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观新闻）

一直以来，人们对于“启蒙运动”的印象大多源于初高中历史课本，脑中的想象世界是一幕幕灿烂的虚幻图景：新兴思想家们奋笔疾书，批判蒙昧主义，歌颂理性思考，其言论甫一付梓立刻引发轰动，大多数人顿时豁然开朗，思想从此解放。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真正该被置于时代聚光灯下的不是启蒙时代的作者与他们的思想观念，而是书籍本身、印刷业以及普通民众。《书写启蒙：改变欧洲的十二部经典》一书便为我们揭开了启蒙运动的全新面目。

该书被誉为启蒙运动的最佳入门读物，它明确指出启蒙运动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它大胆自由的新思想，而在于当时围绕着整个图书行业产生的新机构。正是那些隐匿于厚重史册之下的微小存在——书商、出版商、印刷工乃至盗版书贩们，才让那些启迪心智的字句得以在欧洲和整个殖民世界里传播。

本书作者加里·凯茨是专攻欧洲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史的著名历史学家，曾荣获美国历史学会颁发的南希·莱曼·罗尔克导师奖，该奖只颁发给那些教育方式足以改变学生人生的历史教师。在书中，他一扫佶屈聱牙的学者习气，如一位耐心的老师，把启蒙运动从固有观念的“科学理性主义”“思想贤哲”等僵化刻板的简单概括中解放出来，将精彩的图书史娓娓道来。

《书写启蒙：改变欧洲的十二部经典》，[美]加里·凯茨 著，杨春丽、郑启宁 译，译林出版社2025年出版

大众为王：喧嚣扰攘的18世纪图书市场

出乎意料的是，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孟德斯鸠、卢梭和休谟等启蒙名家在当时根本不是最受欢迎的畅销书作者。

世人往往将思想家们高估为洛阳纸贵的文化巨星，但其实低俗文学的流行往往让这些启蒙书籍相形见绌。在18世纪，欧洲的阅读群体之壮大堪称前所未有，仆人、车夫、看门人和女仆都乐于阅读，市面上的图书多达22000种，纸质书只属于学者的时代已然一去不复返了。书籍就像当季流行的服装或发式，廉价印刷品和小册子纷至沓来，普通人当然更愿意津津有味地品读宫廷贵妇的风流韵事，而非对法国君主政体的专业探讨。这其实很易于理解——无论在哪个时代，卖得最好的书很难是学术读物。根据现代学者对书商订购书目的研究，当时的意大利神父都曾秘密订购过许多低俗禁书，说明启蒙时代人们的阅读领域远远超出了哲学作品的严肃范畴。甚至相较之下，罗马史都算是人见人爱的读物了。苏格兰启蒙运动哲学家大卫·休谟就认为《国富论》需要读者思考的东西太多，因此远远不如《罗马帝国衰亡史》那样受欢迎。

不仅是普及度问题，启蒙书籍在影响力方面也不尽如人意。在法国大革命前，大名鼎鼎的《国富论》《论法的精神》等书对欧洲公众产生的直接影响微乎其微。《国富论》全书总共有五部，《论法的精神》更是高达31卷，如此连章累牍，其思想就不可能直接为普通人所吸纳。不过，即使人们不阅读原著，启蒙思想也能耳濡目染地渗入社会的土壤，从精英圈层的沙龙，到报纸论战与咖啡馆谈话，再到简单明了的口号和酝酿中的革命风暴……大革命之后，启蒙书籍才摇身一变，被迅速经典化和制度化。阅读这些书的人或许并未改变，只是这些书的地位已经悄然改变了。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首版扉页

启蒙的弄潮儿：女性

无论是在写作、出版，还是科学领域，女性都是全身心投入启蒙浪潮的开路先锋。

启蒙时代的女性是作者、是读者，亦是出版商。18世纪的路易斯·迪潘虽声名不著，却是一位独具见地的作家和评论家，还曾指导过年轻的卢梭。她著有女性哲学史作品《关于女性的著作》，猛烈抨击过孟德斯鸠思想的局限性。孟德斯鸠认为专制统治下的女性遭受虐待是自然而然的事，因此无需费力试图改善她们的处境；路易斯却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说法只会让欧洲读者对身边女性的“较高”地位感到自鸣得意，无益于女性境况的改善。

当时的女性所拥有的图书馆藏书量和男性并没有差别。腓特烈大帝的姐姐收藏了4000卷图书，其中包括许多启蒙经典著作；英国乡下有女性主动组织的全女读书俱乐部“脂粉文学社”，她们每年都会在固定地点聚会和辩论。这让人想起在同时代的清朝江南地区，有着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诗社“蕉园诗社”。

在丈夫死后，女性还可以全盘接管出版公司。著名的《波斯人信札》的首位出版商苏珊·德科就是这样获得了独立经营权。她识见高远，眼光超群，没有像当时的大部分人一样把这部手稿看作是一部小说，而是认为它是对宗教的无情鞭挞和对法国君主制的讽刺抨击，果断决定要冒着风险把它套在虚拟的出版社和出版人名下发行。

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首版扉页

天花疫苗是启蒙运动为欧洲带来的最伟大礼物之一，而这股公共卫生领域的科学新风无疑是由女性吹来的。在《哲学通信》中，伏尔泰详细记录了推广种痘的先驱、英国贵族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的事迹。玛丽曾罹患天花，哥哥更是因此丧命。因此，当她观察到土耳其人的种痘做法时，毫不犹豫地让儿子也接种痘苗，以此为实例说服了未来的英国女王卡罗琳。卡罗琳以身作则，推广种痘，因而拯救了无数生命。对此，伏尔泰颇受震动，并在此之后通过书信成功说服了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大帝接种疫苗。直至19世纪初，已有200万俄罗斯人效法叶卡捷琳娜大帝接种了痘苗，其影响之深远可见一斑。

为了出版的斗争：书商、政府和宗教的角抵

启蒙，简而言之就是用知识改善自身生活条件，但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却常常为了书籍出版铤而走险，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这无疑与“改善”背道而驰。

在18世纪，绝大部分的启蒙书籍都是在法国以外的地区印刷、销售的，因为凡是批评政治和宗教的图书，任何人在法国都没有合法出版的自由，就连孟德斯鸠这样的贵族也不例外。为了能顺利出版《波斯人信札》，孟德斯鸠挖空心思，不仅使用化名，还运作该书在国外首先出版。直至他去世，这本书都没能在法国获得合法地位，不仅销售它的书店会被查封，甚至西班牙大使都因购买了十本《信札》而遭到逮捕。

伏尔泰的《哲学通信》的命运也磨难重重。尽管在前期审查时伏尔泰极尽谨小慎微之能事，但该书还是被禁了，出版商当即被投入巴士底狱，伏尔泰也险些被捕，不得不孤身越过边境苟且躲藏，在担忧中缠绵病榻。法国最高法院决定将《哲学通信》焚烧殆尽，但其实许多法官书房里就有这本书；显然，这种书籍禁令只是煽动了人们对这本书地下版本的强烈追捧。面对法庭，伏尔泰表面低声下气，辩解这书只是被他人贸然出版的私人书信；但背地里，他苦心谋划，主动在其他地方盗版自己的书，同时监督出版了三个版本的《哲学通信》：一个在伦敦出版，却谎称出版地是巴塞尔；另一个在鲁昂出版，谎称出版地是阿姆斯特丹；第三个版本在巴黎出版，却谎称出版地也是阿姆斯特丹。

卢梭《爱弥儿》的扉页

启蒙思想家们为了出版著作如此千方百计，甚至不惜主动“盗版”自己，这种近乎疯狂的执着之举，以单纯的名利驱动很难解释。他们不惧反对者抗议的狂风暴雨，不畏法律的围追堵截，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们相信自己是不带任何偏见与桎梏的人，是能用笔尖改变世界的人。

300多年前，启蒙思想如何诞生？它并非源自某个天才的头脑，而是分娩于油墨、印刷机和小册子中。读者、作者与出版社共同创造了启蒙运动的历史，此等胜景只可能发生在18世纪，因为那是一个阅读无处不在的奇迹时代：“现在，每个人都阅读，什么内容都想阅读。”

原标题：《没有出版，何来启蒙运动？》

栏目主编：朱自奋 文字编辑：蒋楚婷

来源：作者：朱懿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