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扬子晚报

“在当代中国教育题材写作里，余一鸣已经是绕不开的名字。”这是中国作协副主席、江苏省作协主席毕飞宇对余一鸣小说作出的评价。近年来，余一鸣在长中短篇小说领域齐发力，《愤怒的小鸟》《种桃种李种春风》《慌张》等佳作层出不穷，屡获重要文学奖项。5月23日，“文学苏军新关注：余一鸣教育题材小说研讨会”在南京举行，来自省内外的学者汇聚一堂，从作家作品、教育题材文学史等不同角度，为余一鸣及其作品校准文学“坐标”。

一

余一鸣现已从南京外国语学校退休，专事写作。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曾自陈，读高中时得过县作文竞赛一等奖，上大学时选择了苏州大学中文系，“那时中文系的学生人人写小说，自认为我应该成为年级同学中第一个发表小说的人”，这成为他开始小说创作的动力。

大学毕业后，余一鸣先后在农村中学、县中、南外担任教师。50岁时，已是南京市学科带头人的他转向小说创作，《愤怒的小鸟》，一出手便一鸣惊人，获得人民文学奖，随后佳作不断。余一鸣强调，他虽然是在50岁才转向小说创作，但此前多年的教学和阅读经历为他打下了坚实基础。“灵感来源于生活”，作为一名教师，他的作品更多地呈现教育问题，这成为他的个人创作特色。余一鸣在研讨会上的发言朴素而坦诚，他称自己从高淳乡下中学起步，经过县中，最终调入南京外国语学校，见证了从乡村到县城再到省城中国基层教育的全部空间。正因如此，他对中学教育的各个阶段都非常熟悉。

历年来，他的教育题材小说先后获得紫金山文学奖中篇小说奖、高晓声文学奖中篇小说奖、人民文学奖长篇小说奖和《钟山》文学奖中短篇小说奖等重要奖项。

“文学苏军新关注：余一鸣教育题材小说研讨会”就是在余一鸣频频得奖的基础之上举办的。江苏省作协副主席丁捷在致辞中表示，余一鸣有着40年一线教育从业经历，对当代教育生态与困境有着真切的体验和深刻的洞察。他以教育为切入点，创作多部作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育题材创作的体系，既不回避教育领域的实际问题，也始终饱含着对教育初心的温情的追求，为我们呈现了一份鲜活生动的当代中国教育生态报告。

丁捷认为，余一鸣小说是在场性和真实性的有机统一，它直面教育领域的现实问题，深入探讨教育评价体系，教师生命状态，教育本质等核心意义，既细腻刻画了教育者的内心世界与职业坚守，也关注着教育生态中各类群体的困境与诉求。

二

“教育题材小说”，这个赛道特色鲜明。若将余一鸣置于百年中国文学的教育题材书写谱系中加以审视，余一鸣及其作品的“坐标”将在何处？

这是多位与会学者的观察角度。

山西大学王春林教授率先从文学史脉络出发，将余一鸣与新时期文学的开篇之作，刘心武的《班主任》联系起来。他指出，中学教育书写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着特殊的位置，但《班主任》之后，专注于中学教育题材的优秀作家屈指可数。“从这个角度而言，余一鸣可以说是在教育题材领域、在中学教育书写方面带有标志性的作家”。

省作协副主席、南京师范大学何平教授则将这一谱系追溯到更早。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教育题材书写可以上溯至五四新文学时期。叶圣陶的《潘先生在难中》《倪焕之》等作品，专注中学教育问题，“从五四新文学角度来看，余一鸣是能够接驳得上这条问题小说的传统的”。

上海交通大学何言宏教授则从批判现实主义的角度定位余一鸣的创作。他认为余一鸣以教育题材小说深刻批判和反思了“绩优主义”及其变体“考核文化”对社会各阶层造成的普遍性困境。余一鸣对教育生态中教师、学生、家长三方命运的全息式透视，使他成为叶圣陶、刘心武之后中国教育题材文学谱系中最重要的继承者与发展者。

在当代文坛，教育题材并非无人问津，但大多数写作者浅尝辄止，转向其他主题；或在其他写作领域，偶有涉及。余一鸣这样持续以中学教育题材为中心的写作，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几乎是一个“孤例”。

与会学者注意到余一鸣小说中的现实批判色彩，山西大学教授王春林甚至将余一鸣的小说称为“批判现实主义的教育题材小说”。在“小学家长举报复旦大学副教授”“‘哈哈姐’不满小组被打低分，大笑走出教室”等新闻屡见不鲜的当下，余一鸣的教育题材小说的意义得以凸显。他以细腻的笔触、深刻的洞察，记录着教育领域的变革与阵痛，唤醒着人们对教育本质的思考。在研讨会上，多位在高校任职的学者也在反思，“是我们和时代脱节太狠了，还是孩子们和这个时代太不合拍了”？

三

“大多数作家写教育，靠回忆，靠想象，靠资料，靠道听途说，是站在外面往里看。余一鸣不用。他就在里面。”毕飞宇认为，余一鸣小说的核心品质在于真实——不美化、不夸张、不极端，老老实实把日常写出来、把矛盾写出来、把无奈写出来，这正是他在文学史坐标上不可替代的根本原因。

“在里面”，是余一鸣写作时的“坐标”。“在里面”让他具备了“在地性”，使余一鸣的写作具有了一种类似“临床诊断”的性质。“他能够看到很多病例”。这种“身在局中”的复杂立场，被何平教授凝练地概括为“命运共同体写作”。他强调，余一鸣不是在中学之外拿手术刀的解剖者，而是中学教育内部的命运共同体成员，“一个人对他批判的对象进行批判时很容易扭曲，即他把自己认为我不属于我批判的对象，这是非常可怕的。但余一鸣是作为命运共同体来观察中学、来写中学的。”在他看来，正因余一鸣置身其中，他的批判才始终饱含理解与体恤。

张堂会教授认为，余一鸣的教师身份决定了其小说创作的独特性，“在场性”提供了经验厚度，而批判精神则将经验提炼为思想，“这种批判性更多是带有一种鲜明的底层立场”，使得他的小说成为“对社会教育病相的病理学报告”。

《清明》杂志编辑曾歌也强调，余一鸣小说之所以令人震动，正是因为他是从内部“介入”教育现场，这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介入现场”的欲望和能力，恰恰是当下许多写作所缺失的东西。

余一鸣在最后发言中透露，刚刚完成一篇32万字长篇小说，同样是一部教育题材小说。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臧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