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是一个主要由德意志商人组成的联盟，存在于十二世纪中期至十七世纪中期。鼎盛时期，它的核心有约七十二个城市，外围有一百三十个城市。汉萨同盟囊括了德意志、荷兰、比利时、瑞典、挪威、丹麦、英国和俄罗斯的沿海和内陆城市，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政治和文化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英籍德裔女作家海伦·齐默恩（Helen Zimmer）的《汉萨城镇：诸国的故事》（The Hansa Towns: The Story of the Nations），是第一本此类题材的中文译著，中译名“汉萨同盟的兴衰”。该书是一本科普性的历史读物，在1889年出版，至今仍然畅销。书中描述了汉萨同盟诞生、发展、治理、命运转折与衰落的历程，把汉萨同盟视为推动贸易发展、孕育合作精神的中世纪先驱。

击败丹麦国王的商人

“汉萨”（Hanse）一词源于古高地德语单词hansa，在中世纪盛期，它被翻译为拉丁语cohors（意为“随从、队伍、团体”），而早期的通用日耳曼语hanso可能指的是“一个拥有共享仓库、共同用餐的社群”。

早在1267年“汉萨”一词出现在文献中之前，不同城市就开始组建行会，旨在与海外城镇展开贸易。许多商会在原籍地和目的地港口成立。尽管存在竞争，但它们之间的合作日益密切，最终形成了汉萨商会网络。即使在鼎盛时期，汉萨同盟也只是一个松散的城市联盟，缺乏常设的行政机构、国库。吕贝克是汉萨同盟举行例行会议的地点。

汉萨同盟建立的目的，不是为了征服，而是为了自保。这是基于现实条件的。作者写道：“在封建时代，欧洲大陆上的生活环境近乎野蛮。土地不仅被铁腕专制的国王所有，还被无数小领主和王侯所占据。这些人施行的统治极为严苛且横征暴敛，在其统治下，百姓所处的境地与奴隶几无差别。”（251页）

瓦尔德马四世（Waldemar IV）被称为“再兴王”（Atterda），不仅统治丹麦，还统治了斯拉夫部落文德人（Wends）。随后，他将目光投向了富裕的汉萨同盟。1361年，他不宣而战，占领了波罗的海中的贸易枢纽哥特兰岛，大肆劫掠，杀死了一千八百人，又将自己的头衔扩充为“丹麦、文德与哥特兰的国王”。

汉萨同盟召开紧急会议，对丹麦实行贸易封锁，武装起一支舰队，并从挪威和瑞典获得支持。1362年，汉萨舰队攻占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但在维滕伯格要塞受阻，而瓦尔德马偷袭舰队，击败了他们。此后，各城市与瓦尔德马达成休战协议，因为它们并不热衷战争，而打仗对贸易是一种极大的干扰。但瓦尔德马已下定决心要彻底摧毁汉萨同盟的实力，于是他在停战期间发动突袭，俘获了几艘汉萨同盟的商船。

1367年11月，汉萨同盟在科隆市政厅举行秘密会议，七十七个城市的代表宣布“鉴于丹麦国王对德意志商人整体犯下的错误和伤害，各城市将与他为敌，并彼此忠诚相助”。他们拟定了一份法案，这份法案成为汉萨同盟的基本宪章（41页）。

1368年，汉萨同盟的舰队在松德海峡集结，与瑞典、日德兰半岛的贵族领主联合起来将瓦尔德马逐出丹麦。次年，丹麦无力再战，主动求和。1370年，双方签订了《施特拉尔松德和约》，承认汉萨同盟享有自由贸易和捕鱼权，并给予其商船免税待遇。汉萨同盟控制了沿海数座城镇及要塞，在十五年内可以决定丹麦国王人选。

汉萨同盟通过与丹麦的战争获得了独立自主的权利，跻身欧洲强权之一。在五个被神圣罗马帝国授予公爵地位的自治市里，吕贝克是唯一的北方城市，其他的都在意大利。1375年10月22日，查理四世带领大批人马巡视吕贝克。吕贝克市政府不惜血本地招待皇帝，举行了一场又一场盛宴、比武大会和庆祝活动。但当查理四世及随从们从磨坊门（Mühlen Thor）离开后，市议会下令将这座门永久封闭，这既是对皇帝的一种巧妙的奉承，暗示没有凡人配踏足他曾走过的地方，也反映了商人们一种机智的幽默感，暗示皇帝不必再来（54页）。

阻挡俄国入侵的骑士

在海伦·齐默恩写作的十九世纪末，英德两国矛盾日益加剧。英国本土学者书写历史的目标也服务于现实政治，不仅强调“条顿威胁”，而且“揭露汉萨商人邪恶勾当”，将汉萨同盟视为德意志商人构建的秘密、贪腐的联盟。在此背景下，海伦·齐默恩在书中淡化了条顿骑士团在汉萨同盟中发挥的作用，即使她承认汉萨同盟有武力加持。

条顿骑士团（Deutscher Orden），又译作德意志骑士团，是中世纪欧洲的三大骑士团之一，与圣殿骑士团、医院骑士团齐名。它是汉萨同盟的正式成员，也是唯一一个自治的陆地国家，而其他成员则是城市或个体商人。

自诞生之初，条顿骑士团就与汉萨城市关系密切。它的正式名称为耶路撒冷圣玛利亚医院德意志兄弟骑士团（Orden der Brüder vom Deutschen Haus Sankt Mariens in Jerusalem），起源可追溯至约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期间。1190年，不来梅与吕贝克的商人在圣地阿克（今以色列阿卡）围城战中建立了一个野战医院，后来发展成军事修会。十字军东征失败后，条顿骑士团转而在波罗的海沿岸活动，并参与了德意志人的“东进运动”（Ostsiedlung）。

德语称波罗的海为“东海”（Ostsee），而波罗的海东岸的利沃尼亚（Livonia），今天是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所在地，它们与内陆的俄罗斯都能够提供木材、蜡、琥珀、树脂、毛皮、黑麦和小麦。汉萨同盟的主要的贸易语言是中古低地德语，这对波罗的海沿岸的语言产生了显著影响，尤其是对爱沙尼亚语和拉脱维亚语。

十三世纪末，汉萨同盟在俄罗斯东北部的诺夫哥罗德建立了一个商栈。当时的诺夫哥罗德是一个共和国，俄罗斯还有众多公国。它们都是金帐汗国的藩属。“运到俄罗斯市场的商品主要是佛兰德斯和英格兰的布料和亚麻制品，以及各种奢侈品，这些商品深受众多王公贵族，以及无数如同小诸侯的波雅尔贵族的热切追捧。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宫廷中，奢侈而华丽的排场十分常见，王公贵族之间盛行着炫耀性的攀比之风。”（106页）

汉萨同盟经常卷入俄罗斯的政治和对外战争，贸易时断时续：

俄罗斯人多次逮捕过汉萨人，给他们戴上镣铐，甚至有一次还把一名汉萨商人吊死在同盟商栈的大门上。汉萨人威胁要离开诺夫哥罗德以回应这样的侮辱。实际上，他们也确实多次付诸了实践……由于此类骚乱反复发生，汉萨同盟在十四世纪颁布章程，规定任何商人不得向诺夫哥罗德发送或存放价值超过一千马克的商品。这表明他们在诺夫哥罗德的处境更像是处于一个敌对的营地，而非处于一个安全的、永久性的定居点。（同前）

莫斯科大公国长期担任金帐汗国的代理人，接受大汗的“金印册封”，成为全罗斯大公。借助大汗的权威，伴随军队实力的壮大，莫斯科大公国趁机“整合”俄罗斯土地，吞并诸公国，还与立陶宛、波兰和利沃尼亚接连发生武装冲突。1480年，伊凡三世和金帐汗国的阿黑麻汗隔着乌格拉河对峙，后者不战而退，标志着金帐汗国对俄罗斯的统治结束。

诺夫哥罗德感到恐惧，试图加入波立联邦，保留自治地位。这惹怒了莫斯科大公，因为他早已将诺夫哥罗德视为囊中之物。1471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攻陷诺夫哥罗德，大肆劫掠，流放了女市长玛尔法·博列茨卡娅（Марфа Борецкая），处死了六名反莫斯科的首领，剥夺了该城的独立地位。

《玛尔法·博列茨卡娅与诺夫哥罗德老城的毁灭》，克劳迪斯·列别杰夫（Клавдий Лебедев），1889年。现藏于特列季亚科夫画廊。玛尔法位于画面右侧，戴白头巾。

1478年，伊凡三世解散了诺夫哥罗德共和国，扣留德国商人的货物。1487年，汉萨同盟与诺夫哥罗德的贸易恢复。但在1494年11月6日，伊凡三世又下令关闭并摧毁了诺夫哥罗德的彼得霍夫贸易站，并逮捕了同盟商人、随从、神父以及学徒。沙皇伊凡的破坏之后，诺夫哥罗德已无汉萨同盟的建筑遗迹。“汉萨商人都沦为阶下囚，遭受残酷的监禁。他们的货物被没收，所有财物——如教堂装饰、钟、银器等，都被作为战利品运往莫斯科了。……对伊凡来说，任何神圣的条约都没有约束力。经过多年漫长的谈判，汉萨同盟才成功说服他至少先释放被囚的汉萨人。在他同意之时，大多数囚犯已经死于折磨。至于被没收的财物，他没有任何归还的意愿。”（108页）

伊凡三世的孙子伊凡四世（Иван IV）是大名鼎鼎的“伊凡雷帝”，1547年成为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一位沙皇。他于1552年攻陷喀山汗国，1556年攻陷阿斯特拉罕汗国，扫荡了金帐汗国的残部后，又挟雷霆之威向西方扩张，试图打通波罗的海出海口，发动了利沃尼亚战争（Ливонская война，1558-1583）。

“莫斯科人对利沃尼亚被俘基督徒犯下的暴行”，乔治·布雷斯莱因（George Breslane）于1561年在纽伦堡制作的传单。

讽刺的是，不可一世的伊凡雷帝却被小小的利沃尼亚绊住了脚步。汉萨商人和条顿骑士阻击了俄军，战争持续长达二十五年。为摆脱战争带来的财政困境并强化权力，伊凡雷帝从1565年开始实行“特辖制”，抄掠全国上下。因为怀疑诺夫哥罗德不忠，又觊觎该城的财富，他于1570年1月6日亲自带领“特辖军”洗劫全城。据各种资料显示，有两千至一万人因此丧生。

1577年至1578年，俄罗斯军队在利沃尼亚的暴行。摘自约翰·雅各布·维克（Johann Jacob Wick）的《新闻集锦》（Sammlung von Nachrichten）。

在汉萨同盟的呼吁下，整个西方都恐慌起来。波兰-立陶宛联邦和瑞典在1578年至1581年联手反攻，一连获得数场胜利，终于逆转了战争的形势。1582年，俄国被迫与波立联邦签订停战协定，次年与瑞典签订停战协定。

在战争结束后，利沃尼亚被波兰-立陶宛联邦和瑞典瓜分。“它一方面成为伊凡四世的猎物，另一方面又成为波兰国王齐格蒙特·奥古斯特（Sigismund August）阴谋算计的牺牲品。到1561年时，利沃尼亚殖民地从手中丢失了，被周边几个国家瓜分，瑞典还分到了相当大一部分。”（199页）

伊凡雷帝死后不久，留里克王朝分崩离析，俄罗斯进入大空位时代（1598-1612年）。世间大势，此消彼长，没有什么人是不可战胜的。

消亡与永恒的遗产

汉萨同盟和条顿骑士团的反抗并不是毫无价值的。除了在波立联邦和瑞典为自身争取到一定的利益和保障外，它还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在黑暗的中世纪里，它和意大利的城邦保留了文明的火种。在中世纪长夜将尽时，新一轮的风暴出现，它又保护火种免于熄灭。“这些城市常常向贫穷的骑士伸出援手，雇用这些骑士当兵，让他们能够相对体面地谋生，而不是让他们从农民粗糙的手中榨取那点微薄的东西……在乡村中濒临枯萎的公民自由之幼苗，在这些城市的城墙和堡垒后面生根发芽；在那里，即便起初人们只是追求财富及安宁地享受财富，却也逐渐懂得珍视社会秩序、正义与和平所带来的福祉。”（252页）

同一时期的俄罗斯是另一番景象。卡拉姆津在《俄罗斯国家史》里写道：

（在金帐汗国时期）蛮人的阴影笼罩着俄罗斯的地平线，使我们看不见欧洲。在那时，欧洲的有益知识和技能正在越来越多地涌现，人民摆脱了奴役，各个城市在遭受压迫时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互相保护……贵族已然以抢劫为耻，而贵族骑士则以对弱者的怜悯、慷慨和荣誉而闻名；礼貌、人道和礼貌被人们所熟知和喜爱。与此同时，饱受蒙古人折磨的俄罗斯竭尽全力，只为避免灭亡：我们没有时间接受教育！

俄罗斯是金帐汗国的藩属，王公有很大的自主权，将其发展落后推给蒙古人是不公平的。像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这样的国家，在经历了初期的暴力征服之后，也未尝不想建立起成熟的工商业体系。例如，蒙古帝国统一欧亚内陆后，保障商业路线的安全，使得丝绸之路畅通无阻。只是，它们武力一旦衰落，马上会被新的征服者取代，例如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和伊凡四世祖孙的残暴更甚于金帐汗国的可汗。

如果不是汉萨同盟和条顿骑士团挡住了俄罗斯的扩张，取代了金帐汗国的俄罗斯很有可能会继续再次向西扩张。一旦欧洲的工商业基础被摧毁，那么资本主义萌芽也不会诞生，就不会有现代文明。幸运的是，就像1241年在中欧挡住了蒙古大军一样，就像1368年击败丹麦国王一样，德意志商人和条顿骑士又在波罗的海东岸（日耳曼人的东海）挡住了俄军。

1577 年，伊凡雷帝占领利沃尼亚的科肯内森（Koknese）要塞。右下角为被俘的骑士，十九世纪油画。

海伦·齐默恩写道：“在我们这个时代（十九世纪），某些政治家将类似（汉萨同盟）的角色赋予了奥斯曼帝国，即让其充当文明对抗野蛮的壁垒（指克里米亚战争时，英法帮助奥斯曼土耳其击败沙俄）。”（199页）

然而，在十六世纪的英格兰采取了相反的态度。它认为自己与俄罗斯的距离甚远，足以保障自身安全，所以根本没想过切断对俄贸易。相反，汉萨同盟在英国长达三百多年的商业特权被全部剥夺。因为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认为，汉萨同盟与英国的五港同盟有直接竞争，且与英国的敌人西班牙进行贸易，对英国的发展不利，于1598年扣押了六十艘的汉萨商船。汉萨商人为此在吕贝克召开了大会，以便采取一致行动，对英国出口贸易进行打击。伊丽莎白获知这个消息后，即将英国的汉萨船只连同货物一概没收，并关闭伦敦的商站。

德国历史学家罗尔夫·哈默尔-基索（Rolf Hammel-Kiesow）认为，如果说汉萨同盟在伦敦、诺夫哥罗德的贸易站关闭是因为政治原因，那么在布鲁日和卑尔根等地的贸易站关闭，则是因为传统的贸易形式在新时代被淘汰。首先，是因为贸易路线的改变。哥伦布发现美洲后，跨大西洋贸易的发展导致汉萨同盟的残余势力衰落，例如比利时的布鲁日。其次，商业惯例变成了以短期合同为主，汉萨同盟依赖的特权贸易模式不再通行。再者，在波罗的海地区，诸侯的权力也日益增强，在其各自的领土内变得更加普遍和集中。随着新的国家权威在整个地区确立，各领地国家的商人阶层日益壮大。相比于缺少制造业的汉萨同盟，他们更具有竞争优势。

最后，在德意志经过三十年战争的浩劫后，汉萨同盟实际上只剩下汉堡、吕贝克和不来梅这三个自由城市。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后，吕贝克多次尝试按照旧模式组织汉萨同盟议会，但直到1669年才召集到足够数量的城市。吕贝克、汉堡、不来梅、但泽、罗斯托克、不伦瑞克、希尔德斯海姆、奥斯纳布吕克和科隆派出代表举行了最后一次汉萨同盟议会。许多城市代表前来，只是为了宣布今后不会再向同盟缴纳会费。“汉萨同盟既没有确切的成立日，也没有所谓的解散日……它在不知不觉中发展壮大，又几乎在悄然无声中消逝。”（244页）

然而，汉萨同盟自有其生命力所在。1980年，汉萨城市联盟（Städtebund Die Hanse）在兹沃勒（Zwolle）成立了。它如今拥有近两百个成员城市和市镇，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自愿性联盟。联盟旨在延续汉萨传统，代表它们在欧盟层面的共同利益，促进跨越国界的共享生活和文化，为欧洲一体化做出贡献。自成立以来，每年都会有一个成员举办“现代国际汉萨日”活动。

在汉萨同盟相关领域，当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是罗尔夫·哈默尔-基索（1949-2021）。他是基尔大学名誉教授，曾任汉萨历史协会主席、汉萨同盟和波罗的海地区历史研究中心主任，为汉萨博物馆制定了学术理念。他在贝克图书系列里出版的《汉萨》（Hanse），截止到2025年已经再版了七次，但尚未译成中文。

1983年出生于德国波恩的黄安琪（Angela Huang），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德国人，她于2017年7月1日接替哈默尔-基索担任汉萨同盟和波罗的海地区历史研究中心主任，并从2020年起开始担任汉萨历史学会理事。黄安琪关于汉萨同盟历史的著述颇丰，如专著《汉萨地区的纺织品：中世纪晚期长途贸易商品的生产与流通》。

近年来，延续了海伦·齐默恩在《汉萨同盟的兴衰》中的观点，西方媒体开始将汉萨同盟视为欧盟、联合国甚至世贸组织的前身。罗尔夫·哈默尔-基索和黄安琪等学者的学术性分析，见于论文《欧盟、全球化与汉萨同盟：对当前历史现象挪用的反思》（Globalisierung und Hanse. Überlegungen zur aktuellen Vereinnahmung eines historischen）和《市场研究导论：欧洲约1300-1600年的商业化与市场经济》（Introduction into the Study of Markets. Europe, c. 1300–1600. Commercialisation and the Market Economy）。

德语里有一句谚语，“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Stadtluft macht frei）。根据中世纪的习惯法规定，如果农奴逃离庄园、在城市中居住满一年零一天，就能获得自由民身份，领主不得索回。中世纪的城市逐渐成为打破封建桎梏、孕育自由经济与市民阶层的空间。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这意味着公民不需要惧怕任何人，也不用倚仗任何人，即可确立自己的地位。

汉萨同盟打破了弱肉强食、治乱循环的历史规律，为人类提供了另一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