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光彦

退休工人老王头发秃落，背脊佝偻，身体臃肿，还患上了“三高”。退休后，老王选择回农村生活。

作为从农村走出的城里人，退休工资是老王唯一能炫耀的资本。工资不算高，每月两千多元，在城里勉强够日常开销。

老王双亲早已过世，上面有三个哥哥，住得都不远。进城后逢节日，他回农村一住就是好几天，走时还会带回一些地里的新鲜蔬菜、圈里的鸡鸭和塘里的鱼虾。时间久了，嫂嫂们不乐意了，垮起个脸说：“还是拿工资的退休工人呢！”

三个嫂嫂不高兴，也是有原因的。

当年老王还是小王时，“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父母拿出种地攒下的全部家当，为幺儿买了城镇户口，让只有初中文化的老王从“野鸡”变“凤凰”，成了城里人。有了城镇户口这张珍贵的“入场券”，又七弯八绕地找了远房亲戚帮忙，老王才得以招工进入了国营工厂。在那个满大街都传唱《咱们工人有力量》的年代，他住进了厂里分配的宿舍，吃上了计划经济的供应粮，加入了骑自行车、穿工作服的上班族行列，在农村人眼里鹤立鸡群，被人嫉妒。

哥嫂们记得，那些年他们拖家带口去城里串门，总会遭到老王和媳妇的嫌弃：“农村人生活习惯不好，身上总有股味儿！”“拿些不值钱的土货，城里啥买不到，弄得满屋脏兮兮的。”

“想当年，老幺好神气哟，连衣裳角角都能‘扇’到人！”如今，哥嫂们常撇着嘴，背地里嘀咕。

因此，嫂嫂们的心中有了积怨。

一缕斜阳照进窗台，给原本阴暗窄小的房间添了点点光亮。这套两居室，是老王二十年前用下岗买断的那笔钱买的，装修和陈设如今都已破旧，卫生间墙面因长期泡水大面积脱落。老王歪着脑袋，“叭嗒叭嗒”抽着烟说：“目前哪有心思管这些，将就住呗。”儿子谈了女朋友，快五年了，每次说到结婚，话到嘴边又咽回去——家里哪有闲钱给儿子置办婚房呢？

老王心里清楚，这些年他过得并不好。

20世纪90年代末的下岗潮中，老王所在的工厂因长期亏损被迫改制，已过不惑之年的他成了第一批被裁的员工。下岗那天晚上，他拿出一瓶舍不得喝的好酒，一饮而尽——好日子到头了。

多年在保卫科的闲适工作，让老王手不能提、肩不能扛，再加上一无学历、二无技术，再就业变得异常艰难。有些下岗工友摆早餐摊、做蔬菜批发，当起了小摊小贩，可老王吃不了那份苦。他习惯了每天太阳晒屁股才起床、天黑后喝杯小酒再睡觉的日子，他打死都不愿干那些行当。

可妻子每天的埋怨、儿子上学的学费，还有等米下锅的现状，让老王不得不屈服。他决定厚着脸皮托人找事做。原保卫科科长看他家确实困难，给他介绍了一份私营企业看大门的工作。工种没变，但私营企业规矩比原单位多，老王别无选择，只能咬咬牙干下去。

工资微薄，可好歹有班上，还能继续交养老保险，意味着养老有了保障，老王又心安理得起来。

又熬了十来年，好不容易把儿子拉扯大，自己也快到退休年纪，可儿子找工作、结婚等一连串问题接踵而至。

老王的三个哥哥，当年都去了外地打工。因为能吃苦，老大从建筑工人做起，后来成了包工头；老二、老三当厨师，后来也都开了餐馆。他们的腰包渐渐鼓起来，不仅在城里给子女买了电梯房，还回农村盖起了小洋楼，过上了“田园式”的养老生活。

想到这里，老王心里五味杂陈，酸楚和苦涩涌上心头。再想到儿子结婚买房，以及自己每天一睁眼就要面对的柴米油盐，他顿感压力山大。思前想后，老王和媳妇商量出一个自认为两全其美的办法：搬回农村生活！

老王重新回到了农村，以每月五百元的租金，在哥哥的小洋楼里租下一套房。闲暇时种种菜、养养鱼，隔三岔五还能拿到城里卖些钱——他知道，吃惯了大棚蔬菜和饲料家禽的城里人，青睐这些“土货”。他还凑了点钱，把城里的老房子翻新了一番，作为儿子的婚房，准备年底就让儿子完婚。

如今，老王过上了田园式的养老生活。田间的劳作不仅让他体重减轻，“三高”症状也有了明显改善，心情更愉悦了许多。他觉得，自己的退休生活，才是真正幸福的模样。

（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