侵扰。双方都箭在弦上，全面开战已不可避免。

有个问题，我一直存疑：在汉匈之战开始时，汉武帝以及整个汉朝的精英集团有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消耗巨大、旷日持久，汉朝将为之付出巨大政治代价的战争？

决战开始

汉匈之间全面开战已经不可避免，既然要打，那就要集中力量打到底。元朔元年（前128年），汉武帝派卫青率三万骑出雁门攻匈奴，此次出击斩获敌人数千。

元朔二年（前127年），卫青再次从云中出发，沿着阴山以南的黄河向西出击，从云中郡向西一直打到高阙塞，再从高阙迂回向南打到陇西，击溃匈奴的楼烦王、白羊王，收复河南地（秦末沦陷的黄河河套地区）。此役斩获匈奴首级数千，缴获羊上百万只。此战史称“河南之战”。

这一仗胜利之后，汉朝已经恢复了当年蒙恬北筑长城的边界线，“因河而为固”——以黄河和阴山作为汉朝和匈奴的边界。汉朝的首都长安原本缺乏战略纵深，直面盘踞河南地的匈奴威胁，很难抵御北面敌军的进攻。河南之战的重要意义在于，自秦末以来丢失了七八十年的河南地被汉朝收复，这种危险就解除了。

河南之战的胜利也是汉朝第一次从匈奴手中收复原有的疆土。汉武帝在河南地设置了朔方郡、五原郡。朔方郡治朔方，五原郡治九原，均在今内蒙古河套平原一带。汉武帝还移民十余万人到朔方、五原驻守边疆。

元朔三年（前126年），即河南之战次年，在位三十余年的匈奴老单于军臣单于去世，其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为单于，即伊稚斜单于。伊稚斜攻破军臣单于子於单，於单南逃降汉，被封为涉安侯，数月后病死。

伊稚斜在位十余年，恰值汉匈战略决战期。与汉军双璧卫青、霍去病鏖战十余年的伊稚斜，对于匈奴人来讲是一位英雄，继承了其祖辈的血性和勇武。伊稚斜在即位当年就率领数万骑兵侵入代郡，杀代郡太守，劫掠千余人；同年秋又犯雁门郡，再掠千余人。伊稚斜单于有着不逊色于先辈的凶狠，这也是其能与武帝君臣周旋十余年的原因。

元朔四年（前125年），伊稚斜又以三路各三万骑犯代郡、定襄、上郡，每郡杀掠数千人。匈奴右贤王（匈奴王庭坐北朝南，以东为左贤王，以西为右贤王）怨恨汉朝夺取河南地、筑朔方城，对朔方多次侵扰，杀掠官民颇多。然而匈奴不曾预料到，杀掠的星火一点，汉朝反攻匈奴的决心将成燎原之势。伊稚斜单于继位后，汉匈一决雌雄的态势愈发明晰，双方都已是不死不休。

元朔五年（前124年），汉武帝令车骑将军卫青领苏建、李沮、公孙贺、李蔡四将军，率军十余万出朔方郡高厥塞，奔袭右贤王部；同时派李息、张次公二将出右北平，牵制左贤王部。匈奴右贤王以为汉兵不能来，饮酒大醉，结果汉军出塞六七百里，连夜围困住匈奴右贤王。右贤王半夜被围，大惊，仓皇脱身逃走，部分精骑随其远遁；汉军俘虏右贤王所部军队、民众一万五千多人，裨将、小王十几人。此番出击之迅捷，将右贤王打得措手不及。当年秋天，匈奴再次攻入代郡，杀代郡都尉，劫掠千余人，以示报复。

元朔六年（前123年），汉武帝继续派卫青领公孙敖、公孙贺、赵信、苏建、李广、李沮六将军，率十余万骑两次北出定襄郡数百里，追击匈奴，前后诛杀匈奴军士一万九千余人。汉军损失两位将军、三千多骑兵。但卫青等将以损失三千多骑之代价，使得匈奴损失精锐军队一万九千多人，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胜仗。

元朔五年至元朔六年，汉武帝派卫青三次主动出击，统称“漠南之战”。战后，伊稚斜单于采纳汉军降将翕侯赵信之策，“益北绝幕，以诱罢汉兵，徼极而取之，毋近塞”，向北远撤，诱汉军疲敝后再击，不靠近边塞。匈奴对汉朝北境的侵扰不再如以往频繁，汉朝开始在汉匈战争中转向战略主动。

漠南之战中，一名十七八岁的青年将领脱颖而出。此人就是日后在草原叱咤风云的一代名将——剽姚校尉霍去病。

冠军侯

霍去病此人，身世很有意思。他的母亲是卫子夫、卫青的姐姐卫少儿。一次，一个叫霍仲孺的小官吏到平阳侯家服徭役，与卫少儿发生关系，于是就有了霍去病。霍去病从小就被卫家人养育。霍仲孺回到自己家中又娶妻生子，儿子就是昭、宣两朝的权臣霍光。因此，霍光是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弟弟，跟卫氏家族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

卫子夫为皇后，霍去病以卫皇后姊子的身份任侍中。漠南之战中，年轻的霍去病跟随舅舅卫青出征，卫青想试试外甥有无才能，给了他八百精锐骑兵，霍去病就以此八百人纵横草原，出大军数百里外，立下大功。此战后，汉武帝发现了霍去病的军事才能。根据《史记》记载，霍去病作为剽姚校尉，领八百骑兵斩首捕虏两千零二十八人，其中包括匈奴相国、当户，还斩杀了单于祖父辈的人物籍若侯产，俘获单于的叔父罗姑比。单论军功，此战霍去病独占鳌头。汉武帝为表彰霍去病之功，以二千五百户封霍去病为冠军侯。显然这里的冠军不是地名，乃特别褒奖之意。

卫青在河南、漠南两战之后，军功已冠绝朝野。汉武帝为防其功高震主，需要一个新锐的统帅来继续推进对匈作战。霍去病用兵之道飘忽灵动，或能改变传统的战法，给汉匈之战提供一个新的契机。

元狩二年（前121年）春，皇帝任命霍去病为骠骑将军，率一万多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斩获匈奴首级八千余，缴获休屠王的祭天金人。霍去病的进攻方向是从陇西出，自东南往西北方向推进。同年夏，霍去病又出陇西、北地郡，长途奔袭两千里，自正北方向绕过居延泽，迂回进攻祁连山。此时匈奴人正在汉朝的代郡、雁门郡杀掠，霍去病则南北夹击，对匈奴人在河西走廊上的据点进行猛烈的攻击。此战，霍去病斩获匈奴首级三万余。这一系列战事结束之时，匈奴人的势力已经被驱逐出河西走廊了。此即“河西之战”。

放眼整个中国古代军事史，河西之战都称得上是经典战例。霍去病部士兵不携带大批辎重，充分利用轻骑兵的高机动性，在很短的时间内，以闪电战的方式寻找并击溃敌军，之后在敌军营地获得补给，休整完毕后继续快速奔袭。《汉书·卫青霍去病传》中说霍去病“取食于敌”，指的就是从敌人营地获取辎重。武侠小说中常言“天下功夫唯快不破”，战争中实际上也是如此。兵贵神速，霍去病的闪电战法和舅舅卫青那种稳扎稳打、步步推进的打法是有区别的，有鲜明的个人特色。

河西之战结束后，汉匈之间的整体局势就发生了变化。河南之战，汉朝收复河南地，长安北面的危机解除。漠南之战，卫青逐右贤王以断匈奴右臂，匈奴被截成两段。河西走廊原本也不是匈奴的土地，本来生活在这里的是月氏人、乌孙人。由于匈奴抢占河西走廊的土地，月氏、乌孙被迫向西迁徙，乌孙人迁到如今新疆伊犁一带。而河西之战，霍去病清除了河西走廊的匈奴势力，自黄河以西一直到河西走廊南边的祁连山下，再也没有匈奴人的据点了，汉朝关中地区西部的危机解除了。过去的汉朝，长安以西、以北，两面都有匈奴势力，可以说腹背受敌。河西之战结束后，彻底解除了汉朝都城长安所受的威胁。

此战结束后，匈奴人也颇显落寞。民歌云：“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汉书·匈奴传上》载：“于是汉已得昆邪，则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汉武帝把关东的百姓迁到这些地方，北部边疆的戍卒也可以减少了。过去要在长城沿线各塞驻扎戍卒，从内地征百姓去守卫，现在这些地方已成汉土，将百姓迁移到这些地方定居，就可以为汉朝守卫边疆。攻占河西走廊之后不久，汉朝在此设置河西四郡，自黄河上游往西北，依次为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河西四郡的中心城市就在武威郡的姑臧县，该地又被称为凉州（汉代凉州刺史的驻地）。

凉州之地，在两千多年前，尤其是东汉以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直是保存中原文化的重要据点。凉州城的规制仿照汉洛阳城，后世北魏建设都城之时，亦参考凉州、建康和洛阳旧城的规制布局。西晋末永嘉之乱时，长安有歌谣：“秦川中，血没腕，惟有凉州倚柱观。”（《晋书·张轨传》）关中百姓饱受战乱，凉州百姓却可以暂时远离战争，坐看天下变化，史称“崎岖僻陋，无忘本朝”。谁也不曾想到，汉武帝一场开疆拓土的对外征战，为后世中华文明在西北边陲留下了一支孤单的血脉。

河西之战后，汉匈双方都明白，最后的决战就要到来了。到了要彻底清算的时候。

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派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各率领五万骑兵，带着官、私马十四万匹，分两路出塞击匈奴：卫青出定襄，霍去病出代郡，“咸约绝幕击匈奴”（《汉书·匈奴传》）。此战目的，就是寻找到匈奴军队的主力，并一举歼灭之。汉武帝重点提拔霍去病，在得知匈奴主力部队和王庭位置时，还特意让卫青和霍去病调换了行军路线。出塞千余里后，匈奴单于听信赵信的谋划：“汉兵既度幕，人马罢，匈奴可坐收虏耳。乃悉远北其辎重，皆以精兵待幕北。”（《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意思是：把辎重运到后方，将精锐军队安置在大漠以北的高原上，以逸待劳，准备迎战汉军。

卫青的战法同样有特色。卫青以武刚车（一种带甲的战车）围成一个环，将主力军队护在其中，然后派出精锐骑兵向匈奴军队发起正面冲击。这样鏖战了一天时间，时至傍晚，草原上起风沙，能见度降低。卫青便令两翼骑兵从左右合围单于。单于自忖已经打不赢汉军了，悄悄带着数百精壮骑兵从汉军西北角突围遁走。卫青部追击匈奴军队，一直追到窴颜山赵信城，把单于的粮草辎重或搬走或焚毁，斩杀俘虏敌军共计一万九千余人。此前漠南之战，右贤王被卫青击溃，这次则是单于被卫青击败远遁。当然，也就是这一战，前将军李广因失道贻误战机，自杀身亡。

原本预定要进攻单于部的霍去病，出代郡两千余里却没有遭遇单于，反而遭遇匈奴左贤王部。匈奴军队在霍去病军面前不堪一击，左贤王部将领皆遁走，霍去病一战斩首、俘虏匈奴共计七万余人。这七万人不仅包括老百姓，还包括匈奴左贤王部的主力军队。霍去病登临瀚海，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振旅而还。

自开国至卫青和霍去病出塞，汉朝对匈奴从未有此大胜。此即“漠北之战”。《史记·匈奴列传》载：“是后匈奴远遁，而幕（漠）南无王庭。”漠北之战结束后，黄河以北、大漠之南，再也没有匈奴的势力了。此后，汉朝从朔方一直到令居，可以开沟渠、置屯田，汉朝逐渐和西域联通往来，这都是漠北之战带来的影响。

每每读史书至此，都会感慨万千，不禁垂泪。卫青和霍去病出征之时，长城边上的守关官吏清查出塞官、私马，一共十四万匹，可此战结束，班师回朝，进长城的马匹不足三万。可以说，汉朝为了打赢汉匈战争，马匹作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基本上已经消耗殆尽。从此以后，汉朝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再主动进攻匈奴，双方再次回归相对和平的状态。

漠北之战结束后两年，也就是元狩六年（前117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去世，年仅二十四岁。《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有这样一段关于霍去病的记述：

骠骑将军为人少言不泄，有气敢任。天子尝欲教之孙吴兵法，对曰：“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天子为治第，令骠骑视之，对曰：“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由此上益重爱之。然少而侍中，贵，不省士。其从军，天子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尚穿域蹋鞠。事多此类。

我们不苛责古人。一位少年，因缘际会立下不世功业，既为时势所成就，亦因天资禀赋，堪称一代神将。霍去病的谥号是冠军景桓侯，根据《谥法》：“布义行刚曰景，辟土服远曰桓。”景桓是兼具“武”与“广地”之意的美誉。

胡汉异势

“漠北之战”时，霍去病正值“弱冠之年”。用今天的话语来说，此战是其最为完美的“毕业设计”。

就在霍去病去世之后三年，即元鼎三年（前114年），伊稚斜单于也死了。伊稚斜单于在位的十三年，恰是汉匈决战的十三年。也正是这十三年间，汉朝跟匈奴的关系最终实现了易置。

自开国以来，匈奴一直是汉朝的心腹之患。卫青和霍去病统率汉朝军队持续作战十余年，经历河南、漠南、河西和漠北四次大规模战役，汉匈形势已经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所谓“攻守之势异也”。

元封元年（前110年）冬十月，汉武帝昭告天下：“南越、东瓯咸伏其辜，西蛮、北夷颇未辑睦。朕将巡边垂，择兵振旅，躬秉武节，置十二部将军，亲帅师焉。”他亲率大军巡北边：自云阳北上，历上郡、西河、五原诸郡，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余里，威震匈奴。汉武帝在长城边举行盛大的阅兵礼，这场塞上大阅兵，是对汉匈之战胜利的初步宣示，也是匈奴作为草原族群由盛转衰的重要标志。

霍去病去世之后十一年，即元封五年（前106年），卫青病故。帝国双璧相继离世，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汉朝跟匈奴再无大规模战事，关系总体趋于平稳。一方面，旷日持久的战争使得汉朝没有力量组织更大规模的进攻；另一方面，匈奴国力衰弱，虽不时扰边，却难改大局。且匈奴因单于更替频繁，失去了真正有号召力的权威。

太初四年（前101年），匈奴新单于即位，即且鞮侯单于。此时，汉朝征伐大宛，威震外国，汉武帝意欲再次震慑匈奴，乃下诏曰：“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雠，《春秋》大之。”且鞮侯单于刚刚即位，害怕汉朝发动大规模进攻，“尽归汉使之不降者路充国等于汉”。且鞮侯单于竟然对汉朝的使者说：“我儿子，安敢望汉天子，汉天子，我丈人行也。”（《汉书·匈奴传》）大意是，汉朝天子已经是我的父亲一辈的人了，我没有怨恨（望）他的意思了。

汉匈之战的主要起因是匈奴对汉朝不断侵扰，然而这又与其游牧民族的特性密不可分。为了打赢这场战争，汉朝倾举国之力，进行了一场保家卫国的战争。如若不胜，汉朝的国运极有可能发生转折，中华民族的命运也会与今天大不相同。

但战争是残酷的，尤其是对于双方百姓都是灾难性的。汉武帝晚年与匈奴重开战火，使得本已经被摧残到濒临破产的普通百姓的处境雪上加霜。按照西汉中后期的说法，汉武帝时代因为兴作太盛、征发太繁，编户齐民的数量减半，代价可以说相当惨重。这也对后世有着相当大的启示。

汉宣帝时代，长信少府夏侯胜曾明确反对为汉武帝设立“庙乐”，他在奏议中说：“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汉书·夏侯胜传》）这是当时的文教精英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战争创伤，记忆深刻。

在农耕时代，战争的伤害到底有多大？

西汉末年，王莽欲对匈奴开战，有对匈作战经验的大臣严尤给他算了一笔账：假设一名士卒出征三百天，要带十八斛的粮食，人力不能胜任，必须用牛运粮。一头牛运粮三百天，自身就要耗费二十斛粮食，需要运输的粮食重量因此增加。匈奴地界，多戈壁盐碱，很少有水草丰美之地。出征不到一百天，牛大概率要死在塞外，剩的粮食或许还很多，单凭人力背不动，只能丢弃。

一头牛，数十斛粮食，可能就是一名士兵的大部分财产。汉朝人如此形容汉匈之战：成年男性在前线浴血奋战，妇女儿童在后方源源不断地运输粮饷到边疆，天下为之骚动。因此，汉匈之战的胜利，实则是惨胜，汉朝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为代价，换回了这场胜利。

汉匈之战的意义虽重大，但后世历代统治者也从中吸取了教训：发动战争时，要考虑到生产力并不发达的农业社会是否足以支撑，是否会伤害百姓，社会承载的临界点在哪。历史评价不在“为”与“不为”，而在这两者之间的度该如何把握，“过犹不及”的古训当时刻提醒人们，“从容中道”何其难也。

最后，汉匈之战后，中国的疆域版图发生巨大变化，以长城为北境的农耕区通过河西走廊，连通西域地区。而这个版图也成为后世中原王朝的常规版图。汉宣帝时代，老将赵充国（汉武帝时代曾随从贰师将军李广利击匈奴）说：“窃见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数千人，虏数大众攻之而不能害。”（《汉书·赵充国传》）东起辽东，西至敦煌的北部边境线，成了后世中原王朝固守的国界线。

我常说，秦汉帝国为古代中国封建王朝奠定了一个基本框架。“居中驭外”的基本格局，便是在汉武帝时代定型的。

清代人王昙（字仲瞿，浙江秀水人，乾隆末举人）有一组《汉武帝茂陵》诗，他对汉武帝的功业是歌颂和支持的，其中第三首写道：

西域河沙古未开，牦牛徼堠接轮台。

扫空瀚海长城外，断得匈奴右臂来。

和议终非中国计，穷兵才是帝王才。

守文弱主书生见，难与英雄靖九垓。

前四句固然是歌颂功业，而后四句是确评还是反讽呢？毕竟《礼记·学记》中言：“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汉武帝的功业是否“难以为继”，值得深思。

值得注意的是，汉匈战争期间，汉朝为了打赢这场战争，在经济政策上多有调整应变，以填补对外战争带来的巨大财政赤字。

（本文摘自武黎嵩著《转轨：汉武帝和他的大变革时代》，天地出版社，2026年4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