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学医的念头，是在23年前那个被悲伤笼罩的春天种下的。那时我正准备高考，一位至亲被重病击倒。我眼睁睁地看着他日渐消瘦，被病痛折磨，最终离我们而去。那种无力感，像潮水一样淹没了我。在巨大的悲痛中，一个念头越来越清晰：我为什么不去学医？如果我当了医生，是不是就能拉住更多像他一样被病魔拖向深渊的手？是不是就能让更多的家庭免于这种撕心裂肺的别离？

这个源于最朴素情感的初心，指引我填报了医学志愿。

而真切地感受到对生命的敬畏，却是在第一次手拿手术刀时。

手术刀落入我掌中时，那点冰凉沉坠的重量让我微微颤抖。不锈钢的锋芒在无影灯下凝成一点寒星，仿佛我整个青春年华的重量，都系于这刀尖之上。

那是我第一次上解剖课。当时，福尔马林的气味辛辣刺鼻，一种肃穆感让整个实验室鸦雀无声。我的导师，已经鬓角微霜的教授，没有立刻让我们动刀。他带着我们，向这位“大体老师”深深鞠了三躬，整整十秒，寂静中只有呼吸声。

“记住今天，”教授的声音低沉而平稳，“医学是一门面向人类健康与生命的科学。而理解生命，往往始于对死亡的敬畏。在这里，你们犯的每一个错误，将来都可能以生命的代价，由活生生的患者支付。”

他的话，像一枚坚硬的钉子，楔入我心里。那个下午，我们划开的不仅是皮肤与肌理，更是一道横亘于浪漫想象与冰冷现实之间的鸿沟。我触摸着那些在教科书上看了无数次的神经、血管、脏器，它们不再是平面的插图，而是立体、复杂且彼此精妙联结的造物。我第一次真切地意识到，生命运行的根基，原来就构筑在这般脆弱而又坚韧的实体之上。那份渴望与死亡争夺的初心，在福尔马林的气味中，被淬炼得更加具体，也更加沉重——它关乎每一次精准的下刀。

从此，精准，就成为我工作的特点。这种精准，不仅仅是在治疗和手术中，还被我延伸到手术后。只有亲眼看到术后患者的脸色变得红润，亲耳听到他们说感觉好多了，亲手触诊确认引流管通畅、伤口愈合良好，我这心里才踏实。

因为我心里明白，再成功的手术，也只是完成了治疗的一半。身体的恢复与心理的释然，同样重要。如今腹腔镜下甲状腺手术，在我们五师医院已经相当成熟。可越是如此，我越不敢有丝毫懈怠。从医十八年了，我始终觉得，医生的匠心，不就是在一遍又一遍的追求精准中，慢慢打磨出来的吗？

外科，尤其是普外科，直面的是人体的核心区域——肝胆、胃肠、甲乳。这里没有退路，每一刀都关乎生死，每一个决策都重若千钧。我深知肩上的责任。从拿起手术刀的那天起，我就不敢停止学习。解剖图谱翻烂了一本又一本，手术录像看到深夜是家常便饭。理论是根基，没有精准的理论指导，手术就是盲人摸象；手上的功夫是利剑，需要千锤百炼，才能稳、准、轻、快。

我痴迷于技术的精进。从开腹大手术，到如今广泛开展的微创腹腔镜技术，我带着团队一步步探索。腹腔镜肝癌根治、直肠癌根治、脾脏切除……我们努力让患者的创伤更小，恢复更快。当我们在兵团和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地区率先填补一项项技术空白时，那份喜悦，并非仅仅源于荣誉，更是因为我们知道，本地的患者从此多了一份生机，多了一种更优的选择。

有人说我“妙手回春”，这是过誉了。我从不认为医生真有“回春”的妙手，我们只是在用自己所学，竭尽全力去纠正身体里发生的错误。每一次成功的胰十二指肠切除，每一次精准的左右半肝切除，都像是打赢了一场艰苦的战役。而患者和家属那句“谢谢”，那份毫无保留的信任，就是对我，对我们整个团队最高的奖赏。这种成就感，超越了所有疲惫。

夜深人静时，我偶尔会想起那个决定我人生方向的夏天。那份失去亲人的痛楚，早已化为我前行路上永不熄灭的灯火。它照亮我的初心——学医，就是为了消除病痛，守护生命。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和我的团队一起，把五师医院的普外科打造成兵团响当当的重点科室。让这里的职工群众，再也不用为了治病舟车劳顿，远赴他乡求医。这里，就是我们为他们坚守的生命疆域。这片疆域，值得我用一生去耕耘，去守护。

（五师医院普外科主任 李明伟 口述 兵团日报常驻记者 郭晓维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