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自己看到新东西再说”
——茅盾论文学批评家职责的当代启示
作者:王卫平(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今年是文学巨匠茅盾诞辰130周年。重温他的作品,研究他的创作理念对今天的文艺发展大有裨益。他不仅是大作家,而且是大批评家。他的批评文字总量上超过他的创作。以黄山书社2014年出版的《茅盾全集》为例,“中国文论”达10卷,“外国文论”也有5卷,外加中外神话研究1卷,超过600万字。这是中国现当代任何一个其他作家、批评家都难以比拟的。鲁迅曾说过:“批评家能兼创作的人,向来是很少的。”茅盾就是“很少”中的一个。在他的文学批评中,作家论、作品论、现象论占绝大多数,与之相比,论批评家则并不多,因此容易被忽略。但就在这为数不多的文字中,却隐含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当代启示。
光明日报上刊发的茅盾关于杨沫《青春之歌》。
1938年,茅盾在《抗战文艺》上发表《论加强批评工作》,就谈到批评家的任务在于说明“如何”和“为什么”的问题,从而“使作家不但明白了什么是不必要写,并且还知道了什么是必须写以及怎样写”。在他看来,“加强批评工作,必先充实批评家本身的‘内容’”。他觉得“倒不是批评家说得太少,而是抓住了对象来说切实的话太少”。这也是当今文学批评领域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因此,要多说切实的话,少说甚至不说空话、套话、大话、阿谀奉承的话,这样文学批评才能有公信力。
1953年,在《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中,茅盾明确提出“批评工作不仅是帮助作家,尤其是教育读者”。这是批评家两大任务的精准表达。他认为:“判断力还不强的青年读者常常把批评的文章作为他们读作品的指导。我们的批评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是很大的,对于这些青年群众的教育、指导,批评家是负有重大责任的。”
光明日报上刊发的姚雪垠《李自成》的评论和书信。
过了10年,他再度论及批评家的任务,“不但要帮助读者,同时还要帮助作家。帮助读者是要使读者对一些作品,从思想上艺术上更加了解;帮助作家就是对作品除了从思想性艺术性方面指出优点外,还要指出不够的地方,使作家得到帮助”。今天的文学批评场域,有的批评家对作家和作品往往更多的是顺情说好话,甚至吹捧,常常不肯指出缺点,这正是有识之士不满当今文学批评的原因。
茅盾要求批评家要打好基本功。在他看来,文学批评工作者要把前人的智慧的结晶吸收过来,这是可以从书本上学到的。1963年在《关于创作和评论问题》中,他具体列举了应该学习的12个项目,包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及世界哲学史、中国历史、世界历史、现代世界工人运动史、现代世界民族革命史、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各派的美学、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文学史、世界文学史或世界主要国家的文学史、中外古今的文学名著等,就名著特别注明“我们假定三百种”。实际上是为批评家开列的阅读书目,不能不折服他的眼光和视野,这在今天同样适用。
茅盾对批评家基本功的要求具有现实意义,他说如果没有这些基本功,要想写好评论是困难的。特别是他开列的阅读书目,涵盖古今中外的文学、史学、哲学、艺术等,这是他结合自己从事文学批评的经历而得出的经验,实际上是要培养“通才型”“全才型”的批评家。如今,作家的学历层次、知识水准更高了,大都受过高等教育,具有良好的文学功底。这对批评家提出更高的要求,甚至是严峻的挑战。今天的文学生态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需要高屋建瓴式的批评家。
在1936年发表的《需要脚踏实地的批评家》一文中,茅盾提出不仅作家需要向生活学习,批评家也应当向生活学习。他指出:“一个批评家对于一篇作品里所描写的生活如果不熟悉,那他就免不了误解,主观,以及隔靴搔痒。他的批评将不是‘指导’而是‘押宝’。”他期待“脚踏实地的、向生活学习的批评家”。在《论加强批评工作》中他还指出:“批评家劝作家不要写自己不熟悉的事,也该自劝不要批评自己所不熟悉的事。”这是真知灼见。一个批评家的社会生活知识不能少于作家,相反还要比作家要更系统,这样才能给予作家更有效的帮助。
茅盾认为作家要深入生活,批评家也要深入生活,虽然不需要像作家那样在一个地方蹲上二三年,但是每年拿出二三个月时间体验生活还是必要的。这在今天也特别值得提倡,也应该提倡,有利于提升文学批评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当今的文学批评家要深入生活的第一线,也需要深入作家创作的第一线,把握当下文学创作的发展和最新动态,避免概念和理论的空转。这一点已经被不少批评家认识到,这是令人欣喜的。但对于前者似乎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认识上不去,行动就必然滞后。
在《关于创作和评论问题》中,茅盾要求批评家有自己独立的品德、风格和定力。他指出:“评论家不要受群众的一时热情(用上海话讲就是一股‘风’)的影响。”“评论家要极力避免人家说什么话你也说什么话的做法。”“要避免人云亦云,一定要自己看到新东西再说。”“要顶得住。”这是一个批评家重要的品格,茅盾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反思当下的文学批评,为什么很多人不满意?其中,不敢直面问题,不敢讲真话,不敢争鸣和商榷恐怕是主要原因。这可以说是批评家要长期面对的问题。它首先是品德、境界、修养、人格的问题,其次也是技术、技巧、水平和能力的问题。
早在1933年,茅盾就指出:“近来兴起了许多‘新兴’的批评家,但他们大都不屑躬亲小事,他们喜欢找大目标来做批评的对象。”他不赞成一味“抓大放小”,希望批评家不怕辛苦,要对文艺性期刊进行“鸟瞰式”的批评,因为这对读者有益,同时也检验着批评家的“眼力”。
总之,今天重温茅盾对批评家的论述,会发现许多有价值的内容,这对于当下具有深刻而多方面的启示意义。
《光明日报》(2026年06月10日 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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