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成都日报锦观

赵公山贡茶

□黄春红

老家麻溪乡，安静地卧在青城山主峰赵公山脚下。家乡的地界，一半是坝区的稻田，一半是山区的玉米地。最高的山峰上，曾是开垦的梯田，老一辈人也曾种过茶树，后来高山茶园逐渐荒废。

1985年冬天，土地承包到户的社员大会散场后，当生产队长的哥哥直到深夜才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家。他愁眉苦脸地对母亲说：“我们家分到的承包地，就在最高峰的茶山，大家都抢着要矮山的承包地，没人要这种高山。”话音未落，母亲的脸气得通红，抄起门角的扫把就朝他扑去，嘴里哭喊着：“咋啦？当队长就该吃亏？人家不要的高山，你就要？”这一夜，炭火旁弥漫着对哥哥的埋怨。正当气氛剑拔弩张时，公社的吴书记敲开了门，对母亲说：“陈大孃，可别嫌弃那片高山梯田，那片茶树是宝啊！在古时候，赵公山就是青城贡茶的产区之一。这片茶园在赵公山的阳面，光照充足，只要稍加打理，以后能卖不少钱呢。”

母亲本就是做茶的好手，她的爷爷是十里八乡出名的炒茶师傅，她从小耳濡目染，也学了全套手艺。母亲决定放下对哥哥的抱怨，好好打理茶园。

转年四月，精心养护的茶园里，茶树抽出密密麻麻的嫩绿芽尖，在阳光下闪着光。清明前一周，母亲和嫂子天不亮就上山了，我吃了早饭才慢腾腾地往山上走。那天天气极好，瓦蓝的天空飘着几缕金灿灿的云丝，山路边的油菜花被风一吹，香气裹着暖意扑在脸上。爬到半坡，我额头上已渗满细汗，等哼哧哼哧赶到茶园，却见母亲坐在背篼上，和嫂子闲聊。

“咋还不开始摘？”我疑惑地问。“茶芽上有露水，现在摘了炒，会起斑点，影响卖相。”母亲的话一出口，我才懂——想卖好价钱，不光要吃苦，还得处处细心。等了大半个钟头，茶芽上的露水终于干了，我们钻进茶园开始采摘。母亲弓着腰，左手拉住茶枝，右手食指和拇指飞快地掐着芽尖。她的指甲，沾了芽汁后像泡过墨水。我们摘的是“一芽一叶”的嫩芽，格外费工夫。到下午摘完所有茶树，三个背篼都没装满，母亲背篼里的茶叶却比我和嫂子的加起来还多。

傍晚把茶叶背回家，母亲在堂屋铺好晒垫，将茶叶均匀撒开晾着。吃过晚饭，她找来两只大箩筐放在灶台边，拎起两根树枝做的叉子，对灶下烧火的父亲喊：“把火烧大点！”接着“哗啦”一声，将茶叶倒进毛边锅，快速翻炒。等茶叶打卷变色，立刻起锅装进箩筐，用厚布盖紧。冷却后，她又对父亲说“火调小些”，双手在锅里反复搓揉茶叶。第一轮炒好，薄薄晾在晒垫上，到半夜再起来重复翻炒、搓揉的工序。

连续熬了两个晚上后，清明前一天，茶叶终于做好了。母亲把七八斤茶叶装进塑料袋，再套上布口袋，放进扁夹背，对我说：“老幺，明天早点起，车不好赶，得走路去。”

第二天凌晨，我跟着母亲走了三十多里路，到早上七点多才赶到都江堰鱼嘴。那天恰逢清明放水节，到处人头攒动。十几个水运局的工人坐在田埂上休息，母亲放下夹背，和穿连体皮衣皮裤的工人们聊了起来。突然，一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凑过来：“咦，我闻到茶叶香了！大婶，把口袋打开我看看。”

“十三元一斤。”“便宜点，八元，我全买了。”母亲把口袋扎紧又解开，解开又扎紧，最后还是摇头：“这是前几天摘的明前茶，就一芽一叶，价钱低了不卖。”“反正是自家种的，早点卖完早回家，少卖两元咋了？”

我当时就急了，正要开口，一个穿连体皮衣裤的微胖男人匆匆走过来，大声说：“你是外地游客吧？赵公山的茶，1300多年前就是皇家贡茶，你给八元一斤？”话音刚落，几个工人围了过来，脱了皮衣从内衣口袋里掏钱，没一会儿就把茶叶分完了。看着母亲捏着十几张十元大钞，手不停发抖，我的眼眶也红了。

1990年正月，也是母亲去世的半年后，我去浙江打工，后来远嫁钱塘江边的一户人家，一待就是几十年。最难忘的是1993年5月，哥哥给我寄来一包茶叶和一封信，说茶叶是家里茶园里的，嫂子亲手做的。我捧着那包茶叶看了又看，包装简单，却满是家乡的茶香。

那时我和四川安岳来的孟大姐在一个车间，厂里规定“压一发一”，没做满一年要扣一个月工资。一天，孟大姐收到家里的电报：“父亲病重，速归。”她才来两个月，厂里只肯给一个月工资，她哭着求我帮忙说情——车间主任是我夫家村上的。我一口答应了，可也知道厂里的规定难改，愁了一晚上，突然想起哥哥寄来的家乡茶。第二天，我把茶叶送给车间主任，没过多久，孟大姐就拿到了被扣的工资。后来闲聊时才知道，那茶主任也没舍得喝，转送给了老板。

2016年，我回到了日夜思念的都江堰。我在西川街开了家饺子店，某天竟偶遇了孟大姐——原来她前几年嫁来了都江堰。第二天，她来店里看我，带来几包茶叶，包装盒上印着“贡品堂”三个字，一看就是青城山的贡茶。

后来，我又约上孟大姐回麻溪。我们从友谊隧洞旁的水泥路上山，在一个小区边停了下来——小区背后，就是我家当年的茶园。我抬头望了又望，眼睛模糊了，泪水中仿佛见到了当年的三月三采茶活动：母亲正站在灶台炒茶，游客则挎着竹篓体验采茶，笑声和茶香混在一起，飘满了整个赵公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