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中华书局副总编辑俞国林在今日“黄永年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上的发言全文，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尊敬的寿成先生，各位同道：

昨天傍晚到长安，风景旧曾谙。黄叶飘洒，正是清秋怀人时节。每次来陕西师大，总让我回忆起十八岁那年在文艺南路布艺批发市场，租赁门店，批销布料的青葱岁月。

生意没做好，又去读了书，毕业后到中华书局顾青当主任的古籍部门做编辑，听说了黄先生著作出版中的故事，以及很多与黄先生有关的掌故。那时候年轻，认为黄先生这样的人物，自己是接触不到的，所以对于顾青主任说的内容，如听天外，不甚留意，只是对黄先生提到古籍整理的专名线标点，像孙悟空、孙猴子、猴哥、猴子等，怎么个标法，至今印象深刻。

那时，因为梳理《学林漫录》历年刊载的文章，读到黄先生回忆吕思勉的文字，说吕先生讲的四门课，都做了详细的笔记，还写成清本云云。后在《学术集林》看到《古文观止》讲稿的整理，遂与黄先生电话，邀请全部整理出来，即后来出版的《吕思勉文史四讲》。

二〇〇六年，读《顾颉刚日记》，对其中涉及到的两个人的文字，分别作了摘录，一位是饶宗颐，另一位就是黄先生，并将摘录的材料分别寄给了两位先生。自此之后，与两位先生多少都有了一点交往。也就在这年的八月，赴成都开会，路过西安，经停两日，得以到寓所拜访，交谈甚欢。黄先生月旦了不少学者，我也听到了很多“段子”。

因着编辑《顾颉刚全集》《黄永年文史五讲》《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黄永年文史论文集》，以及翻阅中华局事档案、书稿档案。文献资料彼此互相对照，对黄先生的经历、学术、人格、境界多了一些直观的感受。借此机会，谨谈三点认识。

一、师友与门户

黄先生晚年自述，高中时听了吕思勉讲授的国文、本国史、中国文化史、国学概论四门课，等于上了一次大学。认识童书业，因童之介绍拜见了顾颉刚，成为了他们的学生。顾颉刚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三日日记：“返局，丕绳偕黄永年、常厘卿来。”事后，童书业告诉黄先生说：“顾先生对你印象颇好。”顾颉刚曾约黄先生撰写《唐代的长安》与《敦煌千佛洞》两书，并对黄先生的身体健康、工作情况颇为关注。

一九五〇年，黄先生将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顾颉刚六月二十九日日记：“今年大学毕业生全由中央派至各地服务，黄永年本已决定留校任助教，今只得候派。”九月三日日记：“永年被派为交大政治助教。供给制，每月膳费二十三单位，零用三单位，然与交大教职员同食，每月包饭即廿六单位，而尚无早餐，势须从家中拿钱出来用。得一职业，不易矣，而犹在饥饿在线，亦可叹也。”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二日日记：“永年患贫血，手发麻。又患肋膜神经痛，眠食均不佳。壮年如此，前途如何！”那个时间段，两人都在上海，过从频繁。

一九五四年八月，顾颉刚奉调入京，虽然不在一地，还经常关注黄先生。如一九五六年五月十日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在教育组座谈会上，顾颉刚发言，谓“今日教育界只注重德而不注重才，遂有人地不宜、埋没人才及领导者以耳为目之病，如交通大学之黄永年”皆在其例，以为“有统战部人在座，当可发生效力”，实际毫无作用。盖这一年八月，黄先生即随校由上海迁往西安。

在一九六二年前后，中华书局为了解决顾颉刚助手问题，曾经与多方联系，在刘起釪调京已经确定的情况之下，书局还遵照顾颉刚的意见，向西安交大人事处发去商调黄先生的公函。可惜，没能成功。不然，黄先生就成了书局的老前辈了。这种事情，当年两人往还的信中都没有提及，估计黄先生应该是不知道的。

一九七八年二月五日，黄先生自西安赴京拜见顾颉刚，顾颉刚日记曰：“不见廿馀年矣。”有点“白头相见门生老，青眼深惭国士知”（黄钺诗）的感觉。一九八一年，黄先生申报职称填报表，在“有何重要社会关系”里填曰：“顾颉刚，是我的老师。”

一九九六年，《古史辨》出版七十周年之际，黄先生写了一篇《评〈走出疑古时代〉》，直到二〇〇三年才补缀数语，正式刊载在《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110周年论文集》里。其中，黄先生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学术论断：“西周中期偏晚的青铜器《燹公盨》……说‘天命禹’，可知铭文作者仍认为禹具有神性。退一步说，即使此铭文作者已认为禹真有其人，禹治水真有其事，但时在西周中期偏晚的作者距离旧古史系统所说夏代初年已有千年之久，他讲夏初人王之禹，就等于今人讲一千年前北宋的事情，其不能当作史料为人取信是谁都明白的。”这与顾颉刚提出的“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是一脉相承的。

顾颉刚年轻时，读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未刊稿，对梁启超未能客观评价章太炎的学术成就，说他有“门户之见”。胡适将这层意思转给梁启超，梁启超接受了“批评”，于是对章太炎增设了单独的章节。我们纵观黄先生的文章，以及学生的回忆，说他晚年授课，“提及二人（顾颉刚、吕思勉）便刹不住闸，说到下课方休”，“那些事，其实上周已经提过”，“是他表达敬意的一种方式”（邹贺回忆，另见吴洋《怀念黄先生》）。让人感觉，黄先生也是很有“门户之见”的。我想，如果以此来定义黄先生的“门户”，可以说这是维护公正的学术批评的“门户”，而不是狭隘的一己之私的“门户”！

黄先生晚年与不同的来访者、学生辈，老是讲同样几件事，或多或少，反映的是社会变迁、学风转移的一种现象，以及同辈凋零、内心孤独的一种无奈。

二、学术与风骨

黄先生从《古史辨》，学得精密的学术考证方法；读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使自己跳出以人之忠奸贤愚来论史的窠臼。黄先生生长于常州，才情过人，曾说“我不盲目崇拜权威”，从早年所作文章，若春秋列国治乱兴衰丛考、史记考辨、名器称谓考、文博丛考系列，到考论“狐臭与胡臭”、新解《长恨歌》、通释《秦妇吟》等，黄先生自谓：“惟悉能树新义，且敢与陈寅恪先生立异同。”（一九九八年八月十二日与扬之水书）

当然，黄先生的学术曾一度中辍，好在一九六二年从丁酉榜上撤下来，被安排到西安交大图书馆工作。黄先生说：“那些人真是瞎了眼，让我这个‘右派’到图书馆去改造。他们自己不喜欢的地方，就让我去，我正好有机会读书。”遂得重理唐史旧业。一九六四年六月一日，与顾颉刚信，说：“受业馆务馀暇，仍以治史为副业，《常田部田试释》一文承吾师推荐，中华书局拟于《文史》第四辑刊用。今岁继续研读李唐经济史料，撰《论唐建中元年实施两税法的意图》，于两税问题，稍树新义，初稿已就，尚思修饰。”

十六年的图书馆生涯，练就了“扫地僧”级的唐史学者。遂于一九七八年九月，调入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负责馆藏古籍善本书目编纂工作，因受到李绵书记倚重，适副校长兼历史系主任史念海筹建隋唐史研究室，邀为《旧唐书》作注，黄先生在与顾颉刚的信里说：“筱苏先生是先外舅丕绳公至好，受业父执，《旧唐书注》亦一大胜业，受业只好勉为其难，以此为安身立命之所。”（一九七九年一月四日）

一九八一年，黄先生申报职称填报表，在“懂几种外语、程度如何”里填曰：“精通的只有古汉语。”我们知道，此前很多年，像我们从事古籍整理的编辑，评职称也是要考英语的。经过多年呼吁，出版社职称评审，凡为古籍整理专业编辑之参评者，可以不考英语，我本人是第一批受益者。史念海给黄先生的评语是：“永年同志治学相当严谨，言必有据，不尚空论。”我们读黄先生的文章，包括出版说明、序跋、讲话、随笔等，不说空话，不打官腔，不作空泛之论。黄先生说：“现在有的人写文章，不仅道理说不通，连句子也写不通。”唉！作为编辑，我们见到的实在是太多了！

黄先生一九七四年在与顾颉刚的信里说：“昔人注书，实用札记方式。”（七月十六日）到了二〇〇〇年，黄先生仍然说：“做学问，除了读书、作札记，别无它途。”所以我们会看到，黄先生品评他人论著之是与非，从不模棱两可，含糊其辞，对于学术界和社会上出现的不正之风，敢于讲真话，发表自己的观点看法（参见吉定《雪泥鸿爪见精神》）。当学术批评以“讲真话”作为高尚品格之时，也便是“模棱两可”充斥的时代矣。

“树新义”是黄先生学术的立足点，更是一生之追求。一九九八年，黄先生说：“目前还是研究我国中古史事，纠正点教科书上流行的胡说八道，较为有益于人民。”（八月十七日与扬之水书）那么如何做呢？用黄先生自己的话来说：“是要真刀真枪干的。”把史实弄清楚，而非哗众取宠或卖论求荣，做一个有情怀、有道义、有风骨的学者。

三、编集与纪念

黄先生一九七八年重出江湖之际，也是出版界迎来万象更新之时。自一九八〇年起，黄先生在中华书局陆续刊载学术论文，次年应傅璇琮之邀，点校元人骆天骧的《类编长安志》。该书一九八二年交稿，直到一九九〇年出版，前后十年。在该书的出版档案里，保存了完整的往还文书，包括书局这一方代为核校北京图书馆藏的明钞本、约请徐萍芳审读的相关意见，以及稿酬支付、样书代寄等信息，若得梳理一番，将是极好的出版史料。

自此之后，黄先生的文章、著作就陆续在书局出版。如《西游记》（点校，一九九三年）、《文史探微》（二〇〇〇年）、《雍录》（点校，二〇〇二年）、《黄永年印存》（二〇〇四年）等。按，黄先生曾说：“牧甫一代宗师，习之数十年，所得与近人乔大壮、钱君匋在伯仲间，然精工有馀，拙朴不足，较之牧甫，总去一廛也。”这是黄门弟子为先生八十寿辰汇集印行。

黄先生辞世后，又陆续出版了《吕思勉文史四讲》（黄永年记，二〇〇八年）、《唐史十二讲》（二〇〇七年）、《黄永年古籍序跋述论集》（二〇〇七年）、《黄永年文史五讲》（曹旅宁记，二〇一一年）、《交蒲青果集》（二〇一二年）、《物换星移话唐朝》（二〇一三年）、《黄永年谈艺录》（二〇一四年）等等。二〇一四年，陕西师范大学组织编辑委员会，着手《黄永年文集》的编纂，交由中华书局出版。并于次年即黄先生诞辰九十周年之际，首次结集刊布《黄永年文史论文集》五巨册。

近十年来，古籍整理、古典学、考古学热闹起来，方兴未艾。若非如黄先生这一代具有深厚传统功底又兼具当代科学研究的学者，在八九十年代培养出来的一批学生，或没有今日之所谓文献学、古典学之兴盛也。若非如黄先生这般重视文献版本，重视古籍整理，以史料考辨为基础的学术风气，则学术界之崇尚泛论、侈谈文化、纵论思想之现象，又有谁来批评之耶！所谓畏先生者多矣，而敬先生者亦夥。畏者日增，敬者日夥。只可惜，我们当年约黄先生作口述自传，未能完成。

作为出版者，我们对黄先生最好的纪念，是收集、整理、出版其著作，能让更多的读者，读其文章，如见其人，如接风仪。生前或有荣辱，或有是非，百年之后，再看沉浮。今者，黄先生的著作，纷纷再版，编纂文集，成书可期。黄门侍郎，各有成就，弟子之弟子，遍布寰宇。所在学校，为举百年诞辰纪念大会，识与不识，皆来瞻拜，是可证矣。我们唯有认真做好黄先生《文集》的编辑、校对、出版工作，才能对得起先生几十年来对中华书局的信任与厚爱，更不负黄门侍郎对我们的要求与期待，正如王荆公诗中所说“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之意也。

最后，我谨代表中华书局，祝黄永年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暨中国古文献学传承与发展学术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