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扬

一年前，有幸拜识张宝林先生。那是2025年3月31日，报社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夜光杯”读者作者编者座谈会。

座谈会后，我们常在微信上聊天。8月3日，张先生告诉我，他正在写一篇长文《赵超构为什么“少说为佳”》，他说，“这是他给我岳父信中的一句话”。张先生的岳父高集先生，是人民日报海外版的筹办人之一。张先生将赵信的照片和文章初稿发来，还说，已考证出信写于1985年7月14日。我斗胆提了不同意见，认为应写于6月14日。今年1月21日，张先生发来改定稿，并说“今天把那篇没收尾的稿子找出来，把老兄的意见加了进去”。老先生虚怀若谷，不仅采纳了我的陋见，而且还把我提出的理由，写进文章里。

1985年春夏之交，高集“曾亲赴上海，召开座谈会，并登门拜访，动员上海的老朋友们为海外版写稿”。检束纫秋日记，亦有记载：5月7日，“人民日报老记者高集来访，征求对海外版意见”。

文章的标题出处，是赵信的最后一句：“忝为老朽，当然以少说为佳。”赵超构为什么觉得要“少说为佳”呢？张宝林先生是从上下文来分析的。前一句是：“《大好时光忙些啥？》我觉得有许多不必要的‘忙’偏是自己找出来的。”张先生找到了这篇文章，它刊发于赵超构写信前半个月的人民日报头版。他认为对这篇批评形式主义的文章，赵超构“必有深切体察”。这当然是对的。这篇评论一定给赵超构留下深刻印象，他才会信笔引用篇名来生发感慨。但是，究竟为什么要“少说为佳”，张先生的长文并未给出明确答案。文章结尾很妙：“赵超老不想说了。是的，他说了一辈子，不想说了”。让读者自己体会，这是写文章的高明手法。

分析“他说了一辈子，不想说了”之句，不难体会到，这个“说”，不是指寻常开口说话，而是指发表观点。检索一下，写信的1985年6月，仅仅在“未晚谈”专栏，赵超构就发表了12篇杂文，三天一篇，是相当密集的。可以说，1985年，是赵超构晚年杂文写作的一个高峰期。从这个层面上来看，他并未“少说”。

那么，“少说为佳”是指什么呢？依我浅见，在前面，有一句话，透露了信息：“各报都在‘大换班’”，“新民也不例外”。

新民晚报复刊以后，是“爷爷带孙子”，由一批六七十岁的老报人带着年轻人办报。复刊后的辉煌，这批老报人要记头功。但同时，也带来了领导班子老化的问题。

其实，睿智的老报人，不会看不到这一问题。早在1984年10月18日，束纫秋就在日记里写道：“概括当前报社工作的形势：老的已乏力少精力了，改革、前进也无力了”，“要从青年中发现领导人才”。他用杂文笔法写道：“老的是司机，掌握方向盘，青年是马达。”1985年2月14日，老束关照去市委宣传部开会讨论第三梯队建设问题的苏应奎说：“我们准备两年内搞好全部班子。”日记里接着写：“当然是指年龄过大的让青年人。”

看来，对新老交替，老束是在作筹划的。但计划赶不上变化。到了6月中旬，上面精神下来了。据老束日记载——

11日，市委宣传部“要在宣传系统年轻化，据说解放、文汇也已安排，今天副部长孙刚又来报社，先听赵超构意见，后又和我说，主题是老的如何安排”。

12日，市委宣传部“来人谈调查本报情况后的汇报，并提出可考虑入班子的后备人选五人”。

13日，“市委宣传部来人了解情况”，老束提出要“做好老青接班工作，大家满意”。

报社的这些动静，赵超构必定是知晓的。在6月14日写信时，自然而然就提到了“各报都在‘大换班’”，并表示要“少说为佳”。

赵束二位，是十分讲大局、讲原则的。市委宣传部也是有工作策略的，晚报领导班子的新老交替，做了大量的工作，很是平稳，到1986年的夏天，才宣告完成。仍据束纫秋日记：

7月29日，“市委宣传部来电，说晚报班子问题已定，并得到赵超构同意”。这天，老束和张林岚去赵超构家，赵告诉他们“孙刚等三人去他家谈了班子方案，年龄是大关，他也没再提什么”，赵超构强调退下来的老报人“要有工作，有事做，不要空起来”。

30日，孙刚“带了两个干部处长来报社谈领导班子的安排问题”，“也强调了一下对老同志要注意安排事”。

据《飞入寻常百姓家：新民报——新民晚报七十年史》载：“1986年8月，副总编辑周珂、冯英子、沈毓刚、张林岚四人同时退居二线，改任评论员。”自此，新民晚报“换班子”大事顺利完成。在这件大事上，赵超构虽然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他保留了意见。这样的“少说为佳”，是风度，也是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