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贸易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地缘竞争正在深刻改变经贸格局。关税不仅仅是贸易工具，更成为影响全球经济稳定的重要变量。其引发的不确定性已成为全球发展的潜在障碍，可能导致更多贸易摩擦。政府政策空间收窄、商业不确定性上升、消费者预期难以稳定，令全球经济变得更加脆弱。

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年会期间，一场汇聚全球政要、经济学家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的论坛，围绕“关税战冲击下的全球贸易新格局”展开深入对话。与会嘉宾认为，面对关税战的冲击，全球贸易体系在加速重构。亚洲正处于“逆全球化的再全球化中心”，能够为未来经济发展提供重要基础。

关税战对经济造成多重冲击

新加坡前副总理黄根成表示，关税战带来的三大影响值得高度关注：首先，可预测性降低。各国在贸易伙伴选择和合作方式上变得更为谨慎，信任度下降。其次，供应链加速重构。各国政府通过投资筛选、友岸贸易等方式降低战略依赖，企业则通过买家多元化、建立区域枢纽来分散风险。这一过程中，全球南方国家面临更多挑战。第三，监管环境复杂化。不同政府采用各异的技术标准和政策，大型企业尚能应对，但中小企业承受压力显著加大，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的不确定性。

匈牙利国家银行副行长丹尼尔·保洛陶伊也认为，关税战对经济产生的冲击是多重的，其中之一就是供应链重构与“友岸外包”。关税冲击导致供应链缩短，各国希望通过进入更安全的市场来增强韧性。然而，这一过程也增加了成本，阻碍了资源的最优化配置，进而影响产品价格。

保洛陶伊强调，可预测性对企业至关重要，而当前的高度不确定性正影响全球增长潜力，对劳动力市场造成长期伤害。对于国家银行而言，关税战和全球贸易碎片化还推高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增加了财政的不稳定性，并可能出现更多极端情况。

世界贸易组织原首席经济学家、美利坚大学教授罗伯特·库普曼表示，现代生产体系是一个大的网络。关税战一旦发生，其他贸易相关政策都会通过贸易链条向上下游扩散，同时影响投资决策。

不过，库普曼认为，政策并不是贸易增长的最大驱动力，其中关税只能影响全球贸易的25%，而GDP增长带给贸易的贡献可达60%—65%。这意味着关税的不确定性带来了负面效应，但创新与增长将在贸易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

“当前全球贸易面临严峻挑战，经济正被‘武器化’。”意大利前总理真蒂洛尼解释称，过去的贸易是基于规则的，而未来可能转向基于实力和“胁迫”的形态。作为开放经济体，欧盟反对碎片化、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希望保留基于规则的世界贸易秩序。

亚洲迎接历史性机遇

面对关税战的冲击，全球贸易体系并未走向崩溃，而是在加速重构。库普曼提出，重构的方式包括生产和技术中心转移、与友好国家建立更深入纽带、友岸外包等。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4.6%，高于世贸组织对2026年0.5%的预测。服务贸易增长更快，达到4.8%，增速超过制造业贸易。

“亚洲是最大的一体化贸易地区……也是最大的制造枢纽。”在库普曼看来，亚洲正处于“逆全球化的再全球化中心”，能够为未来经济发展提供重要基础。如果欧盟加强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框架下地区的协调与合作，就可以对冲美国政策带来的负面效应。

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教授李成也认为，30年前，亚洲的中产阶层数量很少，而现在全球中产阶层的重心已经转到亚洲。这一结构性变化意味着亚洲在全球事务中的话语权将不断提升。

面对着更加碎片化与不确定的全球贸易体系，黄根成提出，地区合作愈发重要，“过去一年的教训是，没有国家可以在如此不确定的环境中独行。”他认为，亚洲拥有独特的机会来构建稳定性，具体可通过三种方式实现：其一，深化地区一体化。东盟就提供了一个范例，即便全球经济日益不稳定，东盟依然保持团结。同时，东盟正加强与欧盟、海合会等伙伴的关系，为成员国提供多样化机遇。其二，加强贸易机构建设。通过实施“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推进“东盟—韩国自贸协定”，以及RCEP的持续深化，这些机制性安排最终可成为更多自由贸易协定的路径。其三，推进前沿数字化合作。在人工智能、生成式AI和机器人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若无共同的安全标准与政策标准，技术发展可能带来更大的碎片化风险。

保洛陶伊也强调，区域合作是弱化关税冲击的重要途径。他说，RCEP是历史上最大的地区贸易合作协议，很好地展示了地区的团结一致与合作关系如何降低关税战所带来的影响。除了区域经济合作，多边贸易体系同样不可替代，特别是世贸组织的争议解决职能，对于解决全球共同挑战的重要性不应低估。