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近日，美国人事管理局局长斯科特·库珀表示，由特朗普上任首日设立的“政府效率部（DOGE）”已“不再存在”。这个被特朗普政府视为“打破官僚主义的手术刀”的临时机构，在距离2026年7月4日法定解散日尚有八个月时悄然退场，其核心职能被人事管理局全面接管。

从成立时的高调造势到解散时的仓促收场，DOGE的短暂生命周期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和矛盾叠加的必然结果，深刻折射出美国政治体制下激进行政改革的现实困境。

合法性授权的先天缺陷

从诞生之初起，DOGE的命运就埋下隐患，其设立缺乏坚实的法律根基与清晰的权力边界。特朗普仅凭一道行政令便组建了DOGE，将其定位为总统行政办公室下属的临时顾问委员会，而非经国会立法设立的正式联邦机构。这种运作方式并非特朗普首创，但关键问题在于DOGE被赋予了“拆解官僚机构、削减冗余开支、重组联邦机构”的宏大使命，由此获得了大量游走在合法性边缘的重要授权，包括审查联邦核心部门预算合同、干预人事任免、接入敏感数据和系统网络、接管支付系统甚至取消国会批准项目拨款等。

这种“越界式授权”打破了美国联邦政府长期形成的权力制衡格局，引发大量法律争议乃至诉讼。尽管这种“行政主导”的模式有助于特朗普重构官僚体系特别是打击“深层政府”的尝试，但也产生了系统性的合法性危机。

作为临时机构，DOGE既无长期运作的制度保障，也缺乏独立的执法权限，其政策推行完全依靠总统行政令背书，缺乏外在监督和约束机制。当2025年9月联邦法官裁定其公务员优化计划违反《联邦雇员权利保障法》后，DOGE的多项裁员与预算削减政策便瞬间失去法律基础，凸显其改革先天的脆弱性。

企业化治理的水土不服

特朗普选定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与企业家维韦克・拉马斯瓦米作为DOGE的领导团队，这体现了其一贯的“企业家治国”理念，即借助企业家在成本控制和效率最大化上的核心优势，推动对联邦政府机构的改头换面。

然而，特朗普对政府治理专业性的漠视，导致改革从一开始便陷入混乱。在DOGE成立当天，拉马斯瓦米就突然退出，据传因其与马斯克存在政策理念上的分歧。而马斯克任“特殊政府雇员”仅四个月后就离职，导致DOGE失去最为重要的主心骨。更关键的是，马斯克离任后与特朗普因《大而美法案》公开决裂，使DOGE核心团队开始出走，改革动力逐渐消失殆尽。

这一系列变故的背后，在于马斯克实际执掌DOGE期间推动的大刀阔斧改革，以“提升效率、削减开支”为核心使命，但激进运作模式与盲目改革逻辑，导致目标与成效严重脱节，违背了“机构精简需基于职能优化、预算控制需兼顾公共服务质量”的政府治理基本规律，使其成为众矢之的。

例如，DOGE推出“买断计划”鼓励联邦雇员主动离职，累计推动15.4万联邦雇员离岗，引发80年来最大规模的公务员离职潮。然而，盲目裁员引发了人才断层与服务瘫痪，直接抵消了所谓“效率提升”。

马斯克还要求所有联邦雇员每周提交工作汇报，否则面临解雇。这一做法引发国务院、联邦调查局等部门的集体抵制，最终白宫不得不做出妥协，将有关权限交还给各部门负责人。

此外，截至2025年10月，DOGE官网宣称其改革措施为联邦政府节省开支约2140亿美元，相当于为每个纳税人节省约1329美元。但其计算方式受到外界质疑：一是将未执行合同的理论金额计算在内，如得克萨斯州移民儿童安置合同，所谓节省的29亿美元中有27.5亿美元是2028年合同到期前的未支出金额；二是存在数据错误；三是存在跨财年的重复计算；四是没有披露全部账目。实际上，改革还因人员流失、公共服务中断、法律诉讼等新增了大量成本。据非营利组织“公共服务伙伴”估计，考虑到解雇、重新招聘和让员工带薪休假等全部流程，总成本可能高达1350亿美元，与其“降本增效”的核心目标背道而驰。

政治利益博弈的残酷现实

DOGE所推行的改革，本质是对美国现有利益格局的剧烈重构，必然遭遇来自各方的系统性抵制。而高度极化的政治生态，也从根本上预示了其注定难以成功。在行政部门内部，部分机构采取“软抵抗”策略，通过合规审查、程序拖延消解改革力度。教育部游说保留关键采购合同，环保署延迟提交改革方案，十余个部门集体抵制提交“冗余岗位清单”，FBI等机构直接无视其“周报通牒”，这种内部消耗使其政策落地率极低。在国会，民主党人发起各项监督甚至撤销DOGE的议案，要求限制其权力并加强国会审查，直指其挑战立法机关的财政控制权。

更突出的博弈焦点，正在于马斯克本人。

其一，作为特朗普颇为看重的改革先锋，马斯克政治地位的快速上升引发共和党内的反弹，包括反科技巨头的“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阵营、被特朗普封官许愿的既得利益派、受改革冲击较大的利益集团以及对马斯克张扬作风不满的传统保守派。这些力量或明或暗地阻碍DOGE改革的推进，并力图在特朗普和马斯克之间制造嫌隙，最终成功迫使马斯克退出政府。

其二，作为特斯拉和SpaceX的创始人，马斯克的旗下企业与联邦政府存在大量商业合同，其“改革者”与“利益相关方”的双重身份从一开始就引发广泛质疑。尽管特朗普给马斯克背书，但争议持续发酵，不断侵蚀DOGE的公众信任度，也使马斯克的企业受到显著冲击。这一系列冲突使马斯克成为决定DOGE成败的关键人物，在其退出政府的那一刻起，DOGE的失败就已经不可避免。

DOGE的提前退场，与其说是一个部门的失败，不如说是美国政治体制下激进改革的必然结局。特朗普政府试图以企业化的效率逻辑替代政府的公共逻辑，以行政命令的强制力突破制度制衡，以激进削减替代精准治理，最终却在合法性缺失、治理失序、政策反噬与政治博弈的多重压力下推行了一场失败的实验。美国联邦政府的低效问题由来已久，根植于其复杂的权力结构与利益格局。DOGE的失败表明，政府效率的提升不能依赖“休克式疗法”，任何缺乏制度根基与广泛共识的激进改革都注定“昙花一现”。

（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作者：张腾军

编辑：徐方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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